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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这趟旅程有肯相伴，一月底我们会搬到塔霍湖的新居，我们将开始全新的生活。
我们从拉雷多回到穆尔海滩，崔雅开始和几位医师及专家们会谈，她想知道自己是否全盘地了解了。随着咨询次数的增加，逐渐浮现一个令人不安的警讯：崔雅的确有胸腔复发的现象，这意味着她罹患的是转移性癌症，而且是所有征象中最糟糕的：第四级第四期。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生气，暴怒！他们怎么能这么说呢？如果被他们说中了怎么办？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该死！真该死！肯试着安抚我，但我不想被安抚，我要将怒气狠狠地发泄出来。我愤怒是因为原本我可以早一点武装自己来抵御它的，但现在防线却轻易地被打破；我愤怒是因为我们被许多不同的意见所包围，有些来自主张化疗的医师，有些来自许多主张另类疗法的亲友。我怀疑如果他们也得了同样恶毒的癌症，是否还对自己所推荐的方法如此充满信心。我痛恨这整个情况，尤其痛恨所有的未知！知道自己需要做化疗，已经够难受了，如果根本无法确定，在手术的过程中又有迷途的癌细胞被留在体内，你的感觉会是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崔雅一旦开始思考由肿瘤科医师提出的新证据，整个局面便难以避免地陷入令人毛骨悚然的推论中。如果胸腔复发是事实，那么不接受最激进的化疗，崔雅在未来九个月中就会有百分之五十零一次复发的几率（而且可能会致命）。不是几年，是几个月！从完全不做化疗，到接受少量的化疗，到最激进、最具毒性的化疗，这一连串的过程简直比中世纪的酷刑还要痛苦。
脚步缓慢地向化疗趋近。想起圣诞节时，我们还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外科医师与放射科医师都说用不着做化疗了，如果问肿瘤科医师的意见，那就等于是在问卖保险的人你需不需要保险。因此我们只有倚赖利文斯顿的方法了。
我们回到旧金山，与两位肿瘤科医师约了时间。他们俩都建议要接受化疗，一个建议采用CMF，另一个则建议使用CMF—P（这两种化疗都是时常被采用且相当温和的，是病人比较容易忍受的）。我心中的危机意识愈来愈重了。去年我只有一个不好的指数——肿瘤分化不良（属于第四级），然而大小中等，属于第二期。至于其他方面——雌激素呈阳性反应，20个干净的淋巴结都很好。
现在，这份平衡感完全被推翻，一年内复发的可能性突然增加，而且是在接受放疗的区域复发，雌激素也变成了阴性反应，还有组织分化不良的程度已经到第四级。我逐渐相信不做化疗是愚蠢的决定，尤其是CMF并不难适应，落发量不多，一个月才注射两次，一天只需服三次药，这样我不但能避免各种感染，还能维持正常生活，好好照顾自己。
我和肯所受的折磨开始展露。我今天去散步时，他把事情的原委详细地告诉了我母亲与妹妹。我一回到家便开始向他发脾气，他未经我的许可擅自说出这件事，我觉得受到了他的排挤。通常他对我发脾气这件事是不在意的，可是这一回，他被我激怒了。他大声地叱责我，说如果我认为这个癌症的残酷磨难只是一个人的事，那我就太疯狂了，因为他也必须一起受煎熬，而且深受影响。我觉得很罪恶，自己实在太小气了，然而这似乎是我无法控制的。
我希望自己能更敏感一点，不要把他的支持与坚强视为理所当然，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快支持不住了，他其实也需要我的扶持。。电子书下载
在我们两人身上的折磨仍旧持续着。崔雅和我疯狂地打电话给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的专家们，从得州的布鲁门欣（Bloomenschein）到意大利的鲍那当纳（Bonnadonna）。
天啊，这一切要到何时才停止？光是今天一天，肯和我就和五位医师通过电话，其中包括在安德森医院的布鲁门欣大夫，他被公认是全国最杰出的乳房肿瘤专家，正如我们在旧金山的肿瘤医师所言：“全世界没有人能打破他的纪录。”这表示布鲁门欣医师以化疗治愈病人的比率比任何人都高。
我已经决定要采用CMF…P，很可能明天早上就要注射第一剂化疗药剂。但是当布鲁门欣医师回电话时，我的世界又再一次被推翻了。他强力推荐阿德利亚霉素（这是最强的一种化疗药剂，有许多可怕的副作用），他说这种药剂的效果要比CMF显著得多。此外他还特别指出，我的情况无疑是胸腔复发，属于第四期，而最近的研究显示，胸腔复发后接受切除手术的妇女，如果不采用化疗，九个月内复发的比率将商达50％，三年内的复发比率为70％，五年内的复发比率则是95％。他说，我现在有95％的几率是最细微的癌症。如果我的动作够快，现在就是我的“机会之窗”。
好是好，可是这个阿德利亚霉素……它会让我掉头发，一年中每三个星期就有四天整天随身带着便携式的泵（pump），眼睁睁地看着毒药一点一滴地流进身体，我的白血球会被杀死，口腔会溃烂，甚至还可能危及心脏。这一切值得吗？这种治疗会不会比疾病的本身还糟？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九个月内有50％的致命性的复发几率呢？
我们挂上电话之后，马上又打给彼得·理查兹医师，他仍然坚持这是局部性的复发，没有必要做化疗。
“帮帮我们的忙，彼得，拜托你打电话给布鲁门欣大夫，把你的判断告诉他。他把我们吓着了，我想看看他是不是也会吓着你。”
彼得打了电话给他，但这是一盘僵棋。“如果这是胸腔复发，那么他的数据就是正确的，但我还是认为这是局部性的复发。”
崔雅和我茫然相对。
