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现，但我已经不再被搅扰。癌症变成了背景，我甚至连这样的改变都不再认为是什么进步的“征兆”了。我已经听过太多人说他五年都没有复发，但后来竟然转成骨癌。不管怎样，它不再是一个不祥之兆总是好事。
体检后的几个月，崔雅和我开始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有可能恢复正常了。我们让心中的希望缓缓升起，并以此迎接未来，除了写信之外，我也开始打坐。我结合了禅宗的训练，以及卡卢仁波切所教的自他交换和本尊瑜伽。
由于自他交换的练习，我不再害怕自己的焦虑、沮丧和恐惧。每一次当痛苦和恐惧生起时，我就深深地吸入“让我把所有的恐惧吸进来”这个念头，呼气时再吐出去。我开始能安住在自己的情境中，不再退缩到恐惧、愤怒或烦恼中。其实就是，我开始能消化自己的痛苦，那些累积了三年无法消化的经验。
崔雅和我在拉雷多度过圣诞。过去四年也是如此。大家都很快乐，因为崔雅可能在新的一年重拾健康。
回到博尔德以后，崔雅发现她左眼持续出现波浪形的干扰。这个现象已经来来去去一个月左右，现在愈来愈显著了。
我们到丹佛找我们的肿瘤科医师，他为崔雅安排了一个高密度的脑部电脑扫描。当医生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等候室里，他把我拉到一旁。
“看起来有两三个肿瘤在她的脑部，其中一个相当大，大约有三公分。待会儿还要对她的肺部进行扫描。”
“你告诉崔雅了吗？”震惊尚未开始，我觉得是在谈论别人，而不是崔雅。
“还没有，等肺部检查结果出来再说。”
我坐了下来，望着空中发呆。脑瘤？脑瘤？脑瘤是……很严重的。
“她的两片肺叶里也都布满了肿瘤，算一算大概有一打左右。我和你一样震惊，明天早上你们最好到我的诊疗室来，让我好好地对她说？我要把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妥当，再让她知道。”
我整个人震惊得不知所措，我原本以为自己会这么说：“嘿！等等！我们从不这么做的，我要马上告诉她，我们从不隐瞒对方的。”可是没有，我只是麻木地点点头。
回程的路上气氛僵得吓人。
“我觉得自己很干净，很好，真的。我想那大概和糖尿病有关吧，亲爱的，我们有一段好日子等着，别愁眉苦脸的。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要宰了那个大夫，我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崔雅，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一想到这件事可能对她产生的影响，和她将要忍受的一切，我就开始反胃。如果自他交换真的有效，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她吸入我的体内，然后带着那该死的病一起消失在宇宙中。我对崔雅的爱与对那个医生的恨同时在体内无限地扩张，但我嘴里只是不断地喃喃自语：“我想一切都会没事的。”
一回到家，我马上冲进浴室狠狠地吐了一顿。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致命的吸引力”。回到家后，崔雅打了一通电话给医生，知道了所有的事。
我第一个反应是愤怒，难以抑制的愤怒！怎么会这样？！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呢？！该死！该死！该死！该死！然而我并不感到恐惧，也不特别害怕这个结果所代表的意义，我只是火透了。我开始猛踢厨房里的柜子，扔东西，大吼大叫，我不想放下我的愤怒，因为那是正当的反应，我火透了，我要抗争！我观想里的白衣骑士，现在已经变成一群凶残的食人鱼。
