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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对骑六师能在危急关头接应总部给了很高的评价。他特别赞赏一个起义部队能据枪炮声判断情况，并能自觉以枪声为令、毫不犹豫冲人险境，实在难能可贵。当我们用馍、土豆丝、炒鸡蛋、稀饭招待彭总等人后，他特别高兴：你们用简单的饭菜招待我们，真是太好了，这样我才吃得饱，睡得好。艰苦朴素的作风可要坚持下去啊。我熟知彭总对奢侈浪费深恶痛绝。
●新式整军
总部于1948年5月26日至6月1日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春季攻势，重点是总结西府战役经验教训。并进行“诉苦”、“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新式整军。与会者有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贺龙（副司令员）、习勋仲（副政委）、甘泗淇（政治部主任）、张文舟（参谋长）等领导及野战军师以上干部；四纵队王世泰、张仲良、高锦纯、左爱、黄罗斌（缺席）、高维嵩、李宗贵、杨拯民和一纵、三纵、六纵师以上干部共80余人。
西府战役的战略意图是十分明确的，而实现彭德怀战略意图的重要关键是我军在扶风至风翔之问对敌裴昌会兵团的抗击。西北野战军阻援部队共3个旅，要抗击裴的4个整编师显然兵力不足，但若坚决抗击，给西进之敌以杀伤和消耗，就可以为我军争取时间，迟滞敌人进攻，从而实现我军整体战略目标。
但是担任这一关键阻击任务的第四纵队司令员却违背最基本的军事常识，未经请示报告，又不通知正在抗击敌军的友邻部队，不顾战局擅自将其指挥的第十旅、十一旅从杏林镇我军阵地撤走，把在乾陵抗击敌军的骑六师弃置于敌阵地中，使其处于孤立无援之地。并使友军独立第六旅十八团三面受敌，苦战至晚，才摆脱敌军，向西转移。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错误做法，造成敌人沿武功到凤翔大道长驱直人之势，使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而丧失了我军在战场上的主动权。27日下午敌援军到岐山、扶风间之益店，28日敌突然逼近凤翔，我主力陷入了背水侧敌的境地。这一突发的变化使我军处于敌军的围攻之中。而彭德怀同志的前敌指挥部被敌人重兵包围，我军各部队间的联系也被敌人破坏，前敌部指挥部的号令根本无法向所在部队下达，形势十分危急，彭德怀同志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以一个军事家的胆略当机立断，决定撤出宝鸡，向北转移，收复陇东，粉碎敌人围歼我主力的阴谋。
在几近和敌人的肉搏战中，彭德怀同志冒着炮火，亲自指挥战斗。4月28日我撤出宝鸡，经过十数日的艰苦鏖战于5月12日我西北野战军终于突出重围，转移到关中马栏、转角等地，摆脱了胡、马夹击的被动局面，但我军也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大量物资丢失，西北野战军在西府战役中共计减员“1。49万人，其中伤亡6566人，失散、被俘、逃亡等8407人（后归队2500余人）”，“未能完成建立麟游山、陇山根据地及收复陇东的任务”（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第146页）。
如此沉痛的教训，本该使某些人清醒。造成这次战役失利的主要责任者进行了3次检讨，都是避重就轻，不敢正视现实。将擅自撤走十旅、十一旅的责任或者推到下面或者轻描淡写的表示一下自责。最后一次检讨才稍微提到因“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造成错误。彭德怀曾批评他拉山头，搞宗派，丧失斗志等。
四纵其他领导，有的也认识到自己斗志不强、学习不够，始终停滞在游击战的水平上，缺少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这实际上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顾整体的安危，因而造成很大损失。
与会者对四纵队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特别是擅自撤走狙击部队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要求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应该说这个要求并不过份。且不论这些人的品德、胆量、学识如何，仅由于人为的撤退而致原本可以取胜的战斗失利，就应该将其推上审判台。
会议进行了七天，彭德怀最后作了《春季攻势总结》的报告。关于西府战斗失利，他作了自我检讨：我对敌人的分析、认识不够，他们内部虽有矛盾，但在反共上是一致的，因而在必要时，他们会联合对付我们。而这次战斗中，我们自己却没有做到协同一致。另外，对于四纵，我只看到他们是老红军、战斗力很强的一面，却忽略了对指挥员的具体分析。某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着山头主义、作风上不过硬等问题，我也没有及时解决，还把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的指挥员担任。总之，我有用人不妥的责任。
土基会议后，王世泰、高锦纯、黄罗斌等人被撤销了职务，由张达志、孙超群、贺吉祥、郭炳坤、李宗贵等接替。但是事隔不久，被撤职的四纵队个别领导人反而官升一级，成为兵团的领导，其实这种反常现象，答案并不难找。
几十年过去了，彭德怀同志在西府战役中运筹帷幄、英明决断、处乱不惊、力挽危局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失利后所表现的坦荡磊落、忍辱负重的伟大无产阶级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却不见经传，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这样重要的军史资料中也被有意或无意的遗漏了。对历史的评价，常因各种原因造成不公正、不客观的结论。我们亲身参加过西府战役的幸存的老战士，愿意把这段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告诉人们，以此告慰彭德怀同志的在天之灵。
