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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那天，汉夫施坦格尔乘电车来到金德酒馆，这是一间L形的大啤酒馆，里边挤满了密集的人群。听众中有少数退伍军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数是青年和工人。许多人穿起了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汉夫施坦格尔想从记者席中找个熟人，却白费了力气。他不知道希特勒在何处；幸好有个记者将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给他看。个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戴眼镜的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第三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双齐脚踝的鞋，又笨又重，身穿一套黑衣，浆过的白领。汉夫施坦格尔不由想起，他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车站餐厅里的跑堂。但是，当德莱克斯勒将他介绍给听众，他迅速地、满怀信心地打记者席前走过时，他“毫无疑问是个穿便衣的军人。”
掌声震耳欲聋。希特勒叉开双腿，双手反剪在身后，活像个哨兵。他以平静、有节制的语调，回顾了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头对准政府，却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的语言。他讲得很仔细，用的是文质彬彬的高腔德语，有时也带上一点儿维也纳口音，离希特勒只有10多英尺远的汉夫施坦格尔，对希特勒那双真诚的碧眼印象尤为深刻。“他眼中既有诚实、真诚的神情，又有苦难和无言的请求的尊严。”开讲10分钟后，希特勒完全掌握了听众的感情。此时，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态，像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打着手势，开始用维也纳咖啡馆的方式，以狡猾的恶意，旁敲侧击。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坐在邻近的妇女，看得津津有味。后来，有个妇女竟喊出声来：“一点不错。讲得好！”正在此时，希特勒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好像对她们表示感谢似的。他还大幅度地打着手势，极力谴责发国难财的人们。
希特勒抹干了脑门上的汗水，伸手接过一个大胡子递过来的啤酒。在慕尼黑的啤酒爱好者看来，这是很具有戏剧性的。恢复讲演后，他的手势更有力了。听众席中经常有人叫骂，此时，他便镇静地微微抬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或双手往胸前一叉，简单他作答，将叫骂者的进攻粉碎。“他的技巧很像击剑运动员的冲刺和招架术，也像走钢丝绳运动员之娴熟的平衡动作。有时候，他也令我想起一位琴艺高超的小提琴手，他永远也不会将弓拉完，只留下轻轻的余音——某种不用语言的技巧去表达的思想，一种弦外之音。”但是，一旦他猛攻他的敌人——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时，谨小慎微之举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不想当德国人，我就敲破你的头颅。这是因为，不斗争，我们就不能成功。斗争，我们用的是思想，不过，如果需要，也要用拳头。”
汉夫施坦格尔听得入了神，清醒后，往四周瞧了瞧，听众的态度完全改了观，这使他大吃一惊。“一小时前还在吵吵嚷嚷，把他推来推去的群众，那些高声怒骂的人们，现在变得鸦雀无声，深受感动。他们屏息倾听，早就忘却了伸手去取啤酒瓶，似乎把讲演者的每一个字都喝了进去。”“邻座的一个年轻姑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好像沉浸在爱的喜悦中。她已忘却了自己，完全被希特勒对未来德国之伟大的信仰迷住了。”演讲达到高潮时，他已成了“语言的有机体”。猛然间，演讲结束了。听众敲打桌凳，疯狂地欢呼。希特勒已精气力尽，在汉夫施坦格尔看来“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结束一场筋气力尽的音乐会时”的景况一样。他的头发和脸都浸透了汗水，连上过浆的衣领也软下来了（“在作完一次重要的讲演后，我总是全身湿透，体重减轻四至六磅”）。
汉夫施坦格尔乘兴走到主席台边，在那里，希特勒面带自信的笑容，一点儿也不傲慢地接受着群众的恭维。“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我转达他对你的最良好的祝愿”，汉夫施坦格尔说。史密斯这个名字激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忙问汉夫施坦格尔对他之演讲有何感想。”哎，我同意你的意见”，他小心地回答着，以免伤了希特勒的感情。“你讲的有95％我赞同，其余5％嘛，我们以后再谈。”他所反对的，自然是希特勒之反犹主义。
“对此小小的5％，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吵架的”，希特勒温和地说。他边说边用一块满是褶皱的手巾在揩脸上的汗水，显得既谦虚又友好。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几声，然后伸出手来。他的手“又硬又粗”，握起来“像前线战士的手一样”。
当晚，汉夫施坦格尔辗转不眠。“当晚的印象老留在我心间。所有保守的政客和演讲家都不能与普通听众的心灵沟通。这是他们惨败之处。但是，希特勒这个自我成材者，却成功地将非共产主义的要领交给了人们，而这些人的支持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汉夫施坦格尔下决心辅佐他。