“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她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也不晓得。”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们俩突然爆笑了起来，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告诉崔雅她该怎么办。
“我甚至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为你提供意见。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再和其他的内科大夫谈谈。似乎没有人能确定到底是胸腔复发，还是局部复发？”我们累得瘫在椅子上。
“我有一个最后的打算，”我说，“想不想试试看？’
“当然。”
“这个决定的关键是什么？肿瘤细胞的组织，对不对？病理报告，就是这份病理报告判定了细胞恶化的情况，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和一个重要的人谈过，你猜那个人是谁？”
“病理学家拉吉欧斯医师。”
“要我打还是你自己打？”
崔雅迟疑了一会儿。“医生们比较听男人的话，你打。”
我拿起听筒，拨了儿童医院病理部的电话。据说迈克·拉吉欧斯医师是—位享誉国际、非常杰出的病理学家，是癌症组织学领域中的革新者。他曾经在显微镜中仔细地看过从崔雅身上取下的组织，而这些医师们也都是在看过他的报告后，才衍生出如此分歧的意见。现在是追本溯源的时候了。
“拉吉欧斯医师，我是肯·威尔伯，泰利·吉兰·威尔伯的先生。泰利和我现在必须做出非常重要的决定。我是否能耽误你几分钟，和你谈谈？”
“我们通常都不和病人谈论病情，我想你应该了解才对。”
“拉吉欧斯大夫，我们至少征询过10名医师的意见，他们对于崔雅的复发是局部性的还是转移性的，有相当分歧的看法。我只想知道，依你看来，这些细胞到底有多大的侵略性？拜托你告诉我们。”
一阵沉寂。“好吧，威尔伯先生，我不希望吓你，但既然你问起，我就实话实说了。在我的病理学生涯中，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癌细胞，我不是刻意夸大，只是在说实话，我个人从未见过这么具侵略性的癌细胞。”
当拉吉欧斯医师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双眼眨都没眨一下。我的表情完全呆滞，没有感觉，什么都没有，只是愣愣地杵在那里。
“威尔伯先生？”
“告诉我，拉吉欧斯医师，如果是你的妻子，你会建议她接受化疗吗？”
“我会建议她去做她所能忍受的最激进的化疗。”
“其他的方法呢？”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虽然他可以花上一个小时快速背诵许多统计数据，但他只是简略地说明：“尽管到处都有奇迹发生，但我还是要说，其他的方法并不十分有效。”
“谢谢你，拉吉欧斯医师。”我挂上了电话。
8 我是谁
星期二我搭飞机前往休斯敦。阿德利亚霉素有50％的几率可能对我的卵巢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或导致停经。我非常恼怒，也许一辈子都不能有小孩了，为什么要发生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在我46岁的时候才发生？那时肯和我已经结婚10年，或许也有了小孩，一切就容易应付多了。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在我这么年轻的时候发生？太不公平了，我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我不想再被生命摆布，去你的吧！我要走了。
但那些罹患白血病或霍金森氏症的年轻人，甚至没有机会活得像我这么久，没有机会旅行、学习、探险、付出或找到人生的伴侣。一想到这里，我就平静下来了。这似乎是很正常的，想到情况比你更糟的人，会让你更重视生命中积极的那一面，也会想去帮助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我们决定接受布鲁门欣医师的建议。注射化疗药剂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我的胸腔植入一条导管，连接到随身携带的泵上。未来的一年中，每个月有四天我都得带着它到处跑。
我有点担心这次植入手术，肯在旁边看着我准备就绪，亲了我一下便离开了。我一个人躺在冰冷的长廊里，身上覆盖着手术用的布单，眼睁睁地盯着天花板出神。大夫来了，看起来相当和善，也很有悲悯之心，我禁不住落下泪来。这幅景象到今天都很清楚。他向我解释整个手术的流程，我的眼泪不断地夺眶流出，因为这个决定已经使我没有回转的余地。我必须接受化疗，接受所有可能发生的后遗症，包括不能生小孩的事实。我无法告诉他我的感觉，禁不住放声大哭，助理护士还是同一个人，理查兹医师为我切除肿块、拿掉右胸，哈维大夫为我做左胸整形手术时都是她在一旁协助。我很喜欢她，我们平静地交谈，缓和了我心中的哀伤，在第三手术室里进行如此平静的交谈实在有点怪异，我的头顶灯火通明，左边有一个看起来像是X光的机器，稍后要用来检查导管的配置，左手吊着点滴，左腿贴着接地导电片，前胸与后背都贴着心电图的电磁片，好让我的心跳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一点私密性都没有，连内在的感觉都随着这忽起忽落的哔哔声公诸于世）。我的恐惧不在于手术本身，而在于这似乎是无法逆转的一步。医师一再向我保证，这根导管可以随时抽出来，但我想他应该懂我真正的意思。
当丹美罗止痛剂（Demerol）缓缓地发生效用时，我想起去年怀孕的那段日子。我十分确定自己是不可能受孕的。丹美罗突然给我一种梦幻想法：好像有个灵在我的体内极短暂地投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