我们打电话给家人和朋友，第二天崔雅和我疯狂地四处寻找任何可能的治疗方法，只要可以控制这个嚣张的病情，我们一定前去求医。崔雅非常认真地考虑了近乎20种治疗方法。其中包括伯金斯基疗法、雷维奇疗法（Revici）、伯顿疗法、杨克诊所（Jander Klinik）、凯利／冈札勒斯酵素疗法（Kelley／Gonzales）、美国的生化疗法、利文斯顿惠勒中心、汉斯·尼泊疗法（Hans Nieper）、斯坦纳·路克斯诊所（Steiner Lucas Clinic），以及泽森食疗。
盛怒之后，我经历了一段放弃与沮丧的日子，我无法自制地缩在肯的怀里哭泣，我完全跌入了谷底，遗憾、悔恨与自责，我已经尽力了，难道还不够吗？我想到会怀念的事：艺术、滑雪、与家人及朋友共度余生、肯、肯的孩子。我多么希望和我的密友们共度余生。我不喜欢把这件事写下来——我永远也无法拥有肯的小孩。肯——我希望能一辈子陪在他的身边，我不想离弃他。我还想跟他厮磨好几年。我走了，他会变得很孤独，他还会再找别人吗？也许他会参加卡卢的三年闭关，这会让我好过一些。
我觉得自己才刚重生，但现在我好像又不该在这里了。
治疗方法只剩几个选择：标准的美式疗法，也就是服用更大剂量的阿德利亚霉素；激进的美国疗法，是布鲁门欣推荐的极激进疗法，由德国的杨克诊所提供。其中一个治疗项目是由迪克·科恩选出来的，他是维琪与癌症支援团体的好友，这项治疗必须长期服用低剂量的阿德利亚霉素，平均来说，14个月后如果无效，就可停止治疗。崔雅已经不想再服用阿德利亚霉素，不是因为她承受不了，而是她觉得这项治疗对癌症根本起不了作用。
杨克诊所是以短期、高剂量的化疗闻名，这个疗法非常激烈，一些承受不住的病人，就必须佐以生命支持的治疗方法。杨克诊所因为替鲍勃·马尔利（Bob Marley）与尤·伯连纳（Yul Brynner）等名人治疗而常被媒体报道。一些公开的报告（非科学性的）也指出，杨克诊所把癌症症状减轻70％，因而吸引了许多慕名者前往，他们认为这是最后的希望。然而许多美国医生却表示，这种把痛苦减轻的现象是极为短暂的，一旦癌症再度复发，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
布鲁门欣又给崔雅一连串的建议，这些疗法连中美洲的独裁者都会觉得残酷。他最后说：“我求求你，亲爱的，别到德国去。”他依惯例给崔雅一些冷酷的统计数据：也许还能再活一年吧，如果运气好的话。
16 听鸟儿歌唱
痛苦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一项奖赏。
“爱迪丝，嗨，我是肯·威尔伯。”
“肯！你好吗？真高兴听见你的声音。”
“爱迪丝，崔雅的癌症又复发了，这一次是在肺部和脑部。”
“喔，太可怕了，我真的很遗憾。”
“爱迪丝，你一定猜不到我是从哪里打电话给你的，还有，我们可能需要一点帮助。”
真不敢相信住进医院已经10天，还没开始化疗。我们在星期一抵达波恩，晚上出去吃晚餐。星期二一大早，我觉得不对劲，下午就住进了“诊所”（Klinik）。我得了严重的感冒、发烧（39摄氏度）。除非我能度过这场感冒，否则无法进行化疗，因为可能会并发肺炎。这意味着一切都得往后延两个星期。
住进这里的第一晚，与两位女士同病房，都是德国人，态度很友善，不会说英语。其中一位整夜都在打鼾，另一位似乎认为只要她对我多说些德文，我就会听得懂，于是她一整晚都以德文和我话家常，有时候还自言自语。
“诊所”的所长奚弗大夫设法让我住进一间单人房（这种病房在“诊所”里只有两三问）。房间小得不得了，我却觉得像住在七重天。我非常惊讶这里居然没有几个护士会英文，少数几位会说一点，但都不算流利。我向他们解释自己会说一点法语和西班牙语，聊表不懂德文的歉意。
