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纪念一位同事。”他的一只脚还在车里，就对着镜头这样说。
巴巴拉这时开口了。
“葬礼怎么样？”她穿着一件红色的丝绸睡袍。
“很隆重。”我回答，“可以这么说，全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哭了吗？”
“拜托，巴巴拉。”
“我是认真的。”她靠过来。她咬紧牙关、眼露凶光。巴巴拉总是动不动火冒三丈，这让我觉得很奇怪。这么多年来，她一点就爆的脾气已经成了威胁我的一种方式。她知道我的反应比她慢，我的心里还有着陈年的恐惧和黑暗的记忆，我的反应快不起来。我父母以前就经常大吼大叫，甚至大打出手。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的吵架声把我闹醒以后，我发现母亲正拽着父亲的头发，用一卷报纸狠狠地抽他，像是在抽一条狗。每次这样的争吵过后，母亲都会在床上躺好几天，她筋疲力尽，严重的偏头疼折磨着她，她会让我别发出任何声音，然后自己躲到阴暗的房间里。
我现在无处可躲，只好走到一筐巴巴拉刚刚洗好的衣服前面，开始叠袜子。我们沉默着，只听见电视的声响，还有这座房子在夜晚会发出的声音。在离我们家半个街区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如果没有汽车的噪音，就能听见河水的潺潺流动。楼下壁炉里炉火燃烧，也在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这是今天刚生的火，烟囱管道里现在大概都是一股油腻腻的恶臭味吧。
“尼可装伤心的样子还挺像。”巴巴拉终于对我开口了。
“你仔细看，其实装得一点儿也不像，他那是一副得意的样子，他觉得他现在有把握胜过雷蒙德了。”
“有可能吗？”
我把袜子分好，耸了耸肩，“尼可确实越来越厉害了。”
巴巴拉这些年来一直见证着雷蒙德的无敌战绩，听到我的话，她显然非常吃惊，但她大概骨子里还是个数学家，我看得出来，她正在对这些新的可能性进行快速的衡量分析。她拨弄着自己浅灰色的时髦卷发，漂亮的脸蛋上露出一种好奇的表情。
“如果是真的，那你怎么办，拉斯迪？如果雷蒙德输了怎么办？”
“接受现实呗，还能怎么办？”
“我是说你的工作怎么办。”
几年前，我也曾经说过想离开检察院。当时，我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名优秀的辩护律师。但我当时并没有付诸行动，而我和巴巴拉也已经很久没有讨论过关于我的职业前途的问题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老实告诉她，“我是个律师。应该还是去干法律这一行吧，要不教书，我真的不知道。拖拉王说，他会继续让我当副检察长。”
“你相信他吗？”
“不相信。”我把我的袜子放到抽屉里，“他今天说了一大堆废话。他很严肃地告诉我，他觉得他唯一真正的对手、真正让他害怕的人是我。你知道吧，好像我会跑去跟雷蒙德说，让他靠边站，指派我做他的继任者。”
“你应该这样。”巴巴拉说。
我盯着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这种热情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巴巴拉到底是我的妻子，她感觉到了我对现任老板的蔑视。我时时刻刻都在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人人都认为我去竞选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却没有胆量去做。
“我又不是政客。”
“哦，你能做好的。”巴巴拉说，“你会喜欢当检察长的。”在我看来，妻子对我的这种判定并不准确。我决定退一步，告诉巴巴拉，所有这一切都还只是纸上谈兵，因为，雷蒙德一定会赢得选举。
“波尔卡罗最后一定会支持他的。或者，我们会抓到那个凶手。”我朝电视机点点头，“等到选举的那一天，所有的媒体都会支持他的。”
“怎么抓？”巴巴拉问，“有嫌疑目标了吗？”
“没有。”
“所以呢？”
“所以，利普兰泽和我在接下来的两周要日夜不休地工作，帮雷蒙德抓到凶手。这就是我们的策略，精心设计的策略。”
遥控器啪的一声响，电视被关掉了。在我身后，我听见巴巴拉发出轻轻的一声“哼”，听起来她很不高兴。我回过头时，她正盯着我，眼珠一动不动，充满了憎恶。
“你这人就是这样。”她用低沉的声音说，语气很刻薄，“你负责这次调查？”
“当然。”
“当然？”
“巴巴拉，我是副检察长，雷蒙德又在拼尽全力进行竞选，还有谁会来处理这次调查？如果不是雷蒙德每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忙竞选的事，他会亲自来调查的。”
几天前，我觉得，我必须跟巴巴拉说清楚这件事，但正是她可能出现的这种情绪，让我陷入了紧张和纠结。我不能逃避，否则就是欲盖弥彰。我打通电话，告诉巴巴拉我会迟点回家。我解释说，整个办公室都是一片混乱。
然后，我又加上了一句，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死了。
巴巴拉说，“哈。”她的语气是一种冷漠的惊讶，“吸毒过量死的吗？”她问。
我盯着手里的电话听筒，她居然能想出这个理由，让我觉得很意外。
但现在，我不能转移她的注意力，巴巴拉的怒火在越烧越旺。
“跟我说实话。”她说，“你调查这案子合适吗？”
“巴巴拉……”
“别。”她已经站了起来，“回答我。让你来调查，合适吗？你们那里有一百二十个律师，就找不到一个没同她上过床的人了？”
我很熟悉她这充满愤怒的语气和以退为进的策略，我努力保持着冷静。
“巴巴拉，是雷蒙德让我负责的。”
