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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的发生，就在眼前，这点蒋介石当然是未曾料到的，但他也不是毫无所知，他好象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显得有点坐卧不宁，大大加快了他推行“剿共”战争计划的步伐。当时西安甚至还传说蒋介石已决定命令张学良立即驻洛川，杨虎城驻韩城督战，向红军进攻。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华清池行辕召开几次高级将领会议，都把张学良、杨虎城排除在外，没让他们参加，形势已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这也即是说，在蒋介石看来，要么上剿共第一线，去跟共产党和红军拼个你死我活；要么你就趁早卷铺盖，别无他途！
有人也许会说，物极必反，这是很明显的道理，难道蒋介石就不懂得吗？难道他就不知道不仅是共产党，就连他的部下也不会助纣为虐，听任他的摆布吗？是的，这个浅显的道理他就是不懂，因为他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对形势和历史发展的看法也往往是不正确的。“他没有估计到以联合抗日为共同目标的三位一体在西北已紧密结合；他没有估计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影响，已使国民党多派别和地方势力产生共鸣，而以各种形式或明或暗地表示了赞同，共产党并与其中相当一部分力量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得谅解；他更没有估计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全国各阶层强烈要求国共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抗日的热浪，已经汇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日军进犯绥远更加剧了这一局势，剿共战争已经此路不通。”⑤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就好比一个疾病缠身的人，还硬要继续在一座年久失修的独木小桥上蹒跚而行，怎能不摔个鼻青脸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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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木庵：《西安事变纪实》，载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② 李连壁：《在陕西省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原载《陕西日报》。
③ 引自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一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
④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 杨拯民：《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原载《党史通讯》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
张学良传……华清惊梦
华清惊梦
蒋介石在未来西安之前，对于此行可能会栽个大筋斗，甚至形成差一点被别人一脚跺翻这个令人沮丧的结局，是没有料到的，如果他能料到，就不会冒这个风险了。但是不是毫无所知，没有一点觉察呢？那也不是。蒋介石不是马大哈，不是那种粗心大意的人，这从他后来写（实际是陈布雷代笔）的《西安半月记》中，也略见端倪。他谈到在他未来西安之前，“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所以，他来西安后，是有提防的，这明显地表现在他很注意分析研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情，频繁地找一些高、中级将领谈话，一方面摸情况，作调查，一方面又打又拉，硬要把他们推向剿共的道路上去。原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就亲自领教过蒋氏的垂训，他回忆说：
西安事变的前几天——十二月八日，蒋介石约我和王以哲去临潼吃早饭，我坐在蒋的右边，王坐在蒋的左边。席间，蒋满脸怒气，三人都没有说话。饭后，蒋随即站起身来，先对我说：“你对剿共有什么意见吗？”我沉思一下说：“中、下级军官全想留着力量，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蒋介石听后紧接着就对我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王以哲此时站立在蒋的身旁。蒋说到这里就连声催着我先走，然后要王以哲跟他到隔壁客厅去。刚一进屋，我就听到蒋很气愤地对王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些举动……”刚听到这里，蒋的值班卫士表示不愿意让我再听下去，我即到钱大钧办公室等候。①
蒋公意欲如何，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另方面，那就是他也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如他由于惧怕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不留住城内（他对西安局势非常恼怒，“但他认为张学良没有多大问题，而对杨虎城却很不放心”。他之所以不住到西安城内，就因为城内是杨虎城部队负责的防区），而偏偏要住在离西安二十五公里远的临潼华清池（这里由东北军驻防），也主要是从安全和以防不测、便于撤离来考虑的。
