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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员入庭，法槌在审判长手中敲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正式开庭。执行法警，传被告人到庭。”
直到两名法警带着被告人踏出那张大敞的门，书记员的目光才循着秦森的视线挪过去。同他见过的其他被告人一样，魏琳穿着看守所的囚服，垂在身前的双手戴着手铐，枯瘦的身躯被裹在那灰白条纹长袖里，橙黄色的马甲在姜黄皮肤的衬托下尤为扎眼。出庭前她显然有好好打理自己，穿戴整齐，过长的衣袖和裤脚都被仔细卷起来，梳成马尾的长发一丝不苟。但不论打理得多干净体面，她灰白的头发、满脸的皱纹和那双黯淡无光的眼睛都令她看上去都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比她的丈夫秦森年迈至少十岁。
书记员想起她的实际年龄。推算起来，不过三十六岁。
庭审按照流程进行。审判长核实被告人身份时，书记员总会忍不住瞧瞧魏琳，再看看辩护人席上的秦森。这位生理心理学专家从他的妻子出现开始，就没有从她身上移开过视线。相反，他的妻子从头到尾都没有和他进行眼神接触。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表现都异常平静。
“被告人姓名？”
“魏琳。”
“有无别名或者曾用名？”
“没有。”
“出生年月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出生地？”
“X市。”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职业？”
“无业。”
“以前有无受过法律处分？”
“没有。”
确认被告人被执行强制措施的时间比较麻烦，因为被告人通常记不清具体的日期。书记员坐在电脑面前手指灵活地敲打着键盘记录庭审过程，略为意外地发现魏琳能够准确说出审判长询问的每一个日期。开庭前书记员看过卷宗，大约能够猜到这个被告人的与众不同，却直到此刻看着她的一言一行，才感受得真切。
“辩护人，说一下自己的身份情况。”
轮到辩护人交代身份情况，辩护人席上的女律师乔茵才抬手调整了麦克风的角度，嗓音清亮，语速沉稳：“辩护人乔茵，公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书记员多瞧了她一眼。如果不是从前听说过这个律师打赢的两场大官司，他会认为她还太过年轻，不足以应付今天的局面。可很显然，过硬的后台加上律师自身的素质有时候比资历更重要。他已经可以想象，这位乔律师在今天这场官司成功为被告人争取到最大程度的减刑后，一定会名声大噪。
秦森沉稳的声线拉回了他的思绪：“辩护人秦森，被告人魏琳的丈夫。”
大脑有所反应以前，手指已经下意识地把听到的内容记录了下来。书记员缓了缓神，视线在这两位辩护人之间转了一圈。一个后台硬、素质高的年轻律师，还有一个曾经被誉为“刑侦天才”的生理心理学专家。这样的辩护人组合让人难免要期待一场精彩的辩护。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被告人魏琳，女，1967年7月13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检察员起身宣读冗长的起诉书，格式化的内容不足为奇，“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魏琳与被害人Sanchez Harris、黄劭，因被害人Sanchez Harris对被告人魏琳实施的长达六个月的绑架、绳捆、殴打、鞭抽、针刺等虐待和催产、烧死婴儿的行为，以及在此期间被害人黄劭对被告人魏琳实施的多次强/奸行为而结仇。1999年2月3日，被告人魏琳在被害人黄劭所有的复式楼内，用复式楼厨房里的菜刀砍杀了Sanchez Harris和黄劭，并使用复式楼地下室存放的氢氧化钠将黄劭的尸体溶解在复式楼一楼浴室的浴缸中，清理了现场的血迹。事后，被告人魏琳又将Sanchez Harris的尸体肢解，通过复式楼地下室存放的绞肉机，在珠江沿岸某路段碎尸并分作七次在不同的地点抛入江内。1999年2月7日，被告人魏琳利用激光笔远距离点燃复式楼二楼窗口的蜡烛，引发煤气爆炸，破坏现场。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勘查笔录，视听资料等。本院认为，被告人魏琳持菜刀将被害人砍杀，并采用溶尸、肢解、碎尸等方式毁尸灭迹，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的规定，对被告人提起公诉，建议法庭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几乎是在检察员话音落下的同时完成了记录，书记员抬起头看向被告席后站着的那个女人，等待她的反应。
她会怎么做？当庭翻供吗？
“被告人魏琳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有无意见？”审判长同样将视线投向了她。
魏琳抬首，对上了审判长的目光。她神色平静如水，浓长卷翘的眼睫托住了审判庭顶部投下的定光，一双眼尾布满细纹的眼睛藏在那小扇子似的睫毛下边，眼瞳灰黯无光。那原本该是双漂亮的眼睛。
书记员稍稍屏住了呼吸。
“没有。”片刻过后，她缓缓张唇吐出了这两个字。
心头一松，失望来得措手不及。什么？记录下她回答的同时，书记员还在怀疑自己的耳朵。她不打算翻供？
