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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也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原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他们也是老相识，张学良就与红军联合抗日问题，请他从中联络，给予协助，他欣然应允，以后确也做了不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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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是１９６０年在台湾发表的。就西安事变来说，张学良是有大功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不需要、不应该、也不存在什么要“忏悔”的问题。此文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发表的，引文仅供参考（此系援引张魁堂有关文章注释）。
②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③ 据一位同志的回忆资料编写的，原文散失，出处不详。
④⑤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张学良传……肤施夜话
肤施夜话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伟大胜利，对全国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受到蒋介石排挤、对打内战不感兴趣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
当然，一种新的革命高潮的酝酿与准备，也是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的。实际上，为了抗日，为了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为了实现党在新形势下政治策略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对于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研究，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的分析，以及对于他们的统一战线工作，早在红军长征的后期就曾考虑过，但有些事那时无法实现，实际对他们、特别是对张学良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则是从１９３５年冬和１９３６年春在陕北榆林桥战斗后开始的。而被俘的原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迅速释放，则是一个新的起点。
高福源是由于被俘后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动向在甘泉地区指挥前方作战的彭德怀同志提出回去劝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当时正是党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的时候，高福源的要求，有利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所以彭德怀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甘泉与高福源联系，并促成此事的。
高福源是先到洛川见了东北军的王以哲军长，然后由他密电报告张学良，张学良于第二天乘飞机专程来洛川与高见面。
张学良早想沟通与红军的联系，一时尚无头绪，现在高福源回来了，而且似乎带有某种特殊的使命，他当然乐于尽快见到他。但使不但不想让他看出他的这种焦急的心情，并觉得对他的诚意还要看一看，甚至认为他应当先试试他的胆识。……
张学良的这个微妙的心理，高福源当然是料想不到的，所以他一见到张学良，就立即敬了一个军礼，并说：
“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
张学良态度严肃，冷冷地问：“怎么回来的？”
“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我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
“什么？红军派你回来的，你好大胆！”张学良见他大言不惭，好象他不是打了败仗，倒象是得胜回朝的英雄，所以突然大声喝道：“你当了俘虏，还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原以为张学良会热诚与他交谈的，没想到他会这样对待他，所以十分失望，痛心地说：“请副司令息怒。我这次冒死回来，确实有话要对您说，我是为了您和东北军好，决不是为我自己。至于您怎样对待我，我是不在乎的。我不怕死，怕死我就不回来了。您想杀我，还不跟踩死个蚂蚁一样。但副司令，您可不能忘记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了，不能忘记三千万东北同胞已沦为亡国奴，也不能忘记先大帅是怎样惨死在日本人的手中！现在共产党和红军主张团结抗日，并诚心诚意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又有什么理由骂人家为‘匪’？难道非要把我们东北军这点力量全消耗在自相残杀的内战中才心甘吗？”高福源说到这里，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他只打算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要杀要剐，就随人家的便，只是觉得这也太冤屈了，所以既激忿，又悔恨，因而哭得很伤心。张学良原本就无处罚他的意思，现在听他这样慷慨陈辞，也不禁流泪了。他终于怀看激动而又沉重的心情走过来，亲切地安慰他说：“福源，别难过了，你说得好，说得对，你是我的老部下，我哪能那样做呢，我刚才是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回去可以转告红军，请他们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可以作一些商谈。”
高福源很高兴。在圆满完成任务后，他又返回陕北苏区。
高福源回到红军驻地后，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对他多所鼓励。另方面，对张学良关于双方立即进行接触和商谈的建议也欣然采纳，并于３月４日派李克农去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会谈。这次会谈，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那时张学良误以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他既注意与陕北红军的联系，也很重视与上海友人的接触，想通过他们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不久以后，他终于从上海友人那里获悉，原东北义勇军抗日将领李杜（当时他住在上海）为他找到了共产党的关系。实际是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得知张学良的愿望后，决定派刘鼎到西安去与张学良联系，搞统战工作。张学良认为刘鼎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得到消息后，即派亲信高参赵毅到上海去迎接客人。
