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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你过去九年凶杀案侦探的经验，从案发现场的情况看，你认为发生了什么？”莫尔托问。
斯特恩在陪审团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反对。
“法官大人。”斯特恩气愤地说，“这完全是猜测，这不能作为专家的意见。莫尔托问的是这位警官的一种直觉。”
拉伦用他的大手摸着下巴，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反对无效。”
莫尔托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
“根据尸体的位置。”格里尔回答道，“尸体被捆绑的情况，还有现场被翻动的痕迹，家中打开的窗户，我看到凶案现场的第一眼就觉得，应该是波尔希莫斯小姐在被性侵犯的过程中或者是之后被杀害了。”
“你是指强奸？”莫尔托问，这是一个诱导性的问题，一般在直接询问的阶段是不允许问的，但现在问出来其实也无妨。
“是的。”格里尔说。
“警方的摄影师到了现场吗？”
“到了。”
“那么他们做了什么？”
“我让他们对现场进行拍照，他们也拍了。”
“你当时也在？”
莫尔托从他们今天早上推进来放证物的小推车上拿出一沓照片，正是我四个月前在自己办公室里看到过的那些。他一张张地拿给斯特恩看，然后又拿给格里尔看。莫尔托的这一招非常精明，通常，在谋杀案中，法官会尽量限制检方展示凶案现场的照片，因为那些照片都很血腥，会导致陪审团的偏见。但莫尔托事先问了现场的情况，再拿出照片，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反对，只好坐在那里，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样子。格里尔把每张照片都描述了一番，并确认现场的情况就是那样。当莫尔托再次递来照片的时候，斯特恩走到法官席前面，要求法官自己也要看看。
“尸体的照片留下这两张就可以了。”拉伦说。他拿走了另外两张，但他允许莫尔托在询问完格里尔以后，再把照片拿给陪审员看。我不敢抬头，从陪审席里的一片沉寂看来，那些照片中的血腥和卡洛琳被捆绑着的尸体显然起到了检方所期望的效果，学校女老师大概很长时间都不会再对我微笑了。
“现在请被告律师进行交叉询问。”法官说。
“就问几件事。”斯特恩说，他对着格里尔微微笑着，我们不会为难他这样的证人，“警官，你刚刚提到了一只玻璃杯，那只杯子现在在哪儿？”斯特恩盯着格里尔面前的照片。
“不在这里。”
“不好意思。你刚刚作证的时候，不是说找到了一只杯子吗？”
“我是说了。”
“哦。”斯特恩表现得很慌张，“但现在，杯子却不在你们手上？”
“不在，先生。”
“那你最后一次看到它是什么时候？”
“就是在犯罪现场。”
“从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了？”
“没有，先生。”
“你们有去找过吗？”
格里尔笑了，这大概是他站上证人席后第一次笑，“有的，先生。”
“你这个表情是不是在告诉我，你们很认真地在找？”
“是的，先生。”
“但还是没有找到？”
“没有，先生。”
“它最后出现是在谁手上？”
“我也不知道，所有的证物收据单都在莫尔托先生那里。”
“哦。”斯特恩转过身，看了莫尔托一眼。莫尔托脸上挂着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他认为斯特恩在演戏，但陪审团显然并不知道他这种表情的原因。他们觉得，这样的笑显得莫尔托很自大，“莫尔托先生有证物的收据单？”
“是的，先生。”
“那么正常条件下，证物也应该在他那里喽？”
“是的，先生，证物和原始的证物登记卡都是在检方那里。”
“那么，现在也就是说，莫尔托先生有那只玻璃杯的登记卡，但是没有那只杯子？”
“是的。”
斯特恩又转身看了一眼莫尔托，他盯着莫尔托说了一句：“谢谢你，警官。”他沉思了片刻，然后才重新转过身，看着证人。
接着，斯特恩花了几分钟时间，详细询问了各种证物搜集时的情况。当问到那个子宫帽的时候，他暂停了下来，明显是想重点问清楚。
“你们没有找到的东西其实还不只这个避孕工具，是不是，警官？”
格里尔皱起了眉头。他又不是去找大钻石或是老姨妈弄丢的蕾丝手帕，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警官，你和你的同事对那套公寓进行了彻底详细的搜查，是不是？”
“当然是。”
“但是，警官，你们不仅没有找到那个子宫帽，也没有找到任何要和子宫帽一起使用的润滑剂之类的东西，是不是？”
格里尔犹豫了，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是。”最后，他终于回答。
尼可立刻转身看了莫尔托一眼，他们坐在我前面四五米远的地方，面朝陪审团。我之前还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这两个对头。他们从坐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陪审团的反应。尼可对莫尔托悄悄说话，大概是在说，这些东西都在哪儿？显然，已经有几个陪审员对这个疑问引起了警觉。
斯特恩正准备坐回来的时候，我让他把照片拿来给我看看。他脸色暗沉地瞥了我一眼，他显然是想把这些照片赶紧扔掉才好。我又对他做了个手势，他只好把那沓照片递给了我。我找到了吧台的照片，我跟斯特恩说了几句话。他听我说完，即刻回到了证人席前面。
