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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大总统是从“美国”回来的，但他反对外来文化也是最凶的一个。
从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委员会和中医保护这两项来看，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极度重视。
甚至细致到了日常的穿着上。
在所有人的记忆里，这位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从来没有穿过长袍马褂，大多数时间都是以军装示人，西装洋服也很少很少穿，而他的妻子也被严禁穿着流行的旗袍。
在王恒岳看来，长跑马褂和旗袍，都不是中国的传统服饰
或者这一点上王恒岳对待自己的妻子有些苛刻了。
“我想到了一个笑话。”章太炎忽然说道：“白话文和文言文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有次，狂人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个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结果胡适立刻回击。
一次在上课的时候，有同学说起了黄侃的话，胡适说不一定吧。要不我们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果然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后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干不了’，已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有婉拒之意。又说可见语言的简练，并不在于是用白话文，还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当，白话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简练。”
众人听了章太炎的话，脸上『露』出沉思。王恒岳也微微点头道：
“不错，白话文有白话文的好处，文言文有文言文的特点。取其所长，补其所短，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互相恶意攻击，那对中国文化没有好处。这就好像『毛』笔和自来水一样，你能说谁到底强一些？我所说的保护中华传统文化，不是说一定要消灭外来文化，而是要在接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大力的发展我们自身的文化，谁要背叛了这点，也等于是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化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你王恒岳这点还是做得不错的！”
满座之中，也只有章太炎敢直呼王恒岳的名字：“我早说过无数次，那些假洋鬼子根本就没有『弄』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就开始妄自攻击，数典忘祖，这些人都该一个个抓到监狱里去！”
眼看章太炎的狂态又要发作，王恒岳急忙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来，章疯子，我再敬你一杯，你辛苦了，咱们一边喝酒一边再聊，这顿要不喝舒服了谁都不准从我这里离开！”
……
正文 第六百五十七章 土匪
第六百五十七章土匪
在那说着也不知怎么的就转到了男女问题之上（）。王恒岳当即就说道：
“说到男女问题，免不得就又要说到中国传统道德上了。中国虽然对女性有些苛刻，但也绝非不无道理。若全和洋人那样，大庭广众之下男女搂搂抱抱，女人坦肩露胸，全无男女之防的话，那这个啊”
众人相视一笑。
王恒岳也笑了一下：“国外那些女人，讲究一个开放，和男人上床便如家常便饭，要放这么一个女人在身边，那是大大不妥的，只怕我们也接受不了，这是外国人和中国人最大的区别了。我们国内有些女人老说着要夫女开放，于是开放得过了度，刁蛮任性，对男人非打即骂，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女性权威一般。更有甚者，非但对此津津乐道，还要唆使周围同伴皆是如此，可悲、可叹。”
王恒岳的话已经非常清楚的表达了他的思想，他对女人什么“刁蛮任性，蛮不讲理”的性格是大不以为然的，甚至大是厌恶。
“女人就是女人，恪守夫道那是天经地义。”张作霖很快接口道：“要是俺老张的婆娘也和外国娘们一般，老子非一枪甭了他不可！”
王庆露一边笑道：“恒帅的话要是让那些什么女权组织的人听到了，只怕要引起一场轩然**ō。”
“仅限此处，仅限此处（）。”王恒岳一笑：“咱们这也就是酒喝多了一说而已。不过这‘女德’二字，我以为是万万不可丢的”
这一顿酒喝了有三、四个小时的样子，大部分的人都是清醒着来，醉着回去。
俞雷一直留到了最后，等到客人都走空了，王恒岳拿冷水洗了下脸：“东北、朝鲜那里安排得怎么样了？”
“都已经安排好了。”俞雷平静地道：“我特遣游击第一大队，正在联络东北各地土匪，对日本占领区进行袭击。”
这话说的有些像绕口令。
王恒岳沉吟着道：“让他们继续在那坚持着，要把东北、朝鲜闹得天翻地覆，吸引住日本人的注意力，一定要坚持到民国12年9年”
俞雷应了下来。
但他始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恒帅对于日本的一切安排，都是围绕着民国12年，也就是1923年来进行的，而且甚至连日子都说的那么清楚：
1923年的9月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幅员辽阔的大东北，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中国版图上偏居一隅，远离中原，然而这里却有着独特的异域风情、丰富的自然物产资源、浓郁的民俗特色，成为自古传说中的“化外之境”。
