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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o“目前，由你来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合适的。”
o1o杜鲁门总统在给赫尔利大使致电后，于5月26日急派霍普金斯赴苏与斯大林面谈。双方约定：一是通知宋子文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由苏方直接向宋提起雅尔塔协定；二是宋到达莫斯科后，再由赫尔利大使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
o7o明人不做暗事。显然当时这样安排，是要迫使中方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接受雅尔塔协定的全部条款。
ozo可是7月不到，蒋介石已从赫尔利大使那里私下了解到《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5月23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向杜鲁门面陈国民政府的基本意志。出乎无奈，这时杜鲁门才金口玉开，于6月9日在华盛顿会见了宋子文，并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诉了他；且还说“为防泄密，暂不要把内容转告蒋委员长。”
o小o宋子文道：“看了协定，关于远东条款用词含糊，对某些问题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如不事先澄清，对中国甚为不利。”
o说o杜鲁门支吾答道：“如有什么具体意见，可以书面提出，我们再作商讨。”
o网o宋子文此时也只好答说可以了。
6月11日，宋子文向杜鲁门出示书面意见，共有6点：
一是外蒙古的“现状”可以有多种解释；
二是对有关库页岛的条文感到满意；
三是关于辟大连为自由港，中国的主权应得到承认，该港的行政管理权亦应属于中国；
四是关于租借旅顺港，不得援引日本的先例延长租借期；
五是关于南满铁路，苏联不得控制铁路沿线两侧地区并派驻军队，中国反对在南满驻有任何外国军队；
六是如何理解雅尔塔协定中所载的苏联在满洲的“优越权益”，须予考虑。
同年6月14日，宋子文又向杜鲁门总统指出：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及苏俄同张作霖达成的协定里，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了一切特权和租借地，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特权地位。他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须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在经历了中日战争的一切苦难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坚决反对在中国恢复租借港口的先例。宋子文的这些意见，实际上表露出对雅尔塔协定的不满以及对苏联的担心。
中苏会谈仍定于7月初举行。杜鲁门于6月15日致电斯大林：“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
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国插手中苏协定，无疑是美国在远东与苏方达成一种妥协和默契。
试想，种子撒下了就遇风霜，长出的苗儿会是怎样呢？
宋子文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与斯大林吵了起来。当时，也难怪宋子文不冷静。
双方会谈之初，斯大林要求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即加以拒绝；雅尔塔协定中有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的字眼儿，问题是如何解释“现状”一词，当时分歧尤大尤烈。
会后，宋子文立即致电蒋介石，拟就打开外蒙问题僵局提出3项方案：
一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
二子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
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共和国及英自治领土，性质不同。
蒋介石于7月6日复电宋子文，仍坚持拒绝承认外蒙独立，但保证给予外蒙高度自治权。
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指示后，于7月7日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三轮会谈。在此一轮会谈中，宋子文将中国方面意见传达给苏联代表。
苏方代表问：“何谓高度自治权？”
宋子文解释说：“外蒙将来可享受内政、外交和军事上的自主，外蒙获得高度自治权后，可以运用外交自主的原则，与苏联订立协定，如运用军事自主的原则，可以让苏联驻军等。如此，同样可以达到苏联的目的。”
苏方在此次谈判中，继续以“出兵攻日”做它的王牌，而以外蒙独立、东北的特殊权益做它的交换条件。所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须在上述问题获得满意的解决以后，才可以订立，且苏联才可以对日出兵。此时距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会谈的日期已近，斯大林特别延迟赴德日期，以候中国方面的正式答复。
美、英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当时极力赞同苏联的条件。于是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又向宋子文发电说：
中国政府愿以最大之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总理在日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问题如下：
