小姨的住处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每天，我都必须忍耐那散发着臭气的公用厕所，它在走廊的另外一头。筒子楼的楼道又黑又窄，旁边搁放着家家户户的小型灶台、碗橱，有一家人家，居然还在门口放了一个玻璃书架，可能是因为房间太狭小，这书橱显得多余，可是又不打算扔掉。它就那么站立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每次走向厕所，我远远地就可以看到那落了灰的玻璃板在影影绰绰地反光，可是反出来的也是晦暗。
厕所是相当简陋的，蹲式的，每一个小门都是陈旧潮湿的木板，没有一个是有插销的，每一个小门口放着一个竹编的废物筐。水泥地板上经常是有水塘的，高高的窗户也是常年不关的，冷风从每一个缝隙吹进来，看得见水塘的表面有浅浅的波纹。这就是我抛弃了上海而专程到达的属于理想状态的一部分。
关于北京的记忆，我得说，每次都是这个公用厕所首先出现在脑海里。
《二十三岁》第四章2（1）
那个冬天的正午阳光，烘烤着我，我走出喧闹的北京站，觉得自己正在变得酥软，像块逐渐膨胀的蛋糕。只是回想起来，不知道膨胀的是满足感，还是哪怕再多兴奋都遮掩不住的茫然。
小姨把我从火车站接下来，找了一个红帽子拉上我所有的三个大箱子。她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呀？我说，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搬来了。小姨围着一条蓝色的手织围巾，她走得很快，出了汗。她问我，北京冷吗？我摇摇头，说，我没空去想天气的好坏。我行走在人流穿梭的北京站，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没有感到不安，只有数不清的兴奋，转动眼睛，粗略地看着人、看着天、看着对面的建筑。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被Serein描述过的，这些场景，让我体会着和他近在咫尺的错觉。
小姨还是那么瘦瘦的，高高的颧骨之下，有一片自然的阴影，在北京中午的阳光下，给她带去一种坚毅的愁容。她的寡言少笑加上高挑的个子，使她在人群中显得有点突出，似乎她周围，始终有种冷冷的空气在围绕着她。我和她，阔别了四年半，丝毫没有陌生感，仿佛昨天还在一起。她一点儿没有改变，我想象不出，岁月在她身上做了些什么。
就是这样简单，我收拾行李，上了火车，没有去想很多关于工作、金钱等等物质问题，而是等来了小姨，她接收了我的一切，将我带到那栋又深又暗的宿舍楼。楼门旁边，刚好有几只被人丢弃的旧沙发，在冬天的风里积攒了足够多的灰尘，它们灰蒙蒙的在阳光下，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有那么一个瞬间，我感到这种阳光下的灰色稀释了我的兴奋。可是下一个瞬间，随着车门砰地被关上，我就跟着小姨，一步迈进了黑暗阴沉的筒子楼。
在那个温暖得让人困乏的正午，筒子楼里的沉默、黑暗就像一种与世隔绝的洞穴。我瞬间感到了阴冷。小姨在我的前面拖着一个箱子走。走廊非常长，似乎在我的印象中，没有走过那么漫长的走廊，一个一个门被走过了。我憋住自己的恐慌，它来得毫无理由，我有小姨的陪伴了，我不该如此慌张，觉得前途未卜。小姨开始说，快到了，到了最里面的倒数第二间，就到了。
记忆中，小姨和我气喘吁吁地走过长长的走廊，打开门，看到阳光一下子洒在眼前。
我们迅速地扯掉围巾、手套，脱下大衣扔在床上。屋子里升腾着热气，北方供应的暖气原来是这么干燥这么烤人的！
我和小姨终于互相仔细打量起来。我说：“晓桐你一点儿都没变！”
她将我从头看到脚，满意地笑着，她说，“你的五年和我的五年可大不一样啊！我没有轻易地让自己变老，可是你却不由自主地长大了。”
我们微笑着拥抱了一下，和五年前的拥抱相比，我觉得这是两个女人的拥抱。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我以为我能和她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居所，完备、齐整、私密。可是整理完了箱子之后，我就发现，洗漱和上厕所都得走完这个走廊，而水是冷水，冰凉刺骨，厕所则是四处漏风，终年不见阳光。
每次看到晓桐瘦削的颧骨投下的阴影，薄薄的嘴唇，她在房间里披着一块大大的苏格兰格子披肩，每次我都觉得她是流浪在高原阴森的古堡、冰凉海边的吉普赛女人。
令人受到安慰的，无非就是这个狭小空间里的丰富。小屋子不到十平方米，窗口高高在上，阳光很充足，暖气片也在下面。一开始这是我最喜欢的角落，因为那里充满了热量，像一个制造温馨的美梦的角落。我想到G岛上她的小屋子夜晚的烛光。一张小小的单人床就是我们梦乡的原址。放两个枕头都显得拥挤，所以我们共用一只枕头。小姨说，枕头的一大半通常是被她霸占的，因为她习惯了多年的独自睡眠。可是我不一样，我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喜欢贴着枕头的边缘，有时甚至在过热的夜晚将一只胳臂拿出来。所以，一张小床就足够了。我喜欢和小姨一起睡觉的感觉，两个细长的身躯保持着相同的蜷曲程度，像彼此的影子一样，一个起来了，可是另一半还在原地做梦。