第一个晚上和我同病房喜欢说话的那位德国女士，带肯和我到餐厅吃饭；晚餐供应的时间是从四点四十五分到五点半。食物糟透了。早餐与晚餐供应的大部分是冷食——起司片、火腿片、肉片、香肠片、外加各种全麦面包，这些对糖尿病人全是禁品。中餐偶尔会提供热食，像是炖肉或煮洋芋，这已经是最极限的菜色变化，但对于必须严格管制饮食的我来说，没有一样是能吃的。“真搞不懂医院里的食物到底是怎么回事？”肯不禁大声地感叹，“究竟是谁让这么多人命丧黄泉，医生还是医院里的厨师？”
第一天在餐厅里看到一位非常吸引人的年轻女郎，戴着一顶很漂亮的假发和软帽。她会说一点英语，于是我向她打听有关假发的事，因为很快就要用上了。我问她癌症的德文要怎么说，否则我连最起码的沟通能力都没有。她告诉我癌症的德文是“Mütitze”。我问她：“这里的每个人是不是都得了‘Müitze’？”她回答说：“是的”，还伸手指了一下在餐厅吃饭的每一个病人。我问她：“你得的是哪一种癌症？”她回答说：“我有一个蓝的，还有一个白的。”我傻住了，怎么也想不透她是什么意思。第二天才弄明白，原来“Mütze”是帽子，癌症的德文应该是“Krebs”才对。
我们以为波恩是一个沉闷、肮脏且非常工业化的都市。然而，它唯一令人觉得阴沉的只有天气，从其他方面来看，它是个相当可爱、美丽的城市——德国的外交中心，有一间建于1928年的大教堂，一所壮观、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学，一处非常巨大的闹区购物中心，差不多有30条街这么大（完全禁止车辆进入），再走几步路就是壮丽的莱茵河了。
火车站距离“诊所”只有一条街远，医院到我所住的位于购物中心旁的帝侯饭店，也差不多是一条街的距离。购物中心的中央是个市场，当地的农夫每天都把最鲜美的蔬菜和水果带到这个宽阔的红砖区来卖。购物中心的末端是一幢建于1720年的房子，据说是贝多芬的出生地，另一端是火车总站、“诊所”和帝侯饭店，介于其中是许多令人目不暇接的餐厅、酒吧、健康食品店、一整条街长的四楼层百货、运动用品店、博物馆和各种纪念馆、服饰店、艺廊、药局以及情趣商品店（德国的色情文化一直是欧洲人所羡慕的）。从莱茵河到我住的旅馆只要走一段路。
接下来的四个月，我天天都在这条红砖道上散步，这里每位会说点英文的司机、女侍和店东都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关切崔雅，每一次我经过都会问：“你亲爱的崔雅还好吗？”许多人甚至带着鲜花、糖果到“诊所”去探望她。崔雅说，大概波恩半数以上的人都在关心她的进展。
在波恩的这段时间，我面临了接受崔雅情况与身为支援者的最后危机。我已经竭尽所能地从西摩尔那和自他交换来消化、通过和接纳每一段考验。但我还有一些较深的、尚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我自己该做的选择、信心不足以及不再否认崔雅可能会死的事实。这所有的东西在短短的三天内全灌入我的脑中，我好像快要裂开了。我的心碎了，为崔雅，也为我自己。
眼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崔雅的感冒。“诊所”的专长是同时对病人做放疗与化疗，他们相信这会给癌细胞带来致命的重击，但是感冒会阻碍化疗的进行，因为可能会并发肺炎。在美国时，医生告诉过崔雅，如果不设法医治脑瘤，她顶多剩下六个月的寿命。因此“诊所”必须想办法，最后他们决定先做放疗，等高烧退了，白血球的指数上升后，再做其他的治疗。
我头昏脑涨地闲逛了三天，因为高烧一直不退。他们开始让我用磺胺剂（sulfamide），但效果非常缓慢。肯扶着我在走廊来来回回地散步，在房间里煮东西给我吃，为我解决所有的困难。每天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