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好脚的，能把自己的家建起来。”
他搬了两块石头，找了只铁锅，把蓄水池前两天残留的一点雨水烧开，泡了碗方便面，没有拆调料袋，红色塑料袋子转着圈漂在面上。
他们俩坐在一杆木头上吃，一边跟我说话。叶嫂差不多四十岁了，她说，将来还要生一个我那样的儿子，我一定好好地养育他。
叶哥补了一句：“就像对第一个一样。”
我听见背后有呜咽声，回头看是编导罗陈，他跟他俩差不多大，也有一个儿子。
我们在山上住了下来。陈威搭了帐篷，没自来水没电，也没有手机信号。每天走一段山路，用小碗从一口快干涸的山泉眼舀点水，倒在桶里拎回去，顺便找个有信号的地方给台里打电话。草姐姐负责片子的后期，第一天拍的东西传回去，她说领导觉得这段还是有些灰色，先不播了。
领导这么想也很正常，不过生活会自己长出来的。
“那你们要拍什么主题啊？”草姐姐问。
我说：“不知道。”
以前我害怕“不知道”这三个字，做节目前，没有一个策划案、一个主题方向，我就本能的不安。可这次我觉得，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那怎么办？”草姐姐得负责播出，“要不要找找镇里和村委会，做点全景式的采访？”
我挺奇怪地想起一件无关的事，铁凝三十多岁的时候，见过一次冰心，冰心问她：“姑娘，成家了没有？”
“没有。”
“嗯，不要找，要等。”
后来，我们谁也没找，就等在原地。
晚上睡觉，山里静，静得不容易睡着。
知道死，和经历它，是不一样的。
二〇〇三年冬天，奶奶去世，家人没在电话里告诉我，只说病了。但我听到我妹的声音，大概也就明白了。回到家的时候，一屋子的人，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人要安慰。
等人少一点的时候，我想看她一眼。
移开棺木，她脸色如常，只不过闭着眼睛，就像我幼年时夜夜看着她的样子。从婴儿时我跟她睡，每晚她抚摸我背才能睡着，长大一点，晚上睡下我常常侧头看她，她被子上盖一个深灰大褂，枕头上铺一只青色格子手帕，我把脸偎过去，手帕上是洗净后在炉边烤干的肥皂味儿。她的嘴微微地张着，我听她呼吸，有一会儿害怕了，觉得呼吸好像停了，就轻轻拿手摸一下她的脸，暖和的，这才放心，又想她死了我怎么办，自己哭半天。
我把手探进棺木，用手背在她右侧的脸上慢慢滑了一下。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忍受。
我知道，对叶哥叶嫂，没什么采访可言，没法儿问，问什么呢？我也不想试图劝谁别难过。
他们允许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够了烧火做饭时，我帮着填点柴。有时候机器开着，很长时间也没人说话，只是柴火噼啪的声音，火苗的蓝尖飘过人的脸，热一阵，冷一阵。叶哥叶嫂要是想说话了，我们就听着，≮我们备用网址：≯有时候两口子商量以后怎么盖房子生活下去，挺有雄心的样子。有时候又沉默着，干什么都没有心思。
这就是生活吧，不可能靠喊口号就度过去。
过两天他们帮邻居打蒜薹，邻家的女人遇难了，只剩父子俩，孩子十二岁，叫文超。杨柳坪村八十八户人家，遇难二十二人。不同于群居的北方农村，山村里住的人少而分散，路远，主要靠家族和血亲的纽带，能来的都来了，十几个人。
文超穿件圆领小红衫，裤头膝盖上钉着小熊，不爱说话。
我问他怎么不去山下学校过儿童节。
他说不想去。
边上他姨说：“他不想下山，别人都去，就他不去，说也不听。”
