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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我说。
“很有意思。”利普兰泽说，“这个凶手非常有意思。”我们都沉默了片刻，他继续说，“我们在她手臂和手掌上没有发现擦伤，什么都没有。”这就说明，在卡洛琳被绑起来的时候，她并没有挣扎过，“瘀伤在后背右边，应该是凶手从后面打她的地方，是先打了她然后再把她绑起来的。只不过奇怪的是，他完全可以一开始就把她弄死，变态杀人犯一般应该都是很残忍的。”
这我就不知道，我耸了耸肩。
我从信封里最先拿出来的是照片。照片很清楚，彩色的。卡洛琳的公寓在河边，原本是一座仓库，后来被改建为阁楼式公寓。她用中国屏风和厚重的挂毯把最外面的大房间隔开了，整间房子的风格很现代，但也有一些优雅、经典和古朴的装饰，她被杀的地方是在厨房外面的客厅。最上面的一张照片是整个公寓的全貌，客厅里的咖啡桌上铺着一块厚厚的绿边玻璃，桌子的黄铜支脚已经掉了，一个矮脚凳也倒在地上。总体上，我还是同意利普兰泽的观点，这个案子和我所见过的其他案子相比，确实没有什么打斗的痕迹。地板的厚绒地毯上有一块血迹，形状像一大片轻柔的云朵。我抬起头，后面就是尸体的照片了，但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看。
“‘不痛’还说了什么？”我问。
“这个凶手放的是空弹。”
“空弹？”
“是，你会感兴趣的。”利普兰泽努力回忆着熊谷医生关于精液的分析结果。精液基本没有渗出阴唇，也就是说，在发生性关系之后，卡洛琳可能就没再站起来，这也是我们认为她被强奸和谋杀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另一个原因。四月一号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是七点过一点儿，熊谷认为，死亡的时间大概在九点左右。
“十二个小时之后，尸体才被发现。”利普兰泽说，“‘不痛’说，通常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如果用显微镜观察，应该还能在输卵管或子宫里发现一些活性的精子。但这个人的精子没有一个活性的，什么都没有。‘不痛’认为，这个人应该没有生育能力。”利普兰泽刻意强调了最后几个字，“他说，这可能是之前得过腮腺炎引起的。”
“所以，我们找的是一个没有小孩而且曾经得过腮腺炎的强奸犯？”
利普兰泽耸了耸肩。
“‘不痛’说，他会提取精子的样本，送到鉴证科化验，也许他们能分析出更多的东西。”
我一想到‘不痛’要去探究高等化学的领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我们就找不到一个好点的法医了吗？”我问。
“不是已经有他了嘛。”利普兰泽故作无辜地回答。
我又叹了一口气，翻了翻熊谷的报告。
“采集到什么其他人体体液了吗？”我问。不同血型的人分泌的体液也各有不同的类型。
利普兰泽把我手上的报告拿过去看了看，“有。”
“血型？”
“A型。”
“啊。”我说，“跟我一样。”
“我也想过。”利普兰泽说，“但你已经有个孩子了。”
我说他太直接了。他根本懒得回答，又点了一支香烟，摇摇头。
“我只是还没想明白。”他说，“这整件事情太奇怪了，我们一定漏掉了什么地方。”
接着，我们再次开始分析，凶手会是什么样的人，作案的动机又是什么，这大概是调查者们最喜欢的游戏吧。利普兰泽一开始最怀疑的是卡洛琳曾经定过罪的犯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每一个检察官最头疼的问题，说不定哪天，某个被你送进监狱的人就找你报仇来了。我刚被分到审判庭工作时，接手了一个案子，起诉一个名叫潘乔·莫卡多的年轻人，他对七十七岁的老人大打出手，我的结案陈词引起了他的暴怒。这个潘乔身高一米九三，体重二百三十多斤，突然从被告席里翻出来，追了我大半个法庭，最后，还是坐在轮椅上的梅可在餐厅里制服了他。《论坛报》用整整三版的篇幅叙述了整个故事，标题更是荒唐可笑：《检察官惊慌失措，残疾人出手相救》。我妻子巴巴拉总是说，这才真正是让我扬名的第一个案子。
卡洛琳所接触的犯人比潘乔这样的人还要奇怪，因为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她负责的都是强奸案庭的工作。听到这个名字，你也就知道她的工作内容了，在那里，处理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性侵犯案件，包括猥亵儿童的案子。我还记得，有一个案子是三个男人在一起发生关系，结果却起了冲突，检方证人出庭的前一天晚上，被人往肛门里强行塞进了一个电灯泡，以威胁他不准出庭。所以，利普兰泽认为，应该是卡洛琳以前起诉过的某个强奸犯来找她复仇了。
我们都认为应该回顾一下卡洛琳办过的所有案件，看看有没有谁的作案手法和三天前卡洛琳的被杀有相似之处。同时，犯人又是她曾经起诉或者调查过的。我说我会认真检查卡洛琳办公室里的所有记录，警局也正在电脑里查找性犯罪者的记录，利普兰泽会进行对比，看两边的记录中有没有相同的名字，或是作案手段类似、都用到了绳子的嫌疑对象。
“我们现在有哪些线索？”
利普兰泽简要地向我做了介绍。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邻居中没有人突然消失，但警方对邻居的初步询问可能都比较仓促，他会安排凶杀组的警官，再对小区的所有人进行一次调查。这一次，他们会在晚上去查问，因为凶杀案是发生在晚上，晚上去调查时在家的人有可能在凶杀案发生的时候也在家。
