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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德和他太太每年八月都在家中举办盛大的池边宴会，所以大家都曾下过那个游泳池。事情发生后，首先出现的猜测是今年的宴会还会不会举行？如果举行，有人敢进入游泳池吗？调查结果，锡德与该事件并无关连，他也永久取消了池边宴会，这两点应该可以彻底消除你心中对他的疑虑了吧。我对锡德太太的死觉得很遗憾，真的；但是对他取消宴会倒是有点感激，因为那免去了我必须在现场想像他变成凶手的尴尬。
我坐起来，发现自己已经不哭了，而且对继续留在床上想锡德？赫希的事情毫无兴趣，所以我起床到报社去。
《费城时报》创立于一九七一年，原名《人民复仇者》，而且被简称《复仇者》好些年。八○年代的某个时间，锡德希望它的名字主流一些，好吸引广告。时至今日，《复仇者》时期的一些老作者也还在，我们偶尔仍会刊登他们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臭氧层破洞的扩大，以及对种族主义谴责的文章，但我们的主线已经偏向评论各种事物。
我们评论书籍、电影、音乐专辑、剧场演出、音乐会，甚至餐厅。有时我会想，这种凡事都要评头论足的习惯，是否就是我的“内在批评”声音总是那么大的原因。但是，我的“内在批评”声音的口气，实在太像我母亲，怪罪于工作，可能并不公平。总之，除去这些林林总总的评论，我们也刊登各种专栏，并报道当地的活动，还有大量的读者投稿。我们刊登这么多的评论、专栏、活动和投稿，使得真正刊登新闻的篇幅少之又少。如果不是沃伦？普洛特金的坚持，或许连新闻都免了。
《爱情芥末酱》4（2）
沃伦在记者生涯的早期，替《费城日报》写了八篇“领救济金之未成年妈妈”系列报道，得到国家新闻奖。但是一个星期之后，却被人揭发该系列报道抄袭自某个研究生放在网络上的毕业论文，《费城日报》随即将他开除，锡德却邀他去著名的棕榈树餐厅吃饭，并以日报三分之二的薪水聘用他来当我们的新闻主编。他肯来，真是我们运气好；事实上，任何人肯来《费城时报》都是我们运气好。但这并不是说《费城时报》一无是处。
我其实很喜欢《费城时报》的工作，不是因为薪水，也不是因为名气，这两者都毫无傲人之处；我喜欢那里，是因为你可以把狗带到办公室去。我并没有养狗，只是知道如果有一天我想养狗，我可以带着它一起去工作。此外，我也喜欢那种我想写什么几乎都可以、而且一星期后会几乎只字未改地刊登的感觉。这对写作的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何况还会有广告交换，员工可以免费去某些咖啡店、果汁吧和美容院，这些优惠提供了不少生活乐趣。
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工作的都是些怪人，而我喜欢他们。他们有的不吸大麻会死，有的专搞抄袭剽窃，有的有忧郁症，有的酗酒，有的是神经病，有的就纯粹是老怪物，这表示我这种烦躁不安的、郊区中产阶级正常人（暂且不管我的发型如何怪异）一到了那里，立刻显得鹤立鸡群。
我出了门，走路去办公室。我一向走路去上班，最好的点子都是在路上想到的。进入办公室前，我先去报社对面韩国人开的超市，找到《每日新闻》和《费城调查者》，再买一杯咖啡。过街后，我把报纸放在脚边的人行道，空出手到皮包里找前门的钥匙。右手正要开门时，我听到教堂敲钟，本能地翻过手腕对表，偏偏那表戴在拿着咖啡的左手，于是地上的报纸就被咖啡淋湿了，我要连忙跳开才幸免于难；然而，这件乌龙弄得我差点再次大哭。我扔掉湿了的报纸，爬上两层楼，走过灯光昏暗的走廊，想去洗手间清理这一团混乱。
我就是在前往洗手间的途中，看到那位身着蓝色衬衫的俊俏家伙。他迎着我正面过来，走路的样子好看极了。我心想，这可爱的陌生人在本报社的走廊晃个什么劲？大概是迷了路吧。
他对我露出微笑；我想这家伙或许是单身，所以我也对他微笑。我们擦身而过，我又多走了三步才转头去看他的屁屁。（到今天为止，我还弄不清楚自己为何回头。我不是盯着男人屁屁看的那种人。我对那个部位甚至不是非常有兴趣；就男人的身体特征，我会优先欣赏强壮的肩膀或养眼的胸膛，形状美好的手可能也很吸引我。）
就在我转头欣赏时，这位身穿蓝色衬衫的可爱家伙也转头欣赏我的屁屁；结果，我们的视线相遇，我放声大笑，他则点头微笑。但是两人的脚都没停下来，继续往各自的目标前进。
我经过厨房进入洗手间把门锁上，尽量除去衣服上的咖啡渍，然后我踩上马桶盖，转头从水槽上的镜子检查我的屁屁看起来怎么样。我发现长裤的剪裁使它看起来骗人的小（胜利，耶！），然后我从马桶上下来，打开厕所的锁，想出来查清楚这家伙到底是谁。
我跟音乐编辑马特以及性专栏作者奥利维娅共用办公室，我进去时，奥利维娅正在桌前整理一叠读者来信。她抖开一封浅蓝色的信，大声念出来。
“亲爱的奥利维娅：我苦练了好几个月的瑜伽，终于让我的脊椎和脖子的延展性变得非常好，现在我可以为自己口淫了。你可以想像我有多么高兴，然而问题来了，我开始担心性病的问题。依你看，人会从自己的嘴感染