我说：“舍不得你爸吗？”
他哭了，拿袖子掩着眼。我不再问，搂他肩膀摇一摇。
打完蒜薹，女人们张罗着吃饭，叶哥戴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黄色矿工安全帽，前沿磕破了，从废墟里头几块水泥底下扒拉腊肉，很满意的样子：“嗯，这个没偷走。”
大伙用石头垒了个灶，找点柴火，拿石片把腊肉外面的灰刮掉，放在锅里煮。水热了，再捞出来，用刷子吃力地擦着肉外头熏的黑焦色，擦完成了蜡黄。我负责切肉，一刀下去，热气直往上蹿，大厚肉片子，透明的油“滋”一声。
叶嫂扭头喊：“你去地里找找有没有土豆。”
男人挖了十几颗回来，滚刀切大块，煮，炒。
居然还从哪家塌了的梁底下找出一塑料壶玉米酒来，大伙有了一点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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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威得拍这段，几米之外盯着机器。
村里人不觉得我们是来工作的，那个机器他们看惯了，就像他们的铁锹一样，直对着镜头招呼他“来吃嘛。”
陈威坐在机器后面的石头上，扬扬手里的烟：“我抽完这根。”
我坐在桌上，文超的小叔是个年轻人，举起了小酒盅：“地震之后第一次这么多人见面，算个团圆酒，来。”
这一杯下去，我的胃里像着了火一样。
文超的小叔叫志全，他的女儿也在县城上小学。
我们跟他一块去挑水，路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村里人，跟他打招呼，“嗳”一声，男人之间那种口气。
那人偏过头对我说：“是他把我儿子从土里拽出来的。”志全听了却脸色一黯，不说话，走着走着，拿树枝抽了一下路边的石头。
晚上火堆边上我们才谈这事。
他说：“我爱人就是怪我这事，我原来是军人，她知道如果我路上没耽误，去了一定能救出我女儿。”
我想说他已经尽力了，这是无能为力的事。但觉得这话没有意义，他也不需要我说什么。四川人说“火落在脚背上”，这个痛别人明白不了，烙着他，折磨着他，没办法了，喃喃自语一样说出来。他说最难受的就是觉得孩子不会怪他，“她如果活着，要是写作文，肯定会写《我的爸爸》。”
火堆照明不够拍摄，罗陈坐在我左手边，举着我们带来的蜡烛，滚热的甶蜡油流在手上，他没动，一滴一滴，火烛在风里蹿动。
志全说：“她那天早上说，爸爸，给我买一个冰淇淋，我没给买。我就是后悔，两块钱一个的冰淇淋，我为什么没给她买？”
文超趴在他膝盖上哭得抬不起头。
志全摸着侄子的头发：“你爷爷十二岁讨饭到这里，才有这个家，你身上流着他的血，不要哭。”
片子里有只小猫，地震后幸存的，刚出生，找不着妈了。
小家伙细弱得站都站不住，常常钻在我的迷彩服深处，拼命吮吸，以为那黑暗温暖处是它的母亲。小利爪把我抓疼了，我“呀”一声，陈威就把它揪过来，竖在脸前，露着白肚子，夹着烟那只手指着它的脸，教育一顿。猫一声不叫，可怜巴巴地在烟雾里眯缝着眼睛看他，他叹一口气，把它放下了。
文超也没有了妈妈。我们送他的牛奶，他倒在矿泉水瓶盖里，用食指蘸着，一点一点让小猫舔，猫的脸比蓝色瓶盖大不了多少，尖细的绯红舌头一卷一卷。吃饭的时候，他右手拿筷子夹菜，左手掌心里托一块大窝笋，给它练牙。
“村里人都认为它活不了，你也这么想吗？”我问他。
“是。”
“那你为什么还养它？”
“它也是一条命。”他低头抚摸它。