在柏林，史密斯上尉向上司呈交了一份慕尼黑之行的报告。12月5日，使馆的领事罗宾斯便向副国务卿呈交了一份私人报告。该报告称：“对巴伐利亚之组织的总的态度，本人的结论是，早晚定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在战时为德国作战的奥地利青年下士，现在在领导一场法西斯运动即所谓‘褐衣党’的希特勒，现正沿墨索里尼所走的道路缓慢地、高效能地前进。曾前往该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个非凡的演说家，其道德水准虽不是最高，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一如墨索里尼之所为，他获得了企业界的巨额资助，但其进展缓慢。他对曾前往该处之我武官助理杜鲁门·史密斯说过，他不拟在下月，甚至在两个月内，发动大规模的运动，他正在募集资金和装备，一切均进展顺利。”
在当时正忙于其他更紧迫事务的国务院里，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什么震动，而被束之高阁。但是，在德国，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的增加及冲锋队之增长，却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关切。12月中旬，巴伐利亚州内务部提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该报告声称，希特勒所领导的运动，“毫无疑问将危及政府，不仅危及现政权形式，而且危及任何政治制度，因为其对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银行资本家之罪恶看法一旦得逞，就会出现大流血事件和混乱。”
几乎与此同时，帝国新任总理大臣威廉·古诺也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很奇怪，竟出自保加利亚驻慕尼黑领事之手，它系保加利亚领事与希特勒进行的坦率的谈话。希特勒说，德国的议会政府即将崩溃，原因是议会领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右派或左派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北德的大城市大都受左派控制，但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每星期都有几千人入党，肯定会在巴伐利亚得取胜利。还有，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中，75％的人是工人党党员，在该市的普通警察中，百分比更高。希特勒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北德获得控制权。为拯救民族，巴伐利亚必须组织反革命，为此，他们需要一位铁腕独裁者，即“在必要时，随时准备踏着满是鲜血和尸体的田野前进”的人物。
这是对未来事件所作的令人丧胆的预测，特别是它预言，希特勒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对法国占领鲁尔的计划，将获得巴伐利亚大部分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欢呼。他们曾忍受”赤色统治”时期的可怕的岁月，并随时准备采取无情的行动，反对任何敢于宣扬“左派教条”的人们。
（3）
1923年初，英法两国在“赔款委员会”内发生争吵，英国代表团退出了该委员会。这便给了法国用武力解决赔款问题以可乘之机。1月11日，法军与比利时军以德国未履行义务为借口开进了鲁尔区。这一行动不但激起了全德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且也加速了马克的贬值。不到两星期，马克对美元的比价便从6750∶1跌至50000∶1（1918年“停战协定日”之比值为7．45∶1）。为一次柏林之行，魏玛政府支付给“保证委员会”的火车票款就“需用数个大字纸篓装满面额为20马克的纸币，由7个办公室人员抬着，从办公室一直抬到火车站”。现在呢，它需要49人才能抬动。
鲁尔区被侵占，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的增加，不单拓宽了民族主义的基础，而且也为希特勒带来了更多的追随者。希特勒不屑于与包括“社会主义多数派”在内的其他党派合作，独自组织抗议集会，还宣布要在1月27日，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个生日，举行7个公众集会。
虽然巴伐利亚的警局局长早已通知他这些集会将会遭禁，但希特勒全然不惧。他高喊说，如果警方想开枪，那就请便，反正他就坐在第一排。他果然未食其言。到了那一天，他坐上车子，匆匆从这一会场赶赴另一会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革命时期，我都未经历过如此激愤之群情”。曾在罗文布劳酒店参加集会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回忆道：当希特勒大步走进过道时，全场起立，高喊“万岁！”“他走过时，我离他很近。我看得出，此时的他，与我在私宅内见到的，完全不同。他苍白的脸上显出了内心的狂热。他的双眼横扫左右，似乎在寻找要征服的敌人。是不是群众给了他这一奇怪的力量呢？这力量是否从他身上流进群众？我连忙写道：‘带有残酷意志的狂热而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
次日，他们再次置警方之禁令于不顾。6000名冲锋队员，打着旗帜，来到马斯弗尔德。他们站在雪中，全身冻得发抖。有些人头戴清一色的滑雪帽，身穿棕色茄克，打着绑腿，其他人则穿商人服。他们打的旗帜各式各样，卍字也有大有小。这群人衣着虽然五花八门，但立正口令一下，他们一个个笔直地站着，好像他们是德皇的精锐师团似的。警察虽然作好了捣乱的准备，却没有出现混乱情形。事实上，这两天的集会并不令人怵目。没有暴力事件，也未出现公开的骚乱，但其反响却是重大的。希特勒对警方的蔑视，使许多持中立的领袖倒向他的一边，并驱使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沿着更加激进的道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巴伐利亚政府的威信。在与当局的首次严重对垒中，得胜的是希特勒。
“他是个非凡人物”，几天后参加了希特勒的集会的美国记者卢德威尔·丹尼报道说，“他的演讲简短而强烈。他不停地攥紧拳头，攥了又放，放了又攥。在与我单独在一起的简短的时间里，他似乎很不正常；奇异的双眼，神经质的双手，奇怪地摆动着的头。”他的私生活当然是不正常的。他依旧住在荻埃尔大街那幢昏暗的楼房里，房子虽然大了些，也不像先前那间那样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