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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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传- 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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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情虽有好转,但思想上的苦闷,却更加重了。赵四小姐看他精神萎靡,郁郁寡欢,怕这会使他的病再加重,所以总想法劝慰,有时也陪他出去走一走,以求散心解闷。可是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东北时局不稳,就象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的心情怎能舒畅得起来呢!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时,蒋介石要在石家庄与他会见,张学良只好乘车前往。

这次会见不是在宾馆,而是在列车上进行的。当时,蒋、张二人的专车并停在一处,张即下车,独自登上蒋的专车。

说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置信,然而实际却是千真万确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冷冷清清的火车站的一角,在一节很不显眼、不大为人注意的车厢里,蒋介石向张学良面授机宜,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谈话。

读者也许会问:此话怎讲?回答也简单,说它不寻常,主要是指这次会见的突然性和他对时间地点的选择,而谈话的内容却并没有多少新东西,蒋介石无非是对张学良放心不下,提醒他日本人很可能挑起更大的冲突,但我们绝对不能打,并把他那套“战必亡”的论调重述一遍,给张学良再打一次“防疫针”而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国弱民穷,不论在哪些方面都是不能与日本人相比的,不抵抗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如若抵抗,就会家破国亡。所以,日本人是万万得罪不得的,并特别强调对日本的侵略“我们不要还手”,“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里好说话。”这使张学良颇感为难。他唯蒋之命是从吧,实在于心不忍,同时也会落下骂名,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如果拒绝听从,就是违背中央命令,得罪了蒋介石不说,还会使东北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这次在石家庄的匆忙的会见,他从蒋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摆脱困境的妙策,反而更加重了他的不安。赵四小姐见他自打从石家庄回来后,就心神不宁,总象有什么心事似的,就关心地问:“汉卿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张学良摇摇头,却不说话。

赵四小姐是何等聪明的人,她的眼睛比镜子还明亮,张学良有什么心事,怎能瞒得过她?她这时虽然不能完全猜准,但也知道了个十之七八,她认为这肯定与石家庄之行有关,所以,又问道:“那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东三省出事了?”

张学良不想把事情说破,只摇头苦笑,象有什么难言之隐。

赵四小姐见他这样,越发觉得事关重大,而必须让他把实情讲出来,也好有个商量,所以进一步询问道:“在石家庄委员长跟你谈了些什么,是不是挨了他的训了?”

“挨训,不,不,”因对前不久的那次谈话想不通,这些天一直忧心忡忡的张学良见赵四小姐单刀直入地把问题挑明了,才不得不停住脚步,谈论这个使他很不愉快的话题:“委员长要是真的给我个下马威,要是他真的因我抗日不力而训斥我,那我倒高兴了,可现在事情刚好正相反!”

“相反?是怎么回事?”

“哼,一提这事我就冒火!”张学良愤慨地说,“他找我谈话不是鼓励我杀敌报国,而是怕我感情用事不听命令,原来他害怕日本人,怕我抗日,怕我在东北给他捅了漏子,不好收拾。”

“啊,原来是这样?!”赵四小姐觉得问题复杂了,她立即产生了许多疑问,“那么,现在形势到底如何?日本人打的什么主意?难道他们真的要挑起战争吗?”

“是的。”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现在日本人在东北调兵遣将,磨刀霍霍,看来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既然如此,就得早作准备。”赵四小姐也疑虑重重地说,“我甚至还觉得,这次会见是有点反常的,他早不见你,晚不见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你找去,这会是偶然的吗?”“嗯,有道理。”张学良好象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关于东北局势严重的事,他提到了,只是说得较为含糊,或者也可说是有所暗示。但是对于不抵抗问题却三令五申,生怕我一时冲动同日本人发生冲突。”

赵四小姐听他这么说,联想到蒋介石在张学良病入医院后发来的《铣电》,以及最近一个时期频繁的指示,匆忙的召见,这一切显然都不是孤立的,说不定东北要有什么麻烦,还是让他果断决策为好,所以她提醒少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人是怎样谋害先大帅的,这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汉卿,此事关系重大,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但张学良却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他默默地在室内走一走,停一停,似乎极力想寻找一条比较稳妥的出路,终不可得。

一向关心国事、沉着冷静的赵四小姐,同样为此感到不安。但她知道,张学良决不是那种贪生怕死、逆来顺受、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他之所以面有难色,显然还是与那个不准抵抗的电报和前不久的石家庄谈话有关。然而,那个电报是有问题的,她觉得可以不理睬,如果把它当作一个金箍咒,使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把国恨家仇完全置诸脑后,这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不论从局部还是全局来看,也不论是从当前或长远来看,都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所以,她不顾一切地向少帅大胆进言:“我看硬叫对凶恶的敌人不加抵抗是不对的,这个命令是下错了!人们常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守土抗战,抵御外侮,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每个公民、特别是军人的神圣职责,这是连小学生也都懂得的道理,难道他堂堂委员长竟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吗?”

“啊,这个,他当然是清楚的,”张学良停住脚步,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嘲弄地微微一笑,“可理归理,做归做,在国民党内部,言行不一的人,难道还少吗?他们有几个是言行一致的?再说,你讲他错了,可他却认为他满有道理,比如说什么如果我们抵抗,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如果我们不还手,证明我们确系受害者,这样‘国联’就会出来说话。日本也是九国非战条约的参加者,他若再挑衅,就输了理。蒋委员长要我们忍耐,而绝不能衅自我开!”