“有一个女人说，她看见一个穿雨衣的男人站在台阶上。”利普兰泽看着自己的记事本说，“克拉波特尼可太太，说那男人好像看起来有点眼熟，但她觉得他应该不是住在那里的。”
“毛发和纤维组的人最先搜集现场的证物，是不是？”我问，“他们什么时候能有结论？”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面对的任务可不寻常，他们要搜集尸体上的每一个细微证据，拿着镊子把犯罪现场翻个遍，然后再把发现的每一样东西都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往往他们都能轻松地将各种毛发分类，还能分析出嫌疑犯穿的是什么衣服。
“需要一周，最多十天左右。”利普兰泽说，“他们重点分析的是那根绳子，希望能找出点有价值的信息来。他们还跟我说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们从地板上找到了很多绒毛，周围还有一些毛发，但找不到任何打斗过的痕迹。”
“指纹呢？”我问。
“他们到处都进行了指纹采集。”
“检查过这张玻璃桌没有？”我把桌子的照片给利普兰泽看。
“检查过了。”
“看不见的、比较隐蔽的地方呢？”
“都查了。”
“结论呢？”
“还只有一个初步的结论。”
“指纹是谁的？”
“卡洛琳·波尔希莫斯。”
“这没用啊！”
“也不是完全没用。”利普兰泽把我手上的照片拿过去，指着照片说，“看到这里的吧台没？看到这只杯子没？”一只高脚杯静静地立在那里，“上面采到了指纹，有三个，而且都不是死者的。”
“知道是谁的吗？”
“还不知道。鉴证科那边说还需要三周时间，他们那里忙得很。”警局鉴证科有每一个曾经录过指纹的人的电子档案，根据每个人指纹纹路的不同特点，可以与在犯罪现场采集到的指纹进行对比，从而确认嫌疑人的身份。以前，需要人工对十个指头的指纹进行对比，而现在，进入了计算机时代，可以用电脑完成这项工作。扫描仪会读取指纹的形状，然后与档案库中所有的记录核对。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但由于区警局经费的限制，他们并没有全套的设备，所以在查一些特殊案子时，还需要从州警局借仪器，“我让他们快点，他们就跟我扯什么专业术语。最好能有个检察官打电话催催他们，告诉他们要和全区所有的指纹记录进行对比。”
我暗暗在心里记下了。
“我们还需要查电话记录。”利普兰泽指着文件说。很多人并不知道，但其实电信公司对本地所有的通话都在电脑里保存了记录，也就是一份通话详单。我立刻拿起笔写传票，拿着传票，利普兰泽就能找电信公司要到记录了。“让他们把卡洛琳过去六个月里所有的通话记录都调出来。”利普兰泽说。
“他们肯定要大发牢骚了，估计有好几百个号码。”
“那就找所有通话超过三次以上的。我拿到名单以后，会再去找他们详细查的。不过你现在先把传票开好，省得我到时候满世界又找你。”
我点点头，我在思考。
“如果往前查六个月。”我告诉他，“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号码。”我朝自己办公桌上的电话点了点头。
利普兰泽不动声色地看着我，说：“我知道。”
那么，他是知道的，我想。我思考了一分钟，想弄明白他是怎么知道的。我觉得，也许是猜到的，人都喜欢说闲话。再说，利普兰泽往往能注意到别人根本不会在意的一些事。我甚至怀疑，他是赞同我的做法的。他虽然没结婚，但并不是单身。他认识一个比他大十岁的波兰女人，是个寡妇，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利普兰泽和她每周见面两三次，那女人帮他做饭，和他上床。在电话里，他叫她妈妈。
“你知道吗？”我说，“既然又说到这个话题，我还要说一句，卡洛琳在家的时候，总是会把门窗锁好。”我平静地对他说出这句话，连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我的意思是，她一直是很小心的，不会忘了关门和窗户。她是有点柔柔弱弱，但她是成年人，她知道自己住的是什么地方。”
利普兰泽的视线渐渐集中，双眼犀利而闪烁。他知道，我说的这个信息非常重要，而且，他似乎还觉得，我把这个信息拖到现在才说，可能也有什么深意。
“那么，你觉得是怎样？”最后，他问，“凶手杀人以后，故意把窗户打开了？”
“有可能。”
“所以，凶手是想把现场布置得像入室抢劫杀人？但其实一开始，是卡洛琳自己开门让凶手进来的？”
“这不就说得通了吗？是你告诉我，吧台上有一只酒杯，她应该是在招待客人。我敢打赌，凶手肯定不是什么丧心病狂的流窜犯。”
利普兰泽盯着自己手里的香烟。我看着门外，我的秘书尤金妮亚已经回来了。大厅里有人说话的声音，大家应该都从墓园回来了。我听到说笑声，笑声是轻松的，但也带着隐隐的焦虑。
“不见得啊！不见得。”利普兰泽终于开口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人。”他又直直地盯着我。
“你是说，你觉得是她打开门，把一个自己曾经送进过监狱的人迎了进来吗？”
“我觉得，卡洛琳会做什么样的事是很难说的。也许，是她在酒吧碰到了这么一号人物。或者，有人给她打了个电话，邀她一起喝两杯。你觉得她一定会拒绝吗？我们说的可是卡洛琳。”
我明白利普兰泽的意思。一个女检察官，所做的工作就是对各种变态的人提起诉讼，为受害者争取权益。利普兰泽确实很了解她。如果有犯人对自己很多年都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