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就糟在我不该在“想”字上面加个“常”字，于是鲁迅先生说，“‘常想’就是束缚。”“常想”
真是“束缚”吗？是“传统思想的束缚”吗？
口吻太“幽默”了，我不懂。
“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
作家的姓名呢？还有，假如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数年前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们特为“创”出一个“她”字来代表女人，比“想”出“轻靓艳丽”的字眼来译女人的姓氏，不更为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更麻烦吗？然而鲁迅先生对于用“她”字却没有讽过。
至于说托尔斯泰有两个女儿，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的字眼，麻烦得多，我认此点并不在我们所谈之列。
我们所谈的是“两性间”的分别，而非“同性间”。
而且，同样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
的字眼吗？
关于第二点，我仍觉得把Ｇｏｇｏｌ的Ｇｏ译做郭，把Ｗｉｌｄｅ的Ｗｉ译做王，……既不曾没有“介绍世界文学”，自然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鲁迅说“故意”译做“郭”“王”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游魂是《百家姓》，也未见得。
我少时简直没有读过《百家姓》，我却赞成用“郭”译Ｇｏｇｏｌ的Ｇｏ，用“王”
译Ｗｉｌｄｅ的Ｗｉ，为什么？“习见”故也。
他又说：“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对于这里我自然没有话可说。
但是反面“以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而借翻译以主张男女平等，介绍世界文学”的先生们，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用郭译Ｇｏ，用王译Ｗｉ，我也承认是对的，而“讽”为“吹敲”，为“无聊”，理由上述。
正话说完了。
鲁迅先生“末了”的话太客气了。
（一）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
（二）《呐喊》风行得很；讽刺旧社会是对的，“故意”讽刺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的人们是不对。
（三）鲁迅先生名是有的：《现代评论》有《鲁迅先生》，以前的《晨报附刊》对于“鲁迅”这个名字，还经过许多滑稽的考据呢！
最后我要说几句好玩的话。
伏园先生在我信后的附注中，指我为簇新青年，这自然挖苦的成分多，真诚的成分少。
假如我真是“簇新”，我要说用“她”字来代表女性，是中国新文学界最堕落的现象，而加以“讽刺”呢。
因为非是不足以表现“主张男女平等”，非是不足以表现“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二，一，一九二五，唐大。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副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京报副刊》。
〔２〕Ｓｈｅ英语：
她。
〔３〕指鲁迅的四弟周椿寿（１８９３—１８９８）。
〔４〕“四凶”传说是尧舜时代著名的坏人。
《左传》文公十八年：“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备考：自传
鲁迅，以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父亲是秀才；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卖完了。这时我大约十三四岁，但还勉强读了三四年多的中国书。
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了水师学堂。不久，分在管轮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舱面了，便走出，另考进了矿路学堂，在那里毕业，被送往日本留学。但我又变计，改而学医，学了两年，又变计，要弄文学了。于是看些文学书，一面翻译，也作些论文，设法在刊物上发表。直到一九一○年，我的母亲无法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师范学校作助教，次年在绍兴中学作监学。一九一二年革命后，被任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但绍兴革命军的首领是强盗出身，我不满意他的行为，他说要杀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办事，由此进北京，做到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一九一八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一面也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
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
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译及编辑的不算外，创作的有短篇小说集二本，散文诗一本，回忆记一本，论文集一本，短评八本，中国小说史略一本。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一期，是应《阿Ｑ正传》俄译者王希礼之请而写的。其中《阿Ｑ正传》序》译成俄文后，收入一九二九年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的《阿Ｑ正传》（俄文版鲁迅短篇小说选集）
一书。〔２〕王希礼原名波。阿。瓦西里耶夫（G。Ａ。GHIJLMN，？—１９３７），苏联人。一九二五年是河南国民革命第二军俄国顾问团成员。〔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供）
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皂），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４〕青年批评家指成仿吾。他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二月）发表的《〈呐喊〉的评论》一文中说：”《阿Ｑ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５〕《阿Ｑ正传》发表后，曾出现这样一些评论：如张定璜的《鲁迅先生》说：”《呐喊》的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见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现代评论》一卷八期）冯文炳的《呐喊》说：”鲁迅君的刺笑的笔锋，随在可以碰见，……至于阿Ｑ，更要使人笑得不亦乐乎。“（见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周作人的《阿Ｑ正传》说：”《阿Ｑ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因为他多是反语（ｉｒｏｎｙ），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见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晨报副刊》）。〔６〕变故指鲁迅祖父周福清（介孚）因科场案入狱一事。〔７〕水师学堂即江南水师学堂，清政府一八九○年设立的一所海军学校。
初分驾驶、管轮两科，不久增添鱼雷科。〔８〕机关科即管轮科，现称轮机农业。
〔９〕矿路学堂即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１０〕东京的豫备学校指东京弘文学院，创办于一九○二年，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补习日语和基础课的学校。〔１１〕日本的维新指发生于日本明治年间（１８６８—１９１２）的维新运动。在此以前，日本一部分学者曾大量输入和讲授西方医学，宣传西方科学技术，积极主张革新，对日本维新运动的兴起，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１２〕俄日战争指一九○四年二月至一九○五年九月，沙皇俄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的侵略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１３〕小计画指和许寿裳、周作人等筹办《新生》杂志和译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等事。参看《呐喊。自序》、《〈域外小说集〉序》等。〔１４〕指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等。
〔１５〕一九一二年一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约赴教育部任职，同年五月随临时政府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
不久，第一科移交内务部，第二科改为第一科，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被委任为第一科科长。〔１６〕指收入本书的《斯巴达之魂》、《说鈤》和收入《坟》中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１７〕本自传当作于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本文加注后重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编完写起
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２〕，是答陈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３〕的，据说，《现代评论》不给登他们的答辩，又无处可投，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诚然，《妇女杂志》〔４〕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但我能向那里介绍呢，饭碗是谁都有些保重的。况且，看《现代评论》的豫告，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
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５〕详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这无聊的《莽原》〔６〕上。我于他们三位都是熟识之至，又毫没有研究过什么性伦理性心理之类，所以不敢来说外行话。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７〕，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
但陈先生文章的末段，读来却痛快——“……至于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严些，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尽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拍马屁，认为无损人格么？”
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许的。然而接着又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例如女人被强奸，在法律上似乎不至于处死刑，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被强奸，认为无须自杀么？章先生的驳文〔８〕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者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２〕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六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涛声》周刊第二卷第三十八期。
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本诗是书赠陶轩的；诗中“夜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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