艾滋病吗？”
奥利维娅歪着头等我回答。
“这个国家的卫生教育出了严重的问题。”我说。
“这是你的看法？”
奥利维娅就是这样运作专栏。费城那些具有各种怪癖及特异性行为的变态都写信给她，以详细到令人痛苦的文笔描述各自的性怪癖以及会让他们兴奋的事物。然后问她，我这样正常吗？她通常从善如流，一一向大家保证这很正常。
不久前有位女士写信说，她很想跟家里养的德国牧羊犬做爱，她想知道可不可以？我们这位开放的双性恋奥利维娅女士，终于不顾“面面俱到”及“读者至上”的原则，告诉她绝对不可以跟狗做爱。
为什么？因为、因为……我听到向来百无禁忌、只要对方是两条腿都可以上床的狂野奥利维娅，脑筋动得叽嘎响；即使是奥利维娅也知道，她那套自以为是的“两条腿”理论绝对不足以说服这位读者放弃她的新癖好……终于，我们的奥利维娅想出了一个理由：因为牧羊犬不能说不。《费城时报》就是这种报纸。我们的专栏作家建议读者不要做人兽交，她所根据的理论竟然是：动物不能说不。
（所以，不管“弃明投暗”已经多久，我这有名无实的基督教福音派在《费城时报》这种另类报社工作，真像犹太人在纳粹总部讨生活。我的意思是，你必须把那些事隐藏起来，而且必须隐藏得非常高明。幸好，我们的日常对话很少谈到那么深入的事情。可能的情况会是，譬如，锡德问我：你父亲做什么工作？这该怎么说，我有不止一个父亲，其中一个是极端右翼的民主党企业家，他经常做些极端右翼的事，例如跟后来担任布什总统司法部长的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是极端保守的基督徒，最著名事件是在司法部召开记者会时，拿布遮住半裸的“司法与正义”雕像。吃“祈祷早餐”，或企图把德州州立监狱民营化。我另一个父亲则是福音派牧师，他的教会有位非常著名的女信徒，她四肢麻痹但可以用嘴画画，并口含小棍子打字，出版灵性书籍，更在著名传道人比利？格雷厄姆的传道会上大唱圣歌。所以，我告诉锡德：“我父亲是个牙医。”）
腋下夹着一本杂志，马特满脸笑容地推门进来。“我刚减掉五公斤，赶快问我是怎样减掉的？”
“我的天，马特，那是我的杂志吗？”奥利维娅问他。
马特低头看向那本《娱乐周刊》，好像第一次注意到那里有东西。“可能是。”
“算了，我不要了。”奥利维娅说。
“‘厕所神经男’又把自己困在厕所里。”马特砰的一声瘫倒在沙发上。“我把他救了出来，不然他又得在厕所里待一整天。”
“厕所神经男”是走廊那边广告部的一个家伙。他有强迫症，不敢触碰厕所的门，这是奥利维娅、马特和我想了好久才得到的结论。在那之前许久，他只被我们称为“厕所游荡男”。
“不管我的问题有多大，至少我敢碰男厕所的门。”马特说。
“是啊，多么值得骄傲。”奥利维娅说。
“快问我，我的约会怎样。”马特对着我说。
“你的约会怎样？”我问。
“无聊的部分先跳过去。”他想了一下，“我们回到她的公寓，她有两只猫。后来我们在沙发上亲热，我听到厨房传来碰撞声。她不要我去探查，但我当然坚持要去。你猜我在厨房找到什么？”
“你找到什么？”我问。
“另外的两只猫。”
“我听不懂。”我说。
“她有四只猫。但是她不想被人家说成‘养四只猫的女人’，以免显得很偏执，所以只要男人来家里，她就把两只猫关在厨房，这样她就成为很普通的‘养两只猫的女人’，不像‘养四只猫’那样，会被归类为某种人。”
“她为什么不干脆把四只猫都关起来，变成‘没养猫的女人’？”
“那不可能，因为屋里猫味太重。”
奥利维娅状似理解地点头。
“你会再跟她出去吗？”我问。
“当然，她展现了令我钦佩的迂迴思考能力。别的不说，光这个就够我学的。”马特说。
我正要问他们知不知道那位蓝衣人的事，锡德出现在门口。
“五分钟后到会议室开会。”他说。
“什么事？”我问。
“大事。”锡德在门框上敲三下，“超级大事。”
我很不愿意把杰弗里？格林扯进这个故事来，但又不能不提。我非常喜欢杰弗里，大家都喜欢他。他屹立不摇地坚守主编职务十八年。他是个和气又贴心的同性恋，灵活且知足常乐，做事很有次序。
雇用我的是杰弗里，不是锡德。从布拉格回来后，我寄了几篇替大学报纸写的专栏给他，他打电话要我来面试。我们谈到一半的时候，锡德经过杰弗里的办公室，在开着的门外站了一会儿，然后探头进来看看我说：“嗯，你很能写。”就走了。
这件事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喜欢锡德，觉得他那句简短的赞美含有大量的肯定，尽管他是爱吹牛又白痴的小丑，多年来我都相信潜藏在表相之下的锡德，是个思想深刻又有远见的聪明人。后来，我不再那样想，也开始讨厌他。终于能和大家同一阵线，全心全意地讨厌锡德，让我如释重负。那是种美好而纯粹的情绪，在一片灰色中如此黑白分明。
长久以来，锡德坏事做尽，不止压低薪资并矮化大家，而且不到六月二十一日不准我们开冷气，甚至连喝一杯咖啡都必须放五毛钱到他规定的鞋盒里，但大家仍在等待他做出真正人神共愤的事。那就是开除杰弗里？格林。
大家都是在抵达开会现场才知道这消息，每个人都非常震惊。我的意思是，《费城时报》从不炒人鱿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