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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桩公案应该说现在已得到澄清，是早该结束了。所谓“九·一八”之夜跳舞之事，是不存在的。不过，关于张学良与胡蝶是否见过面，有无交往，仍众说不一。其实，对此胡蝶女士在她的回忆录里也讲得很清楚，她告诉我们：“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一九六四年六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⑤胡蝶女士的这一谈话在报上发表不久，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去看张学良。据莫事后对记者说，张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了解了这个真实情况，对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历史公案的真伪，就会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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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
② 张宜雷：《马君武及其诗作“哀沈阳”》，载《武汉晚报》。此处所引系《文摘报》摘编稿。
③ 陈钟瑞：《中国第一流的学者——马君武》，载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５日《团结报》。
④⑤ 转引自胡蝶回忆录。
张学良传……关键时刻的抉择
关键时刻的抉择
在蒋、张保定会见之后的第三天，即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１日，张学良便丢掉了一切官职、宣布下野了。为了再次支持蒋介石，他甘愿代蒋受过，忍受这一沉重打击。并决定听从当局的安排：出国考察。很明显，这决不是他所希望的，而是被迫的。当此大敌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危急关头，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张学良，哪里会有游山玩水的兴致呢！在此时此刻，轻易离开自己的队伍，放弃自己承担的责任，跑到国外去观光，这对他来说，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是痛苦。但有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则极力劝他出国，不要恋栈。就张学良来说，差强人意也好，盛情难却也好，不管怎么想，反正是非走不可了。但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吗？似乎又太冤屈了。想来想去，自己既是代人受过，那也就问心无愧，他没有必要自怨自艾。他的走，是权宜之计，过不了多久，他还是要回来的，所以就是下台，也要光明磊落地下，就是走，也要正大光明地走，他不能不辞而别，不能灰溜溜地离开，不能让人家说他是临阵脱逃，而必须向公众有所交代，遂于３月１１日就他下野出国一事通电全国，略谓：
……余就职以来，仍本先父遗志，始终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助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十九年秋季奉命入关，拥护中央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
“九·一八”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头为之张公道，迫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抗战以来，将士效命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余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国土未复，无家可归者数十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此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力加援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而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并盼国人鉴余诚悃谅余庸愚，虽愆尤丛生，而余本身只知为国，余皆不复计也。
从这个通电看，他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全讲出来，对蒋他还是留有余地的。他还是以大局为重，从团结抗日这个大前提下来讲话的。这也不过是向国人告别，略抒衷肠而已。
在通电发出的第二天，即３月１２日，他便前往上海，痛下决心，力戒毒瘾，为此耽搁月余。４月中旬，当风和日丽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便由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等人陪同，登上了意大利一艘名为“康特罗索”号的邮轮，出国了，为寻求救国之路，他先后漫游了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英国、瑞典等国。他也很想到苏联看看，却未能入境，想必是苏联人对于早先的中东路事件还有些耿耿于怀吧。
张学良原本还要在国外再多考察几十国家，因为“福建事变”发生了，早先被派往福建去打红军的十九路军不愿再打内战，通电反蒋，并在福州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而通过与马占山、李杜（适逢两将军亦在国外）的会见，得知东北抗日情况，更激发了他的爱国思乡之情，乃决定提前归国。于凤至因要照顾和安顿子女在英国求学，所以没有回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和其他随行人员则于１９３４年１月８日回到上海。