山海关，一道特殊屏障，界定着中原大地和关外这块“化外之境”。
清朝初年，关东大地这块“化外之境”，作为满族的“龙兴之地”一直被保护，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大举进入关内，导致一段时间内东北人口剧减（）。
长期的禁关，非但没有对关东大地有利的形成保护，随着社会问题的凸显，加之黄河泛滥，连年灾祸，破产农民为了谋生，忍不住富饶的处女地的诱惑，不顾被惩罚的危险，开始大举北迁，掀起历史上出名的“闯关东”热潮。
然而，恰恰是因为东北偏安一隅的缘故，统治者自认为安全的大后方，最后成了空虚的大后方，为未来埋下了祸根，社会治安就成了问题。随着大批移民迁入、列强入侵之后，各自开垦，各地人马不一，时间长了，不可避免的就会产生很多矛盾、摩擦，加之生活贫富差距的拉开，关系不断恶化。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捐税的压力，正所谓，哪里有不平，哪里就会有反抗，一些穷苦人或者被压迫的人为了生存，自发的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团体，互相抢夺地盘，争权夺利，加之兵力空虚，内忧外患，促使他们入山为贼，落草为寇，这就是最初土匪形成的根源。
土匪虽然看着表面风风光光，但也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也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可以说土匪那是脑袋瓜子别在裤腰沿子上的凶险职业，人们不是被逼无奈还是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的。
虽然说各地土匪猖獗肆虐，但终究还是行有行规，土匪也有土匪的规矩，并不完全向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凶神恶煞。
对于土匪没有统一的定义界定，按照不同的分类，有烟匪、林匪、山匪、兵匪等等；按人数的多寡有可以分为散匪、绿林、绺子以及各种帮会等等。
由于各地文化上的差异，对土匪的称呼也各不相同，比如说在山东，叫土匪为“响马”；在中原的河南、河北等地，称呼土匪叫“老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统一称为“胡子”或“土匪”
“胡子”或者“红胡子”，是东北人对土匪的特称。
细说“胡子”的来历，众说不一（）。但主要有三种起源。
较为普遍的一种说法，是说从前有一家兄弟十八个，家里是非常的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儿子大了都讨不到媳夫，清一色的光棍儿，老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没办法，为了出路，对他们说：你们兄弟都出去谋生吧，一年后回来见我，看看你们都学了什么手艺、懂了哪些道理、长了哪些见识、能出息啥样儿？
众兄弟叩拜完老妈妈后，收拾完简单的行囊就上路了。他们走了整整一年，看见的都是穷人穷、富人富、穷人多、富人少、穷人受冻挨饿、夫人却是花天酒地，所到之处，处处都是不公平，到处都是苦难。于是，他们一商量，回到家，对老妈妈说：“这个天下，太不公平了。”
“这话咋讲？”老娘问。
“穷人穷死，富人富死，天下就没有穷苦人的出路。”
“那你们想咋办？”
“世上什么行业都有，就是缺少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儿子们说。
老娘一听可吓坏了：“这个你们可不能做，你们一杀人、一抢劫，别人早晚会认出你们是我的儿子，我们以后可怎么生活啊？”
“我们想好了，娘，我们都戴上面具，面具上再画上胡子，插上一些毛，别人就认不出我们是谁了，这样就安全了！”
就这样，他们化好妆，出去杀富济贫去了，这就是管土匪叫胡子的一种来由。后来，由于官府抓捕，他们也要各处飘荡，常年累月的在山里野外，很少能剃头刮脸，时间长了，一个个长发披散，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胡子”了。
在东北，还有人把土匪叫做“红胡子”，尤其在吉林省，这也是有来历的，相传在清末年间，东北土匪一般都用土枪，平时枪口处堵一塞木，塞木上系着红缨（）。当要射击时便将塞木取出衔在口中，远处望去就像红色的胡子，所以人们称土匪为“红胡子”。对此还有一种说法是和俄罗斯人有关，在日俄战争期间，俄国老毛子经常越过边界烧杀抢掠，尤其是哥萨克人，他们生性残忍，经常到我国境内抢劫财物、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因为俄国人都留有大胡子，东北老百姓又管俄罗斯人叫“红胡子”久而久之，中国的土匪也就跟着沾了胡子的光；胡子成为泛称。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由于北方的土匪多啸聚深山老林，为的是防止互相蚕食，或者防止政fu和地方武装清剿。隔断时间出来打家劫舍一番，然后又在老巢挥霍，时间一长胡子长得长了，又没有时间打理，另外，由于东北的天气严寒，胡子长了还能起到保暖的作用，自然就都长着乱糟糟的长胡子，所以当地人一看这种长相的人就是土匪。见到都四处躲避，时间长了，“胡子”就成了土匪的别称，尽管后来土匪也意识到这一点，拉了理发师入伙，让匪友们能够打理，注重公众形象，以免打草惊蛇，但为时已晚，“胡子”的称号就一直延续至今。
东北的年味儿是特别浓厚的，在旧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生活极其困难，东北的冬天又特别的冷特别的漫长，每年秋收过后，没有事儿干的人们就开始进入漫长的“猫冬”季节。
“猫冬”是东北方言，顾名思义，就是猫在家里不出去，以躲避冬天的寒冷。“猫”在东北土话有“躲藏”的意思，由于东北恶劣的气候条件，冬天无事可做的人们就围坐在热炕头，每天用火盘扒好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