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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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传-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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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不用再带东西了,留点钱给孩子们用吧。”另一封信是托姐姐买《明史》的,说他因为几年来常在菜油灯下看东西,眼睛花了,托她买一本好版大字的《明史》,信写得较长,也极诚恳,姐弟之间,仍是那样互相信赖,一往情深。

当然,话又说回来,在那“威赫赫爵禄高登”的气氛中,在那样一个封建军阀的大家庭里,若硬要说人杰地灵,似乎张学良就是天生的全才,没有受到任何消极的影响,当然也是欠妥的。但他与其父亲毕竟有不同的地方。他的心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朝向另外的方向,而其所以如此,也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但后来,由于他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的营养,特别是结交了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学会笃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开放胸襟,他的存心待人非常忠厚。西安事变后,王卓然又说他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济世救人的怀抱,有似佛门弟子;他的牺牲自我服役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信徒;同时,他的谦逊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象老庄之流亚。张学良自己也认为,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都可以说,是在这一段少年心理发展过程中种下了种子。”⑤

也许正是这种谦恭豁达和宽厚的气质,使他常常保留着纯真少年的无邪天真,就是在他那过早到来的婚姻问题上,他也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了。以致当他还只有十五岁时,就根据“父母之命”,与比他大三岁的于凤至结了婚。这是父亲张作霖给他定的亲。张家儿女们的婚事都是大帅一手缔结的。在他看来,婚姻大事由父母决定,历来如此,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他虽为军阀,但对妻室儿女的要求还是严格的,他把他们安置在帅府里,孩子们可以上学读书,也可以在府内庭院里玩耍,但不许他们出入茶楼酒馆、戏院,更不许任何人在外面仗势欺人,惹事生非。是的,作为一个满脑子马上英雄境界的行伍出身的人,作为一个不可一世的草莽英雄,他的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念过书,缺少文化,可能也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虽然很有权势,但既非名门望族,又谈不上德高望重,因而可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吧,所以他平日家教甚严,尤其对于他寄予厚望的张学良,更是悉心栽培,期有所成。

这若细说起来,显然又与张作霖本人的身世和经历有关。张作霖,字雨亭,人称“大帅”或“雨帅”,1875年3月19日生于辽宁海城县驾掌寺村。他原籍河北河间府大城县,他的祖父张永贵是因为河北遭灾,无以生计,挑着他的父亲张有财闯关东,才在辽宁海城落户的。但是很不幸,父亲有财在张作霖十三、四岁左右时被一同村无赖王某打死。当时乡约(即乡间管事人)曾到海城县报案,当局决定通缉凶手,但王某闻风而逃,始终未捕获归案。

父亲死后,家境更加每况愈下。母亲王氏,生三男一女,大哥作泰早丧。母亲领着他们兄妹几人生活无着,告借无门,不得已才又逃荒到黑山南乡赵家庙村东沟子亲戚家中,靠母亲做针线活和哥哥作孚“扛活”度日,生活困苦,常常吃了这顿没那顿,母亲发愁,常常为此流泪。张作霖是最小的儿子,俗称老疙瘩,母亲心疼他,没让他去帮工。但他自幼机灵、乖巧,不忍看母亲作难,所以也尽量设法找活干,如他打过短工,学过木工,卖过针线,还在赵家庙卖过包子。那时,他在一姓郭的小包子铺发货,开始也还干得不错,但后来就不行了,因他也许是觉得卖包子终非长远之计,准备另谋生路了;也许是他实在被饥饿折磨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所以“余货卖不出时即自食,因此时常拖欠货款。一日下小雨,货未卖出多少,剩有半篮多包子,遇有几位乡里老太太赌马掌纸牌,张要参加,大家不带他玩,怕他输钱不给,他说:‘我虽无钱,有包子,你们怕什么?’……郭家小包子铺因他赊欠太多而倒闭。后来,张当督军时,郭家小包子铺老头来沈阳,找张要账,先与门岗卫兵争吵,后来张到门口问这老头:‘你认识我吗?’老头说:‘我不认识你,我找张作霖要欠账,听说他阔了。’以后张把这老头留在马号看门。”⑥又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改学兽医。这时,他已长大成人,倒是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他那时拜著名兽医吴老先生为师,此人医术高超,而老疙瘩张作霖自幼聪颖,学艺专心,所以不过两年时间,他便掌握了一手医马和相马的绝招,对所谓“一观形,二切脉,三查口色,四便功,五起卧,六口腔,七渗八饮九汗出,十问旧病有与无。”这套医马诊谱,他都烂熟于心,得心应手,使一些眼看没救的好马,得以起死回生,因而人们对他开始刮目相看了。但由于战乱频繁,世风日下,加之那时的高坎镇,是个三教九流云集之地,张作霖混迹其间,一方面“与乡坤、地痞、土匪、赌徒及各种女人厮混纠葛”,同时,又有一副侠义心肠,与贫困善良的乡亲患难与共,也正因为他为人的良知还未泯灭,终为恶势力所不容,被迫离开高坎。这时甲午战争爆发,大批清军开赴朝鲜,曾路经黑山,张作霖便跑去当兵了。在战争中,他智勇过人,立下战功,得了军功牌,并升任哨长,颇受信任。后来甲午战争失败,清军败退,他看到从戎无望,骑马开了小差,重又回到家乡。