“格里尔警官，你认得这张编号6—G的照片吗？”
“认得，先生。”
“这上面是你找到玻璃杯的那个吧台？”
“是的。”
“先生，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找不到那只玻璃杯了，就只能靠你的记忆力了，告诉我，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记得，现场的状况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很好。那么你们拿走的那只杯子应该是放在毛巾上的这套杯子中的其中一个喽？”斯特恩把照片翻了个面，好让格里尔和陪审员们都看得见他所说的那套杯子。
“是的。”
“那么，你能不能数数毛巾上还剩多少个杯子？”
格里尔把手指点在照片上，慢慢地数着。
“十二个。”他说。
“十二个。”斯特恩重复了一遍，“也就是说，加上用作证物也就是现在不见了的那只杯子，一共有十三只杯子？”
格里尔立马就明白了这其中的奇怪之处，他摇摇头，“应该是吧。”
“一套杯子都是一打十二只，十三只不是很奇怪吗？”
莫尔托提出反对，但还没等拉伦法官作出决定，格里尔就已经回答了，“是很奇怪。”
“说真的。”在午餐休息的时候，斯特恩对我说，“我很佩服你的观察力，拉斯迪，但你一定要到最后一刻才告诉我吗？这种细节也是非常重要的呢。”
我看着斯特恩，我们正朝法庭外面走去。
“我也是刚刚才发现。”我告诉他。
下午，检方所面对的情况更加棘手。我当副检察长的时候，经手的每一个案子都会遇到困难，也就是证据最薄弱的那一环。我曾经说过，这个时候就像是在死亡峡谷里行走。现在，对尼可来说，这个死亡峡谷就是如何证明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一点。很明显，他希望在陪审团面前拿出足够的证据，让陪审员能够自己推论出来。他和莫尔托制订的总体计划应该是从格里尔警官开始，在我和卡洛琳关系的这个部分敷衍带过。最后，在各种物证的条件下直接得出结论。这个策略很合理。但所有吃完饭、回到法庭的律师们都清楚，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都将是属于被告的舞台。
检方接下来的证人是我以前的秘书尤金妮亚·马提内兹，她显然觉得这是她大出风头的好时候。她戴着一顶宽边的大帽子、长长的耳环，站在证人席上。尼可拿出了她之前作的简短证词。尤金妮亚说，她已经在检察院工作了十五年。其中有两年，她都在担任我的秘书，到今年四月为止。去年大概是九月还是十月的某一天，她接到了一个电话，但是接错了线，她无意中听到了我和另外一个人的对话，她听得出来，那个声音就是波尔希莫斯小姐，我当时正在和她商量在她家碰面的事。
“你认为听起来他们是什么情况？”尼可问。
“反对，检方问‘听起来’。”斯特恩说，“太主观了。”
“反对有效。”
尼可转过身看着拉伦，“法官，她怎么就不能说出自己听到了什么呢？”
“可以说听到的内容，但不要说自己的想法。”拉伦坐在法官席上对尤金妮亚说，“尤金妮亚女士，你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听到他们谈话时你的想法，只能说一说他们谈话的内容和语气。”
“他们说话的语气是怎样的？”尼可问，这和他之前的问题是同样的意思。
但尤金妮亚却还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
“很有礼貌。”她终于回答了。
斯特恩表示反对，但这个回答很平常。拉伦法官摆摆手，表示反对无效。
尼可这次在重要的问题上又碰到了难处。我又一次想到了他在准备这个案子时，该经历了多少困难。
“他们听起来语气很亲密吗？”他问。
“反对！”斯特恩嗖一下站了起来，这是一个带有诱导性的问题。
拉伦又一次在陪审团面前训了尼可一顿，他说，这个问题显然很不合适，不可以再问这样的问题，陪审员们应该对这个问题不予理会。但是，尼可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有原因的，他想给尤金妮亚一些暗示。
他又问：“那你能描述一下他们说话的口气吗？”
斯特恩再次强烈地表示反对，这个问题尼可之前已经问过了，尤金妮亚也已经回答了。
拉伦盯着尼可说：“拖拉王戈迪亚先生，我建议你问几个新的问题。”
形势突然转变了，谁都没有料到。
“他说‘我的宝贝’。”尤金妮亚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尼可看着她，很震惊。
“他就是这么说的。好吧？他说他会在八点的时候去她家，还叫她‘宝贝’。”
我第一次在陪审团面前失态了，我发出一声惊呼。我敢确定，我的表情一定很愤怒。肯普伸出一只手，搭在我的手背上。
“我的宝贝！”我悄声说，“天哪！”
斯特恩回过头，严肃地看了我一样。
尼可显然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他坐下了。
“现在请被告律师进行交叉询问。”
斯特恩朝尤金妮亚走去。其实，他刚一站起身，还没有走到证人席前面，就已经开口问话了。他脸上挂着责备的表情，和几秒钟前他看我的表情一模一样。
“尤金妮亚女士，你现在在检察院是替谁工作？”
“替谁？”
“就是你在帮谁打文件？替谁接电话？”
“莫尔托先生。”
“是这位先生吗？坐在检方桌子边的那位？”
尤金妮亚说：“是的。”
“当萨比奇先生由于这次调查被迫离职时，莫尔托先生就得到了萨比奇先生的职位，对吗？”
“对，先生。”
“这个职位在检察院里是一个很有权力和影响力的职位，对吗？”
“是整个检察院的二把手。”尤金妮亚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