“别跟我废话，拉斯迪。别跟我说什么冠冕堂皇的废话！你可以跟雷蒙德解释你为什么不应该参与这次调查。”
“我不想让他失望。而且，这些都不关他的事。”
巴巴拉冷笑了几声，我无比尴尬。我发觉，这确实不是一个说出事实的好时机，我的策略糟透了。巴巴拉对我的这个秘密一直都嗤之以鼻，如果不是怕自己也会丢脸，她大概会把这件事大肆宣扬，贴到布告栏上去。
在我和卡洛琳幽会的那段短暂时间里，我根本不敢向巴巴拉坦白——也许是没有这个胆量，也许是不想受到打扰。后来，这段婚外情结束了，又过了一两周，我想，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吧。那天，我早早回家吃饭，以弥补过去一个月每天的晚归，我当时的借口是要准备一个案子，现在，案子已经办完了。那天吃完晚饭，奈特去看电视，每天他都可以看半个小时电视的。我却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变得思绪万千。也许是那天的月光，让我产生了一种情绪，也许是喝的酒，那大概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一种神游状态吧！我脑海里一片空白，盯着餐桌，手里拿着一只高脚酒杯，那只高脚酒杯和卡洛琳家吧台上的杯子一模一样。就在那一瞬间，我对她的思念突然涌上心头，我无法控制自己，坐在那里，号啕大哭。巴巴拉立刻就明白了，她不觉得我是生病了，也没有觉得我是因为疲劳，或是案子的压力太大，或是什么泪腺疾病。她明白了，她知道我是因为失去了一个人在哭，而并不是因为感到羞愧。
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是谁，问题简洁明快。我告诉了她。她说，要离婚吗？我说都已经结束了。我说，很短，刚刚发生就结束了。
唉，我当时真是个懦夫。我坐在自己家的餐桌旁，双手抱头，把脸埋在衬衫袖子里痛哭流涕，几乎是在哀号。我听到巴巴拉站起身，开始收拾碗盘。
后来，我安顿奈特上了床，满心悲伤、可怜巴巴地走上楼，到卧室去看巴巴拉在干什么。她又在锻炼，录像带里还是同样的音乐，声音很大。我看着她弯腰，做关节伸展，我脑中还是一片混乱，伤心欲绝，好像只剩下一副皮囊、一具假面。我本来想冷冷静静地说几句话，说我还想继续这段婚姻，但却没有说出口。她的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怨气和怒火，即便我的思维再混乱，也能一眼看出来，这个时候，任何沟通都只会是白费功夫。我看着她，大概看了五分钟那么久。巴巴拉连瞧都没有瞧我一眼，最后，她在做侧扭的时候，嘟囔了两句，“你活该，不至于如此啊！”还有几句我没有听到，但最后一个词还是听清楚了，“贱货！”
从那之后，我们努力维持着和平的婚姻关系。从某个方面来说，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婚外情反而让我有了一种奇怪的解脱。这大概也是造成目前我和巴巴拉之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她经常生闷气的原因，是我们总是相处很难的原因。因为我们有一个必须去解的心结，但这样，也就有了一个模糊的希望，也许解开了这个结，一切还有好转的可能。
我意识到，这就是现在的问题所在：我们是不是要放弃已经取得的进展。这几个月来，卡洛琳像是一个恶魔，一个从这个家里慢慢被驱逐出去的幽灵。现在，她的死又让她卷土重来。我理解巴巴拉的怨气。但我不能放弃，不能按照她的要求，放弃调查案子。我把理由深埋心底，我不能说出来，也没办法说出来。
我试着冷静地和她商量。
“巴巴拉，谁调查有什么区别呢？也就是两周半的事，到初选之前案子就会结束了，就是这样。然后，这就是警方那里的一件普通的案子了，一起凶杀悬案。”
“你难道还不明白你这是在做什么吗？你对自己做了什么？对我又做了什么？”
“巴巴拉！”我又说。
“我就知道。”她说，“我就知道你会做出这样的事。你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从你的声音里就能听出来。你这是从头再来一遍，拉斯迪。你其实是希望这样的，对不对？你希望这样。她已经死了，但你还没放下。”
“巴巴拉！”
“拉斯迪，我已经受不了了，我不会再容忍你这样了。”在这样的场合，巴巴拉从来不会哭，她会大发雷霆、火冒三丈。她坐在床上，穿着宽大的绸缎睡衣，往后重重地一躺。她抓起一本书、电视遥控器和两个枕头，这是火山爆发的前兆。我决定赶紧离开，我走到衣柜前，找到我的睡衣。
我走到门口时，她在我身后说：“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当然。”
“我一直都想问你。”
“你问。”
“她为什么不再见你了？”
“卡洛琳吗？”
“不然还有谁。”她的语气是那样怨毒，我甚至怀疑她随时会朝我脸上吐口口水。我原本以为巴巴拉是要问我为什么要和卡洛琳偷情的，但显然，她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自己想出了答案。
“我也不知道。”我说，“我猜，我对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吧！”
她闭上眼睛，又睁开，摇着头。
“你是个浑蛋！”她严肃地对我说，“你出去吧。”
我很快就出去了。我知道她会乱扔东西。我没有地方可去，又是那么想有人陪伴，我只好穿过客厅，又去看奈特。他已经睡熟了，呼吸沉稳而均匀，我坐在他床上，看着黑暗中蜘蛛侠张开的双臂，我觉得很安全。
第五节
星期一早上，在西区，交通疏导员指挥着身穿灰色西装的上班族们。码头大厅的周围种满了柳树，在春风的吹拂下已然换上绿装。九点之前，我就已经到了办公室。秘书尤金妮亚照常递给我一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