提起华清池，人们很自然会想起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诗句：“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是的，位于西安东郊三十公里临潼县境的华清池，一向是以景色秀丽、温泉潺潺而著称于世的。不过，你若认为蒋氏看上了这里的自然风光，并且还有点好古僻，那就错了，他那时才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呢。所以他的到来，对华清池来说，并不是什么吉祥之兆。因为自从蒋介石在此安营扎寨后，西安驻军以及华清池附近的老百姓就受到了管制，不仅不能随便走动，有时还必须关门闭户，肃敬回避。因为那时这里不仅戒备森严，“大地阳春牌楼以南的东西公路上，不许外人通过。如有蒋介石出外回返，近在咫尺的东尧西尧村民，连家门也不许出。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东北军和宪兵队，每天要对附近村民挨家挨户查户口两三次。”②
其实，那时蒋介石深居简出，一般是不常离开行辕的，如若外出，必增岗加哨，严加警戒；至于一般的官场应酬，饮宴游乐，俱皆婉辞，很少参加，所以那时要对他有所动作，是很困难的。
是的，西安事变的目的，不是除掉蒋，而是逼蒋抗日。而要逼，就得先把他捉住，也只有把他逮起来，才能使他就范，所以捉蒋而又不要把他打死，还真得讲点斗争艺术哩！
怎样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呢？张、杨二将军开始也心中无数。最初，他们有过几个方案，如在蒋外出时，中途设伏（当时曾经出现过这个时机，１２月６日上午，“蒋介石在邵力子‘陪同’下前往西安南郊，沿途由东北军卫队二营负责警戒。张、杨紧急研究后，认为有机可乘，决定趁蒋由南郊回临潼途中秘密捉起来，送往西安新城大楼，然后再和他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张、杨估计蒋介石回临潼经过西安的时间约在中午十二时左右，捉蒋的地点定在离西安南关稍远一点的地方，逮捕时不准备开枪、不断绝交通、不挖断公路。当蒋乘坐的小汽车开过来的时候，守候在公路两侧的东北军，突然在公路上横堆几根大木棍，蒋介石乘坐的小轿车必然开不过去而停止下来，那时，埋伏在两边的士兵，立即把蒋和他带的卫士逮捕起来，押送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东北军派部队逮捕驻守临潼华清池蒋的随行人员，解决华清池附近及临潼车站蒋备用‘专车’上的反动武装。西安方面由十七路军负责逮捕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随蒋前来‘督剿’的高级将领，解除公安局、宪兵团、省党部等处的反动武装。杨虎城亲自检查了捉蒋的警戒部署。只等东北军在西安南郊把蒋捉到，便即刻开始行动。但直到下午三时，迟迟不见捉蒋动静。杨虎城十分焦急，他立即去找张学良询问情况。张学良解释说：中午接到南京电话说何应钦当天来西安见蒋。准备何应钦来了一起捉拿，所以临时改变了南郊公路上捉蒋的计划。杨虎城感到，两部联合行动，如果步调不能完全一致，事久必有泄密的危险。他提醒张学良说：‘擒贼擒王，大事可定局。多捉了个何应钦，假使跑了个蒋介石，一切落空了。’张学良表示：下次决不变更了”），③来个突然袭击；也曾计划请蒋到西安最有名的易俗社看戏，在剧场内动手捉蒋。谁知，他行踪诡秘，没有固定的时间和路线，而对于戏，他是从不去看的，所以这些计划完全落空了。几经考虑，最后选中了临潼。对，就把蒋介石所欣赏的华清胜景作为对他进行“兵谏”的场所吧。
地点确定之后，紧接着要考虑的，就是执行扣蒋这一特殊使命的人选，卫队营的孙铭九和王玉瓒是要执行这一任务的，但还要有更可靠的中、高级军官和部队参战。对此，他选择了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当时，白师长是张学良由甘肃固原召来西安，刘桂五则是由王曲军官训练团找来，让他们担负此重任，也足见少帅慧眼识人。他们何以被选中，并受到这样的信任呢？担任过东北军骑兵六师参谋长和十七团团长的汪瑢谈到：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三日中午，我听说刘桂五乘飞机由西安回到固原，便亲往固原去见刘桂五（刘当团长时，我是团附，相处很好），打听西安方面的消息。刘桂五谈他同白凤翔去临潼扣蒋的经过情形，如下所记。
问：为什么副司令选择你去临潼扣蒋介石呢？
刘桂五：这是因为副司令信任我。在王曲受训时，我就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在副司令面前宣过誓，保证为副司令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副司令也曾用各种方法考验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在一起，他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内忽然冒烟，他赶快跑开，并连声说：
“不好，炸弹！炸弹！”我拿起来急速扔到窗外。他到我身边说：“你怎么不跑？”并摸摸我心口跳不跳。我说：“我能自己跑开，丢下副司令不管吗？”他笑着说：“你真行，有胆量。”
我这次八日到达西安后，晚上七时去见副司令。副官告知我说，“副司令叫你等候”，直到十一时半才见我。
当时屋内只有他一人，让我同他坐在一起，他侧身双目注视很久才说：“这回要用你了。”我问：“有什么事情？”副司令低声说：“叫你去（行——笔者）刺……你敢不敢？”我说：“叫我刺谁，我都敢，就是不认识他。”副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