在国外考察了一个时期，张学良也还是有收获的。这时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虽然并不都是正确的，甚至还受了不少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但抵御外侮、收复失地、披甲还乡的雄心未灭，他还是很想大干一场的。但打内战他不干，“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归国当时之志愿：（１）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和他们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２）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争。但其结果，事与愿违。”①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鉴于前车，鉴于先前的种种历史经验教训，张学良觉得他晚出台甚至不出台，可能更好一些。所以他不急于走马上任，还想等等看。可这次蒋介石却不等了，因自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起，他就集中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了，加之，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军心不稳，甚至还有兵变发生，所以这才又对张学良发生了兴趣。他一回国，就被蒋介石找了去，又是接见，又是宴请，又是晋升（张学良的一级上将军衔即授于此时），并任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兼任），代行总司令职务。真乃高官厚禄，受宠之至。当时东北军中不少有识之士对此都不赞成，认为张学良应当带领大家抗日，不应再卷入内战的泥坑。但由于那时东北军已远离东北，已经不是独立的军事集团，是隶属于国民党军队系列的，不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要依赖蒋介石，他怎好拒任呢，所以他接受了这一任命，并去武昌就职了。曾几何时，蒋介石对张学良还是那样的无情，逼其下野，令其出国，那时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打进东洋大海，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才不过一年多光景，又对张学良称兄道弟，笑脸相迎了，蒋介石的这种纵横捭阖之策，随机应变之术，不能不令人惊叹。很明显，如果你认为蒋氏真的是对少帅发生了特别的好感，那就不对了，他实际是利用他，要他为他发动的“剿共”战争效劳。先是让其出兵江西、福建，继而又命令他的东北军与其他中央军相配合，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
对于这个新的使命，张学良没有多大兴趣，但也没有拒绝。是的，若说这时他对共产党和红军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那当然也是不切实际的；但若说他愿意“剿共”，十分卖力，那也不是实情。因为当时日寇正向华北步步进逼，可国民党政府却软弱无力。未过多久，何应钦与梅津还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那时凡有点爱国之心的中国人，谁不对此气愤万分呢！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杭州写的过岳王坟有感一诗中，怒斥当局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退让，诗云：
北地小儿贪逸乐，
南朝天子爱风流。
权臣自愿成和议，
金虏何尝要汴州！
屠狗犹拼弦下命，
将军偏惜镜中头。
饶他关外童男女，
立马吴山志竟酬。②
才华横溢的爱国作家和诗人郁达夫在诗中是以南宋奸臣秦桧影射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欲吞并全中国的狂妄野心。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抗日的呼声，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公意。而这些思潮无疑都对张学良有很大的影响，他曾沉痛地表示：“以前同胞们谴责我对日本不抵抗，现在我希望领袖蒋公能更改我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人，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为有价值。”从张学良的这段谈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内心的苦闷、矛盾，不管怎么说，丢掉东北、热河失陷、华北危急，他都是深感痛心的。他总觉得这是他个人、也是全国人民的耻辱，是必须洗雪的。有人也许会说，既然他不愿打内战，为什么回国后又接受了剿共的任务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是的，他这时的确尚处于进退维谷的矛盾中。人们在评论历史人物时爱讲“局限性”，我想这也可以说是张学良的局限性吧？因为那时蒋介石也把他抓得很紧，唯恐他动摇，多次找他谈话，耳提面命，反复宣扬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说什么要抗日，首先必须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所谓内患不除，国无宁日，说的就是国家的统一，不能搞割据，全国上下都要听从中央指挥；只能有一个中心领袖掌握中枢，才能一致对外，等等。张学良与蒋介石打交道的时间毕竟还不算很长，他虽然吃过亏，上过当，知道此人是惯于耍弄权术的，但还没有真正接受教训，还没有完全觉醒，蒋介石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竟然把他征服了，他还错误地认为蒋是从国家全局出发提出这些问题来的，所以他服从了这一调遣。
然而，当他真正指挥部队同红军打起仗来时，却屡遭失败，而军中将士也多怨言，他这才隐隐不安起来。对于先前认为是从国家全局考虑问题的蒋介石的那些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之类的论调开始怀疑了，因为他始终认为日寇对我国的野蛮侵略是无法容忍的，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敌，政府对此熟视无睹，却只热心于“剿共”，这怎么能行呢？共产党对中央政府是有不敬之处，但他们也总还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吧，怎可老是自己内部动刀兵呢？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来打去，还有什么团结可言，又谈何抗击外来侵略？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吗？
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不知怎的，张学良忽然心血来潮，来到了自己的机要秘书张慎修跟前，笑呵呵地说：“小张，我向你提个问题，好吗？”
“好！”张慎修以为他是询问工作上的问题，满口答应了。
不料，张学良却提出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问题。那天，他一改过去总爱说笑的习惯，忽然压低声音，严肃地似乎也是挺神秘地说：“小张，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
张慎修不知道张学良的真实用意，不敢正面谈，因为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这样问法是会使人大吃一惊的。“我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