文超走到哪里，猫就踉踉跄跄跟着。到我走的时候，它已经可以站在狂吠的大狗鼻子前头，不躲不闪，面无惧色。
受难者不需要被施予，或者唱《感恩的心》，我们心怀敬意拍这个片子。
我们找了一家日常开农家乐的村民，给了一些钱，就在他家做饭吃。他家房子没大碍，还养有一百多只鸡，灾后容易有瘟，女人拿把菜刀，把大蒜切成白片，又剁成末喂它们。但还是有一些鸡走在我们边上，脚一软，就扑腾着倒下去了，歪成一团。大家都用眼角扫彼此一下，装作没看见，不提这事。幸好山高风冽，没暑热。
猪也没有吃的了，村民把猪捆住脚运下山去喂，横放在摩托车上，夹在两人之间，后面那人一手抓着猪脚，一只手揪着猪耳朵。猪不吭声，大概是注意到有人在看它，就抬起头，两只眼睛乌溜溜的，眉心里有一个被砸伤的红口子。我们对视着，它的脸被扯起来，像有点惊讶的样子，一直看着我，车拐了一个弯，就不见了。
山上没粮了。
镇里发粮食的干部只有三个人。卷头发的胖大姐满头全是土。瘦得凹着脸、眼睛全陷下去的主任，砸伤后没包扎，一瘸一拐，脚肿得鞋都扣不上。上百人围着他分粮油。大卡车一过轰得满天灰，他大声吆喝着，口罩耷拉在下巴上。他说几天没回家了。我说那你家里人谁照顾呢。他停了好久说：“只有他们自己照顾自己了。”
我问：“其他干部呢？”
他说：“当时正在开会，都没跑出来。”
“多少人？”
“三十多人……死的太多了。”他用力地眨眼睛，胸口一起一伏，“不说了，不说了。”
我们记录的都是生活里的片断。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在叶哥家门口坐着。有时候下场雨后太阳出来，杉树上水淋淋闪着光，雨滴在房上，汇成极细的水流在瓦间蜿蜒钻行，从残破的瓦头没遮没拦地挂下来。
陈威不爱多说，不搭讪，他身上有股寥落的劲儿，一脸胡茬，总是稍远一坐，烧杯苦极了的野茶，听着别人说话。但我知道，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他更愿意待在这儿。
他有那么一双眼睛。
当年拍雪灾，广州车站十几万人被困数天，终于可以上车的时候，士兵拉着绳子围成一个细的通道，人群急吼吼地往里走，一个大兵喊“快点快点”。
陈威的镜头摇过去，旁边的长官急得嗓子都劈了：“什么他妈的快走，快走就出事儿了，走稳，走稳。”
人群到了站台上，一个姑娘拿着箱子，往车上赶，眼看着到了跟前，摔倒了。
车开了。
她歪坐在地上，箱子翻倒在一边，看着车从面前开过，一节一节，越来越快。
陈威的镜头一直中景对着，没有推上去，也不拉开。
过了小一会儿，一个乘务员人了画，过来扶起她，拉起箱子。他俩一起看着车，轰隆隆远去，把站台都震动了。
陈威的镜头还是那样，一点没有动，车越来越快，车窗成了条纹，两个身影还茫然地定在站台上。
这两个镜头，胜过千言万语。
六一那天，叶哥叶嫂很不好过，干什么都没有心思。叶哥说：“我今天一早上都在想他，你看我干活的时候都是傻傻的，一下弄这里，一下弄那里……”叶嫂说：“每次路上摩托车一响，总觉得是他回来了。”
文超叫他们干爸干妈，是他们儿子最好的朋友。他没了妈妈，一整天都在叶哥家待着，抱着猫坐在一边。
午饭后，叶哥为了安慰他，翻出儿子的那盒象棋，铺在地上，跟他下了一盘。叶哥有点心神不定，刚下了几个子儿，就喃喃自语：“我是输了吧？输了没有？”
陈威拍了一会儿，把摄像机撤到很远的地方。正午的阳光下，蝉声无休无止，地上都是树叶的黑影子，棋盘放在地上，一大一小，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