“经审判长允许，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辩护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发问。”审判长从容颔首，已经兀自进入下一个环节，“下面首先由公诉人就定罪部分的事实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动，书记员偷空瞟了眼辩护人席的方向，试图从两个辩护人脸上看出点端倪。结果有些令他失望，因为不论是秦森还是乔茵，都没有因魏琳供认不讳的态度而吃惊。秦森自始至终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魏琳，维持着最开始那庄重的神情，那双漆黑的眼睛深邃，眸中平淡无波的神色有些莫测。而乔茵微垂着眼睑，甚至没有去翻动面前的辩护词。她似乎做足了准备，就好像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之中。
“被告人魏琳，今天公诉人依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当庭就起诉书中指控的内容和事实对你进行讯问。”捂着麦克风清了清嗓子，检察员转眸去看被告人席上的女人，“你可以作无罪、罪轻的辩解，也可以作有罪的供述。但是你必须如实回答公诉人提出的问题，听清楚了吗？”
魏琳平时前方的某处，没有同他对视，“听清楚了。”
“好。刚才审判长问过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有没有异议？”
“没有。”她说。
“也就是说，你认为起诉书中指控你的犯罪事实确实存在，对吗？”
“是。”
检方的讯问过程枯燥而乏味。书记员紧跟着进度做庭审记录，眉头不知不觉越皱越紧。他曾经见过因遭到刑讯逼供而当庭翻供的被告人，也见过文化程度极低、不申请法律援助以至于在法庭上面对检察员的讯问张口结舌百口莫辩的被告人。不管怎么样，在检察员进行询问时，被告人都会或多或少为自己辩驳几句。
然而魏琳没有。
对于检方指控的罪行，她一概承认。检察员向她询问谋杀细节，她的回答也有条有理，思路清晰。她好像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仅仅是坐在被告人席上，机械地如实回答检察员的问题，把一切她知道的、检察员想要知道的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通常在这种案情复杂的情况下，检察员的讯问至少要持续一个小时。她的配合却让讯问在三十分钟内结束。
翻了翻手中的文件，检察员又看一眼腕表上的时间，显然也对此不大适应。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审判长微微抬头，也瞧了眼手表上显示的时间，而后才望向辩护人席：“被告人的辩护人，对被告人有没有发问？”
一早调整好了麦克风的乔茵回应，“有。”
“发问吧。”审判长点头准许。
乔茵略略转头，视线落在了被告人席上的女人身上。
“被告人魏琳，辩护人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能不能如实回答？”
一刻不停地敲着键盘，书记员看了眼魏琳，恰好瞧见她偏首抬眸，面上没多少情绪地看向乔茵的眼睛。这是她开庭以来第一次朝辩护人席的方向看过去。她的视线掠过秦森那里的时候，没有停留。
“可以。”书记员听到她这么回答。
“1999年2月3日上午，你人在哪里？”
“X市仁心医院。”
“医院的监控录像显示，1999年2月3日晚上8点，你独自离开了医院。是什么导致你离开的？”
“我接到护士转给我的一个电话。”魏琳微仰下颚与她对视，语速平缓，一字一句中听不出情绪，“是Sanchez Harris打来告诉我，如果我不去找他，他就来找我。”
“所以你就去找他？为什么？他这句话刺激了你的情绪吗？”乔茵追问。
“是。”
点点头以示明白，乔茵敛下视线瞥了眼辩护词，再次抬头时神色不改，眼神却有了些细微的变化。书记员注意到她捏着辩护词的手指关节有点儿发白，那多半是用力过度造成的。她在紧张。
“1998年7月29日晚上9点，你人在哪里？”
“美国纽约州长岛，我和我丈夫的家里。”
“为什么那么肯定是晚上9点？”
“当时我丈夫正在布鲁克林开会。他出门前说过会在那天晚上回来，但是飓风‘珊娜’正好过境，我听到电台里说‘珊娜’在往布鲁克林的方向移动，而我们住的城市已经在风暴眼，会暂时平静。我担心他这个时候回来不安全，所以打电话给他留言，告诉他不用急着回家。电话上显示了时间。”
“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风暴眼会随着珊娜的移动而离开，几十分钟之后又会狂风大作。那个时候全城停电，我拿了备用电池和手电筒，打算去地下室。”顿了顿，魏琳缓慢地合了合眼，似乎在回忆当时的情形，“在我准备拿卧室抽屉里的随身听的时候，有人在我背后用沾了□□的毛巾捂住我的口鼻。我失去了意识。”
乔茵紧接着问她：“当时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这次魏琳没有立即回答。她直勾勾地凝视着乔茵，微仰的脸庞在灯光的映照下苍白如纸。
“我怀了孕。”几秒后，她翕张一下嘴唇，缓缓开了口，“已经两个月。”
旁听席上掀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大多数旁听者都是社会公众，比起发职工证、程序正当，带有故事性的东西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检察员宣读的起诉书虽然交代了事情经过，但用词生硬刻板，缺少了公众期待的人情味。这样一问一答慢慢道清谋杀背景的方式则像真情访谈，被告人的每一秒犹豫、每一分语调变化都更能刺激旁听者的反应。
这个律师想打同情牌。书记员终于弄懂了她的计划。打同情牌这一招虽然屡见不鲜，但也屡试不爽。当然，这对于一开始对一场精彩绝伦的辩护抱有期待的书记员来说，比较令人失望。
不过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期待。就像旁听席上的那些旁听者一样，他对这种悲剧性的故事十分热衷。他并不关注故事本身的悲剧性，只是在隐隐期待那种同情心在体内泛滥、心脏仿佛被揪起来的感觉。那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