这时张作霖已二十一岁了,母亲催他完婚,最初他有些犹豫。原来,在四年前,他曾与赵家庙乡坤赵占元的二女儿结识,互相有意,有一段罗曼史。由于那时他还是个没有出息的小货郎,求婚不成,他也凉了心。现在得知赵二小姐仍未婚配,张作霖决定再次求婚。出门那天,他礼帽长衫,带着军功牌和礼品,骑着高头大马,意气风发地来到赵家,终于如愿以偿,喜结良缘了。

在这之后,他虽然在繁荣的高坎镇重操旧业,开了个兽医庄,成为远近闻名的治马能手。但他并不安于现状,而是利用职业之便,广为交游,结交了一些马上的黑道朋友,并逐渐开始了他的绿林生涯。初开始,他也势力单薄,以后人枪渐多,加之他又格外机警灵活,善于网罗各种人才,所以势力越来越大。但这既非万全之策,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人为他出谋划策,认为:“绑抢已成强弩之末,现在民生凋敝,十宽九空,商旅不行,将至抢无可抢,绑无可绑之势,不如趁早改变方法,先使农民得活,将来清廷恢复原状时,你可以受到招抚,岂不为善。”张采此议,到八角台与另一绿林头目张景惠联系,得到他的支持,二人兵马合在一起,约近三百人,公推张作霖为首,就在台安桑林子詹家窝铺一带为该处保险,按地抽饷,名为团练,颇具实力。当时的新民知府得知此事,亦表示欢迎。张作霖遂被委任为骑兵营管带。“张奉到委任,即赴奉天营务处谢委。该营务处以张是绿林出身,声名甚大,员司们都要看看这个人物如何。见张二目灼灼有光,俊品人物,不是山大王的样子,倒象个文雅书生。头戴五品亮白顶蓝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周身沿黑色缎边,袖盘黑缎大盘卡,腰佩洋式军刀,足穿薄底快靴,威风凛凛,气度不凡,就是身材不大,因此大家称呼张为‘小个子’。”⑦在日俄战争前后,张作霖为左路巡防队统领,驻郑家屯,后又将他调到洪南,这里离沈阳还有数百里。武昌起义爆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十分惊慌,最初拟调后路统领吴俊陞来沈护卫,吴迟了一步,张作霖却马不停蹄,抢先进了省城。原来张作霖部下张景惠在沈阳讲武堂受训,他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给张作霖透了消息,请他迅速来省,所以张作霖便率领一哨马队,星夜兼程,直驱沈阳。他“在赶路时,经过吴俊陞防地,片刻不停,只遣马弁持名片约吴于沈阳相会……吴接到张的名片后大吃一惊,说张统领的行动何其神速!”⑧

实际那时反对满清统治的怒潮日益高涨,张作霖完全是凭着非凡的应变的能力,凭着灵通的情报和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的信任,以及奉天革命力量受挫、一般城乡人民对革命尚缺乏了解之机,才得以走进了东三省中枢的奉天的官场,而崭露头角的。

但他真正掌握整个东北的军政大权,那还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因为当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虽然也是拥袁的,可袁对他并不放心。那时他不过是个师长,虽有一定的军权,但袁对他有提防,曾派亲信段芝贵任奉天督军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已使他颇感不快,等到袁世凯“登极”做皇帝、加封段为公爵、张为子爵时,张作霖就更加不满了,曾愤愤然说:“我何能为人做子!”所以,后来当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时,张作霖就毫不留情地把段逼出东北,并轻易地获得了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的职务。随后,他又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思远下台,黑龙江的督军也由他的亲信担任,终于把东三省的军政大权统统抓到了自己的手中。

很明显,张作霖虽由绿林起家,但他决不是猛张飞式的人物,而是“长于权谋术数”的军阀,而且也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威风凛凛,喜怒无常,或者是傲视一切的。相反,他倒是知人善任,并还颇有点礼贤下士的作风哩,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很尊重,他对王永江(曾在东北当过省长)、杨宇霆这些人从来没有责骂过。王永江每次到帅府去见他,事先打去电话,张接到电话,就请王来。而且把正门打开,亲自到门口迎接,彬彬有礼。平时正门是不开的,一般官员都从旁门走,只有贵宾来才开正门。张作霖这一点与鲁莽武夫截然不同”。⑨

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重实际,颇善察言观色,但凡确有不同凡响表现者,那怕也许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倍受青睐,破格擢升。据说,有一年春节,他独自漫步至前楼(那是民国初年,督军署内有前后两排楼,前楼办公,后楼为公馆),见一人在办公室内写字,问他为何不回家过年,那人说家离这里太远,回去一趟路费用得多,现在把省下的路费寄家,家中过年更宽裕,不也是很好吗?张又提出为何不到亲友家消遣,回答是:不便干扰,“‘外面消遣,以浪费金钱,卑职素喜写字,来此写字,亦所以消遣也。’公不禁怡然为之动颜色,连声夸赞‘好小子有出息’不绝口而去。”后来,张对此人一直不能忘却,让秘书长把他找来,几番寻找不可得。后来好不容易把这位老兄找到了,张欢喊道:“对啦,就是这小子!”可此写字人(录事)却甚惊惧,以为大祸临头,吓得面无人色,然而张却“温语有加”,并为之安排了一个好差使,让他到哈尔滨某税局当了局长。⑩

另有一事,说得更绝:

帅府重地,门禁森严,对值勤守更者,雨公(即张作霖)规定午夜一过:不许任何人进出。一日,雨公自己归来迟,逾时限,叩门门不应,连扣仍不应,雨公乃高叫曰:“我是大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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