“什么?靠‘国联’?它会为我们伸冤?笑话!”赵四小姐轻蔑地说:“‘国联’不是救世主,‘国联’是以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心的组织,它并不代表弱小民族,怎么能指望它帮助中国呢?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总是侵略中国,抢中国的东西,屠杀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什么时候帮助过中国人,什么时候替中国的老百姓说过话?既然‘国联’是靠不住的,而且即使它说了话,日本人也不一定会听,明知这是不现实的,而又要拿这个作为不抵抗主义的借口,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张学良无言以对。平心而论,他对赵四小姐的精辟见解是十分赞同,也是颇为敬佩的。但他思前想后,又总觉得要他不听从蒋的命令,也很难办,因为不光是现在形势不同,他的处境也今非昔比。过去有大帅在,他们可以自成一体,能够独立自主,而自老帅去世,东北易帜,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后,他就没有象过去那么自由了。同时他对蒋介石也有些捉摸不透,光看到在一个时期内蒋介石对他“很好”(可不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等都与蒋打得难解难分,蒋处境危险,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武装调停,才使蒋转败为胜,统一了北方,他怎能不笑脸相迎呢),什么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啦,什么华北大块的地盘啦,什么鸣炮十九响的盛大欢迎啦,什么“得友如兄,死无憾矣”的肉麻吹捧啦。“这些,本是蒋介石拉拢实力军阀惯用的手法,不足为奇,可是年轻单纯、缺乏政治经验的张学良却受宠若惊,飘飘然陷入对蒋介石无限信赖之中”②。也正是在这种感激和显然带有某些盲目乐观的思想支配下,他长期住在北平,远离家业祖坟,并不断抽调主力入关,放松了东北的防务,致使日本伺机增兵,东北沦亡,迫在眉睫,他才有些着急了,然而又被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捆住了手脚,他怎能不深感忧虑呢?这些想法,他只埋在心底,很少与外人道及。但赵四小姐理解了,她说是说,劝是劝,可毕竟人微言轻,身单力薄,正所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特别是看到张学良确也有他的难处,便不再多谈。只是,看他原本虚弱的病体,如今更加消瘦了,就有些担心,怕他愁坏了身子,所以就和于凤至商量,劝他出去散散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由两位女士陪同,来到了北平的中和戏院。那晚,是他的朋友梅兰芳博士演出他的拿手好戏《宇宙锋》。但戏未看完,他就被一个紧急电话叫了出去。

原来,沈阳出事了!电话是留在沈阳的公署参谋长荣臻打来的,据他说,日军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在沈阳以北约五华里的地方,是个小村庄)一段路轨,企图制造列车颠覆事件,却反诬是北大营的中国兵干的(这完全是弥天大谎,因为“作假总会露出它的马脚,当夜乘坐从长春到大连的满铁客车中外旅客,都证明列车是准时驰抵沈阳站的,没有铁路被破坏迟阻列车运行的事实。伪满洲国成立后,还在柳条湖东铁路旁边竖立一个碑,碑文记载该处即是“九·一八”中国兵破坏铁路地点。“八·一五”日本投降,这个碑就被柳条湖一带村民,给推倒砸坏了。”③当然,也有人谈,铁路当时确有所损坏,那是日本人贼喊捉贼,自己偷偷干的,只是由于爆炸力较小,铁路损坏不很严重,加之,这里是下坡路,所以炸后列车还是顺利通过了),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向我东北军驻地之一的北大营开枪开炮,发动进攻,复又袭击沈阳,恣意屠杀中国人民,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沈阳危急!

东三省危急!

张学良怒不可遏,焦急地守在电话机旁:

“副司令,军情十万火急,东北将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张学良听着电话里的催叫,望着屋中人们一张张焦灼盼望的表情,他清楚人们的心在想什么,在盼望什么。

他知道,只要从他口中说出一个“打”字,东三省将士那早已郁积在枪口的愤怒就会倾泻而出,与日寇浴血奋战。这是人们所期待的,也是张学良渴望已久的为父报仇的时机!

他停下脚步,猛地将手向下一劈,似乎下了一个巨大的决心,从墙角快步走到电话机旁。他抓起电话,正欲下达反击命令时,一低头陡地看到了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帧照片。这是张学良去年抵达南京时与蒋介石合照的,蒋介石穿着戎装,旁边的横幅上大字标语是“欢迎竭诚拥护中央的张副司令”。看着这张照片,张学良怵然一惊!

蒋介石那双眯起的眼睛,仿佛在紧紧地盯视着自己,似乎在说:难道你不想服从中央了吗?张学良打了个寒噤,他情不自己地抬起左手摸了下西装上衣的口袋,这里装着蒋介石昨晚打来的电报,他重申如遇日军挑衅不准抵抗之意。这时,张学良的左手就象被烫了一下似的,连忙从胸部放了下来。伴随着这一动作,张学良刚才的冲动消失了,他对着话筒的语调变得象背书一样机械而又没有生气:

“目前沈阳空虚,抵抗无益,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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