在床头，有一个电话机，台灯，以及一些零碎的东西。大都是我的。眼镜、手机、书本、水杯，还有烟缸、香烟和火柴。墙壁的另一侧，就是小姨的电脑台。那是她租用的电脑，没有所有权，但是从性价比的角度说，租得非常值得，因为我们几乎24小时都会开着它，用来处理她的资料，还有轮流上网。电脑旁边是小姨的画架，画架旁边是一个小小的台板，摊足了她的半成品照片。小姨在北京没有做那些面具。她说，面具时代已经过了。而我却想到阿贵和那个山顶的小屋，那极其艰苦而又极其浪漫的日子，依靠着她出售面具和画作维持生活。在靠近门口的小空间里，叠放着我们一共三只大箱子，在箱子外隔了一块布帘子。镜子都是嵌在门背后的。没有更多的椅子，只有电脑前的那把木头椅子，连靠背都没有。生活被逼迫到一个非常小的角落，一个小三角架子上是所有的生活用品。
早上或者中午，我们两个起床，走过走廊，去水房洗漱。每一户人家分用一个水龙头。在我们旁边的水龙头处，经常看到隔壁的胡老师。胡老师是一个大学老师的妻子，我们不知道她干什么，所以也跟着叫她“老师”。她喜欢我们这样称呼她。第一天我去，她大大咧咧地上下打量我，亮开北京人特有的嗓门说：“你是晓桐的妹妹吧！姐妹俩眉眼像、动作也差不多呢！来北京好啊！”
《二十三岁》第四章2（2）
我们还是保持着当年的称呼。小云和晓桐。
《二十三岁》第四章2（1）
如果Serein不是在北京，那么我还会义无反顾地去吗？——这是我当时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我到达的当天就上网，可是他不在线。又过了两天，他的灯亮起来了。
我没有告诉他我到达的确切时间。
——北京的夜晚有点荒凉。
——是的。有一次我沿着三环走，没有钱打车，公交车收线了。走了三个小时，仿佛整个城市只有我一个人。
——我不敢走出去。如果没有人陪。
——在上海？
——不。在北京。
——你在北京？
——是的。
——出来吗？
——现在不。
我的手指开始颤动，我下意识地往窗外望去。黄色的路灯下，尘埃正在不停地晃动，似乎有支勤奋的画笔激动地涂。小姨正在床上看一本画册。
——为什么不？
——不知道。没有准备好。
——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回去？来干什么？现在住在哪里？
他一共问了四个问题。看起来非常妥帖。我当时产生一种奇怪的错觉，似乎所有的事情都能用这四个问题开始。一个事件、一个状态无非就是这么四个问题框定的一个区域。
——来了几天。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可能永远不走。现在在和小姨住。
——你从来没有说过你有亲戚在北京。
——她也是刚刚才来。我们可能，都是流动的、暂住的。
——人人都是。
——你会见我吗？
——为什么这么问？
——你为什么这么回答？
——我会的。我爱你的。
——我也会的。
我原本打上的字是：我会的，我也爱你！可是我用回车键把它们消除了。我不想有一个激动的表情，假装不泄露自己的焦急，仅此而已。
我们的谈话到了半夜就结束了。Serein说他最近忙一些事情。我问是不是忙着画天使？他说不是。于是我们就各自下网了。下网之前，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手机是爸爸送我的，他说，在北京要一直开着手机，他要随时查岗。
我满脸通红。下了网。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我激动地回头看到床上的小姨清了清嗓子，接起电话。一瞬间，我清醒起来，那是座机，而非我的手机。
小姨懒散地说：“是我。”
我的兴奋一下子低落下去。我拿了烟，打算下楼吹吹冷风。其实平时我并不抽烟。我从床上拉出一件大毛衣，披上。小姨突然对着话筒说，“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没有事情不要打电话！我们在上网的……你打不进来的。”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出门去了。但是我没有下楼，毛衣搭在我的手臂上，点了烟，就站在门口偷听。
小姨说：“……半价也是贵的。现在又这么晚，你回家吧。……再过一会儿就没有船了！你赶紧回去吧！……我挺好的。……你就别担心了！我又不是小孩。……是的，希望在北京……可以，你租出去吧。”
就在这时，隔壁的胡老师出来了，手里端着一盆水要去倒掉。看到我了，还是那个大嗓门：“呦！你还抽烟啊？没看出来！你倒进去抽啊，站这儿多冷啊？”我勉强一笑，恨不得把她踹回房间里，再也不许她出来。
小姨显然是听到了。我也索性掐了烟，披上毛衣走了进去。再慢吞吞地脱了，扔在床上。
小姨看着我。“阿贵，就这样吧，你别等我了，有人要租你就租出去吧。就这样吧，我挂了。”说得非常快，硬是把电话挂了。
她继续拿起了画册，好半天都没有翻过一页。
我悄悄地把手机拿过来，放进衣服的口袋里。假装惊讶地说：“是阿贵的电话啊！”
“是。他问我那个房子可以不可以租给别人了。”
“你怎么说？”
“你不是都听见了吗？”
“……”
“小云，你这次来北京是长期打算吗？我们一直都没有谈过这个。”
“可能的。我会去找一个工作。”
“嗯。再租个好一点的房子。”
“我没有嫌这里不好！”
“我知道你是不习惯的。我们都不适合北京的。我只是对阿贵那么说，我也没有打算久住的。”
“那然后呢？去哪里？”
“哪里都可以啊。”
“那为什么不回去？阿贵对你一直这么好，这么多年了。”
“我不想回G岛了。我也不会因为他对我好就回去的。”
“那也不用那么凶巴巴地对他说话啊！人家站在半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