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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放纵地去享受，就是一种痛苦。我的痛苦在于不能将生理上的诉求和心理上的渴望完全地剥离。我一直在等待机会，等待商仪从她的精神陶醉中清醒过来。我不能马上和她谈太过现实的问题，女人有时候是要用逢场作戏的办法来应付的。商仪当然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其实并不专横，在我演完奴才戏以后，她随后便以贵妃的娇媚来讨好我。这大概算是一种默契——维持情人之间的一种的平衡。大家都明白，只有被制衡的关系才最长久。也只有会玩平衡术的官员才能叫做优秀的政治家，在位时既能够左右逢源，退位时又可以为自己留条后路。我感觉商仪虽然离退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充满暗石浅礁的宦海随时都有可能狂风大作。她需要不断地修正航行，才能够顺利到达彼岸。
一个认为没有彼岸的人，那么他永远也走不到彼岸。商仪的远见其实并不远，她目前急需化解的就是如何遏制罗公子的野心，这却是一个瓷器活，因为既不能完全和罗家决裂，又要维系蒋家的利益。我甚至不知道她与秦秘书长又有何样的利益勾结？这些我都暂时不想关心，我最关心的是这次厅里人事的微调，我将何去何从？
于是那个蓄谋已久的话题终于在商仪随心所欲地翻看这牛皮纸信封里关于蓝大公司内幕资料的时候被我提了出来。看着商仪满足的眼神，我猜想，这回主子应该给我加官进爵了吧。
商仪笑着说：“你的心事太容易让人看透了，这样对你的仕途并不好，这样吧，你不是想下去吗？我放你去B市A局任个副局长怎么样？”
我吃了一惊，说道：“那是何厅的弟弟何局在那里做一把手，你放我过去，不是送羊入狼口吗？”
商仪却说：“B市是经济发达地区，在那边任个副局长那可是个肥缺，蒋局上来以后，那块没有咱们的人，有时候何局也不太听话，你过去帮我壮壮势力，其实何局管人事这么久，钱也捞了不少，而以前他和蒋厅又有积怨，蒋厅整他是迟早的事，只要姓何的被整翻了，我保证扶你上一把手的位置，那可是个副厅级的位置，省委这边我帮你通通关节，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暗角
商仪的提议看似前程似锦，实际上却险像丛生。我的官场智慧是从小在大院里磨练出来的，尽管因为父亲官职所限，我不能看出更深透的门道，但是如何把仅有的这点智慧披上厚黑的外衣，用“卑鄙”的手段挤走何局，实现自己上位的目标，也不是难事，难就难在我的性格，优柔寡断，仁义好施。我能感觉到商仪目前所面临的流言蜚语的压力，这种压力让她觉得把我留在她的身边已经成为了一种累赘。把我调开的原因如果仅仅是舆论的压力，那也好理解，我真正后怕的还是那条传言——有人想动商仪，把我作为突破口。
事情还没有到火烧眉毛的程度，但一切应有远见。我不想过多地问及商仪——把我调去B市A局的原因，她不喜欢喋喋不休的男人，而我正在努力地成熟着，让她知道我不是一个懦弱的男人，我的骨子里甚至乎还有一种执着和傲气，我暂时的蜷缩只是和敌人保持应有的距离，从而了解敌人，将其消灭。我想商仪是想让我消灭何局，从而把何厅留在A系统最顽固的势力连根拔掉，她甚至非常肯定地遇见到我的这种性格铁定的不合群，我的到来也必然会打破B市A局现有的势力格局。游克已经被提拔到了局政治处主任的位置上，进入了局党委成员的行列。游克的性格比较圆滑，是软刀子，我的性格比较耿直，是硬刀子，两把尖刀软硬兼施，足以把何局置于死地。但这其实还只是表面的目的，更深狠的目的是想牵出何秘书长（原何副厅，斯斯的父亲）这条大鱼，可这都是我的假设，一个官场小人物的假设。其实从商仪的视觉角度来看，她更注重的是布局，也就是说把人事关系布好了，她在A系统的势力就会更强大。一个真正的领导的能力所体现出来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他（她）如何有魄力，如何敢想敢干敢骂，那是匹夫之勇，最后的结果就可能被孤立于高高的庙堂之上，权力被架空。领导能力真正的价值是体现在懂得如何布局来制约敌对的势力以求达到平衡的层面上的，看一个领导有没有能力，看他（她）用什么样的人就知道，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国的这种官场体制造成了领导不大会去用和自己性格相差太远，趣味爱好迥然不同的人，这也是中国人事制度的最大弊端。现在的商议不会去搞一言堂，也不会再去玩以前下三滥的阴谋招数，那些都会给更高层的领导造成不好的印象。她现在颇有些开明派的作风，搞了个厅长热线，倾听民声，虽然还是在作秀，但是在那个年代比起同级的官僚已经是先行一步了。但原罪始终是原罪，不会因为她的开诚布公，懂得包容政敌，就能得到别人的原谅，原罪就像是多年前的伤疤，你越想捂着不让人知道，就偏偏有人要揭开它来伤害你。不要无知地谴责人性，因为它是上帝赐予的，它的存在就有它的目地。
化解之道