一、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兹为中苏共同利益计，中国准备同意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20年。至旅顺之行政管理权，则应属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正完整。中东南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至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的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亦为20年。
二、……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
三、中国共产党有其单独之军事及行政组织。因之，军令政令未能全归统一，深盼苏联只以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四、外蒙问题为中苏两国关系症结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独立。为避免将来纠纷起见，拟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宜宣布外蒙之独立。关于外蒙区域之范围，应以原疆界中国之旧地图为准。中国政府深望苏联政府能明了中国政府极大之牺牲与诚意，切实谅解，藉以获得两国永久而根本之合作。
当时正当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候，宋子文接到上述指示，并当场向苏方代表阐述了蒋介石的指令；同时再次向苏方表明中方立场说：“割弃领土之痛苦，中国牺牲之重大；倘无有补偿，无法向国人交待。”
苏方代表见中方立场有所缓和，当即答称：“关于东北，愿作任何中国所希望之声明，苏联承认中国在满洲之完全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苏方目前不予支持，将来亦无支持之意向。苏方援助应给中央政府，以往既系如此。”
然而此次会谈后，东北问题并未因领土主权完整的被承认而得到解决。在此前会谈中，苏联要求铁路经营与旅大特权的期限为40至50年，同盟期限为20年，而蒋介石只答应均为20年。苏联认为太短，要求改为30年，井要求国民党政府同意。其次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铁路管理、旅大管理与旅顺军港附属地之范围等。
关于大连问题，苏联当时提出享有港湾专用的特殊权利，两国共同管理，赢余均分。而国民党政府只承认第一点，指定若干码头仓库租予苏联，并给予免除租税之便利；对于第二点，则以苏方已承认领土完整的原则拒绝之。
关于旅顺问题，苏方要求军港由苏联管理，附属区之行政官吏，中国须征得苏联同意方能任命，并要求旅顺附近的缨岛、雷岛不设防。但国民党政府则只允许旅顺军用港共同使用。
关于铁路的经营，苏联要求设理事会，理事10人，中苏各半。理事长华人，铁路长苏人。但国民党政府只允许中东路之理事长为华人，铁路长可由苏人担任，而南满路之理事长应为苏人，铁路长应为华人。
当时的谈判犹如一场拉锯战，意见不尽统一，一直持续到7月 12日的第 6次会谈。后因斯大林及其外长急着赴德参加 3国首脑会议，会谈不得不暂告一段落。双方共同发表了一个公告，随即宋子文便由莫斯科飞回了重庆。
当时中苏双方在公告中声明：
在过去数日中，苏联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斯大林，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莫洛托夫与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氏在莫斯科进行了会谈。以下人员参加了会谈：苏方为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洛索夫斯基，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华方则为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与蒋经国氏。会谈目的在改进中苏关系。因此，有关双方的重要问题，均曾提出讨论。会谈在友好的空气下进行，并显示极大之相互谅解。会谈以斯大林及莫洛托夫须离苏参加三国会议，宋子文须返重庆数日而暂告中断。惟在最近将来，会谈将继续举行。
美、英、苏3国首脑在波茨坦历时17天的会议，于8月2日结束。于是宋子文一行重抵莫斯科，谈判继续进行。不过经过前6次的会谈，双方似乎更冷静了。此时，斯大林明确表态，不把大连港及相连的铁路划人苏方军事区；但也不同意宋子文的意见，把大连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要求应向苏方出租部分港区作商业用途。斯大林坚持建立一个双方有同样名额的委员会共同管理大连港和大连市。此外，苏方还提出，在苏占领区应将包括企业股份在内的一些日本资产视作苏军的战利品。这些问题，当时宋子文均严辞拒绝。
当时所以拒绝，其实也是宋子文难拿主意，要想再听听蒋介石的意见。于是会谈后宋又急电蒋介石：“苏方对于大连行政，拟将坚持苏方必须参加管理；关于此职等拟于必要时为权宜之拒纳。因苏已对日宣战，形势趋紧，不容过事迁延。”
很快蒋介石回电称：“大连问题名义上须为自由港，其与海军有关之事，准由兄等权宜决定。”关于外蒙古之事，蒋又指示道：“对于外蒙及其它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
有了蒋介石这副“安心丸”，当时宋子文心里便有谱了。
然而恰在谈判的节骨眼上，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这一新式武器具有2万吨TNT的威力，较英国的11吨“地震式”炸弹的爆炸力尚多200倍。当时，两颗蘑菇云的烟雾还没消散，斯大林似乎已看出了端倪，于是苏联急忙向日宣战出兵。
8月9日，百万苏军在东西2000英里的中苏边境上正面突破，与日本关东军发生激战。继而，苏军又越过300英里的西伯利亚地区，四路紧逼满洲里。一周之后，苏联军队已抢占了大连、旅顺，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东北。当时，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乱了日本多年布防的东北防线，加速了日军投降的时间。
于是，日本方面在内外遭受双重打击的情况下，于8月10日便向苏联驻日使馆交上了投降书。
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应是献给中苏会谈的厚礼。在此基础上，中苏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顺利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之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