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帝王系列(全本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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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帝王系列(全本txt)- 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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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南阳市委,现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红楼梦》学会河南理事,南阳市文联主席。平素散漫不羁,敦厚于友而择友甚严,喜爱读书而不求甚解。
  二月河40岁开始文学创作,致力于营建“帝王系列”。以描述清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的三部长篇历史小说名闻天下,《雍正皇帝》问世后曾荣获河南省政府文学大奖,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改编后的电视剧轰动海内外,连国家总理朱鎔基也于政务倥偬中热衷追看,足见历史题材的优秀作品有其不可抗拒的魅力。
  《雍正皇帝》包括《九王夺嫡》、《雕弓天狼》、《恨水东逝》三部。共140万字。全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又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推出中文繁体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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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略论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说
阿 瑟
 
  二月河的清朝帝王系列小说在国内轰动了好一阵子了,特别是最近推出的《雍正皇帝》电视连续剧更是家喻户晓,据说政府首长们还极力推荐来着。网上的议论也时有所闻。我还未脱俗,尽管不是很热情,但还是花了不少心机和时间赶这热潮,到图书馆借了《康熙大帝》和《雍正皇帝》十几部头,象馒头夹着咸菜猛啃起来。
  窃以为涉及历史的小说大概分历史小说和历史题材小说。历史小说一般追随史书,时间和人物以及大事件,都沿历史的方向发展;而历史题材小说则没有这些框框,采某一历史题材,按作者的思路和编故事的需要发展。二者孰优孰劣并无定论,全由读者判定。我不知道二月河的写作宗旨,是想将他的帝皇系列写成历史小说呢还是历史题材小说。从字面上看来,二月河是要将它写成前者的,也就是书中的时间和人物以及大事件,都是沿历史的方向发展的,甚至准确到连年月日都写上了。这个从字面上看到的信息,可以从二月河为《康熙大帝》写的自序中得到引证:
  “我对清史的兴趣是从研究《红楼梦》这部奇书开始的。此前我一直悠游于两汉及两晋史中。一九八○年前仅涉猎了《清史稿》,草草过目,自然十分皮毛。
  但我的红癖和凡事拼命追根索源的秉性,终于将我推入浩如烟海的清史资料中,以至于在这海中迷失本来面目,‘乐不思蜀’,几乎完全放弃了原来的目标。”
  给我的印象是,二月河是非常着重历史真实的,第一他有凡事拼命追根索源的秉性,第二他有红癖,第三他愿意把自己埋入浩如烟海的清史资料中。给人的印象是他要将这套帝皇系列写成像《红楼梦》那样经得起推敲的大作,很大程度上是如此,至少不要写成坊间流传小说;要不然抓个把历史题材任意发挥,完全可以有所成就,何须努力研究历史?另据二月河曾表示,《雍正皇帝》是他研究了两年才下笔的。
  可是自序中的另一段话却令我愕然,意思相反得象开玩笑:
  “……在读者与专家中,我尽可能兼顾两者,认真的要开罪一方,我宁可对专家不起。你固然鉴别得我用材的实虚,钻研得诗词的真伪,挑剔得取舍的当否;可惜的是书的命运在读者掌握,我只能尽力用自己的才识与汗水‘买通’你们。”
  这好像不是二月河的本意。他有红癖。我当时的一闪念是,大概他这书真有些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所以先留一伏笔,堵住“专家”们的口,等市场卖好,一切好说。书还未看完,倒先看到作者的两副脸孔,一面是埋首专注孜孜笔耕的历史学者,一面是意气风发大笔挥洒的时髦作家,适时适地运用自如。
  这两套小说写得好的地方很多,精妙之处也不少,不然不会无缘无故造成轰动。因为先入为主,我反而有意无意地在字里行间寻差觅错,居然被我寻得一箩筐。真个是馒头咸菜藏着沙子。我不是什么历史专家,无非赶热潮的无数读者之一。我尚能指出若干错误,在专家们的眼里,这套帝皇系列可说是错漏百出。
  《雍正皇帝》与《康熙大帝》并不连接。这在系列小说中极其少见的。《雍正皇帝》开始的年代是康熙四十六年,故事从一个江南才子邬思道身上引出。这邬思道在康熙三十六年因贪官枉法而聚众闹考场,被朝廷通缉,隐居十年后才敢现身。然而,翻开《康熙大帝》,康熙三十六年只轻轻着墨,一笔带过,除了水灾,并无发生重大政治事件。倒是在康熙二十一年有这么一回事,人物和事件全都对,就时间相差了十五年。这错漏的十五年,不同于金庸《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年纪误长了一岁,也不同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公爵早死了几个星期。那些都是些小瑕疵,或者是笔误。这十五年决不是笔误,因为往后的故事全都基于此。《康熙大帝》中必须写闹闱事件发生在康熙二十一年,康熙三十六年朝廷并无大事发生,所以并未述及。《雍正皇帝》中又必须写闹闱事件发生在康熙三十六年,不然雍正师事邬思道则没有来由。不知二月河有没有曾经为此而伤透脑筋。
  如果说这上一个错误令作者难堪,那下一个错误则令读者难堪。康熙的皇十三子胤祥是在妈妈肚子里怀了十六个月才出世的。胤祥当不上皇帝真是暴轸天物。