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由朱德介绍入党的刘鼎，是１９３６年春来到西安的。到了西安后，他就住在张学良公馆里。那时张公馆在西安西门里金家巷５号，这所住宅，原为西北通济信托公司建造，１９３５年秋，张学良率东北军进驻西安后，租赁了这个院落，作为他的官邸。这里的主要建筑物是三幢东西排列的三层青砖楼房，即Ａ楼、Ｂ楼、Ｃ楼。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沧桑变化之后，原来的房舍多已陈旧破落了，但它的主要建筑和庭院仍保存完好；特别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注，加强了对西安事变旧址的管理工作，经过认真修葺，如今这里已焕然一新，恢复了多年的风貌。Ａ楼，在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下属、职员所住的地方，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团曾在这里住过。Ｂ楼，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副官和警卫人员的住所。Ｃ楼，是张公馆的核心。张学良自１９３５年秋来西安直到他离开西安去南京以前，同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等一直住在这里。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１日晚，张学良宣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军事会议是在这里召开的。１２月２３、２４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三方会谈”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张学良与刘鼎素不相识，突然见面，彼此都不大了解，但性情开朗而又为人豪爽的张学良并不拘束，一见面，张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如‘为什么你们骂我投降卖国不抵抗？为什么红军打我打得那么厉害？’等等。刘鼎答复大要是：‘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严防边陲，有守土之责。日寇犯我，一夜之间，沈阳沦陷，进而东北尽失。面对外侮不放一枪，全国人民能不骂你？共产党同全国人民一气，当然不能例外。
“东北军是蒋介石指使下的‘剿共’先遣大军，前在鄂豫皖，后在陕甘边区，一直都很积极，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你们打我们，我们回击了一下，能算厉害吗？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百万大军也无可奈何。“蒋介石驱东北军上前线‘剿共’，是他的‘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你看是红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厉害？！东北军应当联共抗日，这不仅可以洗掉东北军不抵抗、投降卖国的骂名，而且还可以摆脱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将来，抗日胜利和中国解放的大功，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列前茅。
“刘鼎同志的一席话，说得张学良将军心里特别高兴，一定要留住刘鼎同志。中共中央得知刘鼎同志与张学良将军相处甚得，就委派刘鼎同志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常驻西安。”①刘鼎在这里住下来以后，能和张学良及其他东北军将领时常见面，使他能以他的学识和丰富经验，系统地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张学良等对党和红军有了更确切的了解，加强了他们与共产党全面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为周恩来同志到肤施（今延安）与张学良会谈作了准备。他曾参加这次会谈，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他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党中央对他当时在西安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曾一再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张学良对他的印象也很好，在由应德田口述的有关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回忆录中也曾谈到：“刘鼎同志住到金家巷之后，他和张学良将军时常见面，和我及孙铭久的接触也较多，时常谈到抗日整军的问题，对东北军抗日运动和抗日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张学良将军怀疑刘鼎同志系王稼祥，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刘鼎可能是王稼祥。’可见，他是十分重视刘鼎同志的。”
总之，张学良的上海之行，高福源的奔走，以及刘鼎的到来，使张学良对于共产党和红军的看法有了新的转变。而在这之前李克农与张学良的洛川会谈和在这之后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肤施会谈，对于贯彻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和推动张学良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则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１９３６年４月８日，是预定在肤施举行会谈的日子，但这天天不作美，从一大早开始，就风雪交加，飞机无法飞行，所以谈判时间不得不推迟一天。
４月９日，风雪小多了，但仍是个严寒的日子，为了能及早赶到肤施，使这次谈判能顺利举行，张学良决定当天一定启程。所以９号这天，他早早起身了，并特意换了一套普通的灰布军便服，这是他为了与红军谈判而特意让裁缝制作的，由此也可看出他对这次会谈的重视。
在肤施会谈的前几天，天气一直不好，８号那天，先是大雪，后又下雨，给行路带来许多不便。９号这天，天虽晴了，但雾大。张学良已顾不了这许多，带领王以哲、刘鼎、孙铭九等少数随行人员，亲自驾驶飞机直飞肤施。
下了飞机后，张学良觉得，有点疲倦，胳膊、腿都有些发酸，好象不常劳动的人突然干了一天体力活似的。他过去不止一次地驾机冲向蓝天，坐汽车也总喜欢亲自驾驶，都没有这么累过。他这才真正体验到，开飞机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特别是在雾大或气候变化无常的情况下。
这天下午，他没有再出门，就在会谈地点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附近的一个小院里休息。
中共代表也是顶风冒雪，从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骑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