彭德怀同志的崇高风范犹如日月经天，永存于世。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新式整军”。3月7日发表了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并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谈话，分析了西北战场我军转入进攻的形势和全国战局，着重说明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新式整军的伟大意义。6月30日中央军委同意并转发了这个决定。8月10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彭德怀作的《春季攻势总结》。
●解放西北重镇宝鸡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将纵队编为军。第四纵队编为第一野战军第四军；辖第十、十一、十二师。我分配到第四军十二师任政委，师长郭宝珊，副师长白寿康，参谋长姚知一，政治部主任李超。该师辖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共3个团。
7月11日咸阳战斗刚结束，标志着西北战场战略决战的“扶眉战役”拉开了序幕。根据彭总制定的“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计划，我师遵照军部的命令，下午4时从驻地泾阳县城出发，以12小时推进I50里的速度，在胡宗南部队的纵深密网中穿插，配合第十、十一师一举攻占罗局镇、眉县火车站等陇海线上的要冲，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我军发起总攻后，敌人向第十、十一师阵地冲击，企图打开缺口挽救败局。但在我军的英勇反击下，粉碎了敌人30余次冲锋，将其压缩至预定地区，于7月12日下午4时全歼。
7月13日16时，接到由孙超群副军长口传的军部命令：“十二师要不惜一切代价于14日拂晓前攻克宝鸡重镇，并保证其完整无损”。我师立即以三十五团为前卫队，我与郭宝珊随团为第一梯队；三十六团为本队，白寿康随团指挥全师的调动；三十四团压后的序列行进，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每小时14里的速度，横扫岐山、凤翔、蔡家坡之敌，于14日晨2时解放了西北工业重镇宝鸡。因我进军神速，攻击凶猛，敌还无暇破坏工厂、城镇的设施就被歼灭。从而也为西北野战军提供了面粉、布匹、军事物资等给养。
战后彭总来到宝鸡，看到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欣慰地笑了，并将宝鸡军管任务交给我师担任。
宝鸡不仅是西北工业重镇，而且在军事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西直通天水、兰州；向西南可直达四川广元；又是西安西面重要的屏障。加之陇海路贯通东西，渭河绕镇南直向东流入黄河，因此是理想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
宝鸡又是国民党在陕西省的军统、中统、三青团的重要据点之一。各种反动会道门嚣张；嫖妓、赌博、吸毒、贩毒等活动猖狂；流氓、地痞横行；恶霸、地主以及叛徒也聚此处藏身。
根据彭总命令：要让人民翻身，工厂不能停工，学校不能停课，要保证各行各业以及小商小贩正常营业。要建立健全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青年会、商会等。必须遵守中共中央2月27日发出的《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将宝鸡建设成模范城镇。
我师召集了连以上干部会，认真学习《关于工商业政策》和彭总的指示，对城镇进行了整顿。首先进行全面登记和集训，根据情况，依照政策，该取缔的就坚决取缔，该镇压的亦毫不留情，在20多天的军管期内，没有发生过任何违犯纪律、违犯政策以及不利于宝鸡市民的事，顺利将新宝鸡交给了新成立的宝鸡人民政府。
●高原古城兰州解放
宝鸡移交后，我师集结蔡家坡整训了7天，以参加兰州战役。我们随军部到达甘肃的张家川，此处是回民区，兄弟部队前一天在此曾歼灭马鸿宾部一个骑兵旅。随后部队经秦安、碧玉、华家岭、甘草店到达阿干镇。
我们的作战任务是通过阿干镇占领皋兰山、直插兰州市。但经我们仔细观察地形，发现与总部所掌握的“敌人不在黄河南设防，而在河北白塔山设防”的情况不符。我们推测敌在皋兰山上有重兵驻守，因发现敌之汽车往来频繁，往往是上山时因载重行驶吃力，下山时显然因空载而行驶轻快。我们立即召开党委会研究这一可疑现象。会上郭宝珊力主坚决执行总部命令，他认为情况不会变化这样快。而白寿康认为既然观察到情况有变，前卫部队指挥员有责任将新情况报告军部、总部，以便做两手准备。最后我决定：部队暂时集结于阿干镇沟口休息，快速吃早饭，保持攻击队形待命。由白寿康率一个营以火力侦察敌阵地，摸清情况真伪；同时通过电台报告军部、总部。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立即分头行动。
不久皋兰山之敌向阿干镇两座石山猛烈炮击，弹片和碎石填满了两山之间的狭窄沟道，堵住了我进攻的道路。这证实了敌人抗击阵地在南而不在北。此时总部复电：你们所报情况属实，立即撤到兰州市西沈家岭一带集结待命。
8月下旬，由于千里跃进、长途跋涉，后勤供给一时跟不上；加之部队多，生活发生了困难。一连数天，十二师和兄弟部队一样，靠吃洋芋、野菜充饥。一次外出筹粮的同志特意为师首长买回2斤小米，我为此批评了司务长：战士们吃洋芋，我们能咽下小米吗？！快倒到大锅里，大家一起吃。说话间敌人向师指挥所开了一阵炮，把煮洋芋的大锅给炸翻了。炊事班的同志只好把洋芋糊一碗一碗的收拾起来。他们把两碗稍干净一些的端给我和师长郭宝珊。我说不是刚才让炮火把锅掀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