  胤祥的生母阿秀是在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即施琅收复台湾时,发现怀孕的,当时还未过中秋。一直到二十三年六月再次提到时还未生,二十八年太皇太后薨时,从其他皇子的口中提到皇十三子刚满月(这里我把它当成是作者的笔误)。直到后来二十九年出兵征葛尔丹前夕,才真正道出“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初一胤祥刚满五岁”。那就是说胤祥是在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前开始怀的,直到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才出生。
  读者不难发现,二月河其实没有多少时间观念。尽管书上某年某月某日白纸黑字写得确确凿凿,可是这些个年月日诚如虚设,许多是经不得起推敲的,我不是说与史书比对,我是说就书上的时间比对。如《康熙大帝》中说康熙四十四年皇四子胤缜和皇十三子胤祥出巡,胤缜是二十七八岁,胤祥是二十岁;而在《雍正皇帝》中同样的出巡却发生在康熙四十六年,而胤缜是二十四五岁,胤祥是十七八岁。这样的自我矛盾在书上数不胜数。我能指出的错误还有不少,其中一个是张廷玉进南书房的时间早了二三十年。当时张廷玉的父亲张英还在南书房,官职也挺高的,一直在六部里转来转去当尚书,是翰林大学士。两父子都处高位,在康熙时是挺忌的。不过为故事编排起见,以张廷玉来代替张英也无可厚非。
  二月河在自序中表明他不大喜欢人家评论他的诗词,而他自己则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创造强加于历史人物身上。一直有人批评金庸的小说中缺少了一样中华文化中的极品──诗词,金庸自己也不否认。金庸的意思是,既然作者写得不好,何必强加于读者。读者们一边遗憾作品的缺陷一边盛赞作者的风度。二月河刚好反过来,他在小说里写了许多诗词,都加在著名历史人物身上,却又不喜欢读者批评,早早用“市场经济法则”为自己开拓好后路。老实说,如果那些诗词曲是在《二月河诗词选》里读到的,也不能算差。大体观之,二月河比较喜欢用可以自由发挥的古风体,而不大用格律严谨的近体,而且尽量将诗词写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如果是他自己的诗,无非个人喜好,旁人无从置喙。把这些诗加在历史人物的身上,读者就有了选择和批评的权利。
  康熙一直以发扬光大汉族文化为己任,他本身也是个好诗之人。当时的士子除了写八股文就是作应制诗,诗词的格律和用韵几乎成了入闱必备的常识。稍微不合律的诗词(古风除外)在当时是要被笑掉牙的,如果连韵都用错,则大概在被禁止之列。通观《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绝大多数的诗词是不合律的,有几首连韵都用错。说作者不懂格律则讲不过去,书中有一二首是合律的,而且至少两处提到平仄,一处是康熙评明珠的诗;一处是高士奇和康熙演戏,唱到最后无以为续,以一句“平平仄仄仄平平”作收。
  我认为作者是完完全全被“诗言志”的古训所囿,就象书中的于成龙一样为古训所误。现代文人有不少写古诗的,写得好的没几个,不是才学不佳,竟是被“诗言志”这句千古金石良言,象枷锁一样卡得半死不活。诗人们完全将诗作为发泄情绪,讴歌谩骂的工具,偶有可取,大多无非过眼云烟。诗人们似乎忘记了,其实是漠视,诗是一种艺术,由内涵和形式有机地结合而成,缺一则不成佳作。
  下面这首诗在书中颇为典型:
  “生年虚负骨玲珑,幽幽古情云树中。君子由来能化鹤,美人何日便成虹?
  王孙芳草年年绿,岭头桃花度度红。碧城夜阑曲十二,是谁重诉梨花梦?”
  以这样的诗词与《红楼梦》中的比较,真叫作者和读者难堪。其实有些诗是现成的,倒不需要作者自创。如康熙北伐时就有五言律诗《瀚海》:“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战伐因声罪。驰驱为息兵。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高士奇也有古风《天马行》:“蒲梢天马本无种,渥洼水落神龙涌。旋风八尺雪花飞,玉削双蹄高耳竦。千里万里才须臾,津津细汗流红珠。天生此马岂无意,要与皇路供驰驱。瀚海遥遥难自致,绝域荒沙身暂寄。骄嘶圆月蹴层冰,阊阖门前思一试。我皇神武古绝伦,犁庭扫穴来西巡。旄头迸落狐鼠窜,阵前夺得生麒麟。太仆牵来当帐殿,将士尽惊光若练。宝鞍金勒绣障泥,猛气骁腾掣飞电。横行到处势莫当,塞门面缚看来王。功成偃武海宇泰,会须归放华山阳。”二月河都不取,反是自己写了加在他们头上。
  我不太懂二月河的心理,大概是要尽他在自序中所说的“才识”吧,吟诗作对是最能显露“才识”的;但另一方面,二月河却抄袭了许多坊间流传的对联。
  比如“一枝带叶春海棠,半根连须夏山药”,“水部失火,金司空大兴土木;北人南相,中书君什么东西”,“色难,容易“,“烟锁池塘柳”,“此木是柴山山出”等等,还有一些谜语笑话,大都是抄自坊间有关纪晓岚的传说。我真有点儿替二月河担忧,他写乾隆时,纪晓岚的故事怎么写,其事迹全给高士奇和邬思道占了。书中反而甚少作者自创的对联,偶见一二联,象是:“霞乃云魄魂,蜂是花精神”,也只有令人摇头喷饭的份。反观《乾隆皇游江南》的作者可以写出“玉帝行兵,雷鼓云旗,雨箭风刀天作阵;龙王夜宴,星灯月烛,山肴海酒地为盘”的绝佳作品,作者读者不知有何感想。
  我越往下读,小说越来越多,历史却越来越少。掩卷叹息,我不叹历史之反复政治之残酷,我叹历史政治之为市场低首。一个埋首于历史的学者,努力地在市场上叱吒风云;一个有“红癖”的书生,勇敢地当起抄手来。无论如何,二月河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在于他把握了市场的需要和读者的心理,而不在于他的历史研究和“才识”,后者大概是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吧。
  (《康熙大帝》,二月河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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