商仪的聪明在于她正在努力地化解若干年前的艳照给她带来的间歇性的伤害。她曾经为已退位去政协的李主席（原李厅，李公子的父亲）搞了一场个人摄影展，公开且高调地表示对李主席摄影技术的倾慕。在摄影展上，公布了一张她穿着比基尼与光着膀子着紧身泳裤的李主席在海滩上的合影照，这张合影里还巧妙地加进了同样着装“暴露”的其他同僚们。在那个九十年代初期，意识里还隐约有着国家领导都娶过三妻四妾是值得骄傲这种顶礼膜拜思想的年代里，一个厅级领导接受一个处级女下属的爱慕也是很值得炫耀的事情。而且这种膜拜的思想普遍存在于更高层的官员思想里。商仪的良苦用心就在于要把高层对艳照不好的想法往当时的思想背景上延伸，她要刻意地淡化照片所显示出来的肉体交易的实质，她要把人们的想法往好的方面去引导，这种方法在鲁迅年代就叫做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放在江湖就叫做精神大挪移，放在宣传上就叫做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这已经不能仅仅归类于文学上讽刺的类别了，它已经有了哲学的智慧，这既是江湖上一门很高深的武功，也是体制中的宣传手段里最厉害的招数。它和独立思考特立独行是冤家，它成长的土壤是人们普遍的被单一式的教育所同化的状态，当然也不能一棍子把它打翻在地，如果你相信宗教，相信主义，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使自己快乐，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你的选择必须是自由的，而不是被逼的。
在我黯然伤神的时候，我还不忘关心了一下宛儿的职位变动，正如我的预感，她将接任我办公室主任的位置，因为她比我更圆滑，更能够与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顶头上司陈副厅搞好关系。她甚至与秦秘书长——那个官家子弟帮的大帮主的关系也不一般。
当我把蓝大的秘密资料给了商仪以后，就更像一个局外人了。即将离开A厅，我的内心甚至有些愉悦，产生出一种被放生的感觉。这也是我与我的妻子古宛儿的关系来个了断的最好机会。我相信两地的分居，能够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冷却，从而实现理性地分手。我们都在为分离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从而缓和由于离婚带来的对仕途上的影响。但是事情往往并没有这么简单，或者说命运总是在难为你。也就是在我与宛儿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的时候，宛儿的父亲接受治疗的医院向宛儿发出了病危通知书。为了让老人一路走好，我必须与宛儿在临终的老人面前上演一出恩爱的夫妻秀。人生如戏，有人喜欢看戏，就有人要去演戏，尽管都是戏，谁在乎是真是假？
体制之悲
星期一的人事会议并没有太多的意外，只是会后江小合不怀好意的道贺，让我有些耿耿于怀。这让我觉得一个这样婆婆妈妈、喋喋不休的男人居然有着深厚的官场背景，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一定是中国的官场家族里的异类，因为他全身都散发着小农意识。
宛儿在开完会后，便急匆匆地赶往医院探望她的父亲。她并没有因为篡夺了我的位置而心怀内疚，她默然且满布阴郁的脸上现出了异常的平静。仿佛她早已将父亲的病危当成了激励自己努力复仇的力量，今天所有的一切她似乎都早已遇见，任何困难都阻止不了她复仇的脚步。她内心燃烧着的复仇火焰也只有我能看得到，而在外人眼里，她在被提拔后的默然会被人误读为低调和谦虚，那竟然是一种美德。
我追上正要开车去医院的宛儿，她按下车窗，一道寒霜她的冷眸里射了出来。
“如果你还认他是你爸，就应该和我一起去看看他老人家，从结婚到现在，你家里人也没去看过我父母几次，怕沾了晦气，让院里的人笑话，还有咱们那个低调又寒酸的婚礼，都让你的家人不满，甚至我不能为你们张家生一儿半女，都成了你们张家冷落我们古家的理由，这些我都可以忍受，但是送他老人家临终的这场戏你不给我演好，我就恨你一辈子。”宛儿数落着这些积怨已久的矛盾，每当我们夫妻关系激化的时候，这些说辞必然会被她拿出来作为攻击我的利器。
咆哮的引擎代表着宛儿的愤怒，车身毫不客气地与我不辞而别，让我的身体打了个趔趄。呆望着远去的小车，我又觉得亏欠宛儿的太多了。往事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我依稀记得在那个寒酸的婚礼上，只有两家的亲属聚在一起喝了一场并不怎么喜气的喜酒。我们没有请同事和领导们，就算厚着脸皮请了，也少有人会捧场，因为在这种凡事唯美的体制下，没有人敢同情一个贪污犯，人们可以很偏激地认为一个人贪污，那么他所有的方面都是坏的，他们个个都是熟悉潜规则的行家里手，他们当然知道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绝对的权力代表绝对的腐败，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知道厅里面最大利益的享有者是一把手，但他们却选择嘲笑弱者，因为他们的嘲笑可以显得领导们更英明，更伟岸，更明察秋毫，他们助纣为虐的嘲笑和鄙视构成了这个大院里满是奴性的压抑、恐怖、桎梏的氛围。而被打翻在地的古处长的周围就像是被孙猴子画上了一圈警戒线，任何试图接近他的人都会被领导无所不在的淫威所恐吓。古处长已经失去了为自己辩驳的机会，为了这个家庭，为了保住宛儿母亲工人的身份，为了宛儿将来能够有一份铁饭碗，他选择了沉默和服从。
如果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宛儿的父亲是伟大的，如果从人格上分析，宛儿的父亲也不至于和极恶之徒相提并论。我还记得他书房里的那首诗，充满了悔过之心。但社会并不会因此原谅他，宛儿的父亲受不了同僚们歧视的眼光，他甚至对被检察院抄家的时候，邻居们的嘲笑和讽刺耿耿于怀。他不想辩解什么，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替罪羊罢了，替罪羊的使命就是用来替罪的，过多的辩解会让人觉得你是在狡辩，因为优势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