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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曾分别致电或派出专人与各地实力派联系，寻求支持。当时各地方军阀因为惧怕如果蒋介石不倒台会进行报复的，所以多数持观望态度，不敢明确表示支持张、杨。但也有支持正义、态度较为明朗，“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而明确表示支持的，这便是两广。
程思远先生说：
十三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的名义，以“元电”询李、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李、白即以“寒电”复孔祥熙云：“汉卿痛心乡邦，激于义愤，发为行动，情有可原，盼审时度势，（奇*书*网…整*理*提*供）遵循政治途径解决，并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
当时李济深在梧州，特电国民党中央，主张号召全国一致对外。后闻南京亲日派策动任命何应饮为“讨逆军总司令”，李又进一步表示反对讨伐张、杨。……
一九三七年初，蒋介石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又扣留张学良，并调大军进逼陕西，显有以武力解决张、杨所部的企图。一月五日，张、杨两部将领联名电责蒋介石，表示坚决抵抗，于是局势又复紧张。一月十二日，东北军与中央军在渭南北岸发生冲突，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李宗仁又获悉蒋介石的中央军有可能在一月十五、十六日向陕南发动总攻之势。消息传来，深为忧虑，于是急与四川军阀刘湘联系……一月十五日，由刘湘领衔（原作者注：《民国大事旧志》只提“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请入陕中央部队停止前进，盼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而未提到刘湘领衔之事），李、白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对陕不能用兵，应和平解决。⑩
四川是西安的近邻，川康绥靖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是当时四川最有势力的实权派代表人物。他因对蒋介石１９３４年派参谋团入川插手川政不满，与南京国民政府是有矛盾的。但对西安，特别是张学良则是友好的，早在张学良调到西安之初，他们就常往来，双方不但在抗日等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交往。有一篇题为《刘湘请张学良吃“姑姑筵”》的文章中，提到一桩他们之间的往事，尤其这个“姑姑筵”，还有一段妙趣横生的故事呢，原来：
成都的“姑姑筵”，在二、三十年代，确实是享负盛名，推其原由，殆在于该店主人黄晋临颇多不类凡俗。黄原为读书人，曾应清代科举，民国初作过县官，富有文才。其人平日讲究饮食，对《随园食谱》大有心得，因而所制菜肴十分精美。店之所以名“姑姑筵”，盖厨师尽属一家姑嫂妯娌也。黄晋临初于店外悬出一联，极见风趣：
右手拿菜刀，左手拿锅铲，急急忙忙干起来，做出些鱼翅燕窝，供给你们老爷太太；
前头烤柴灶，后头烤炭炉，烘烘烈烈闹一阵，落得点残汤剩饭，养活我家大人、娃娃。
读之略可窥其现世之态。
记得是一九三五年秋，张学良将军因公来成都见蒋介石（这时蒋正在川开办峨嵋军官训练团）。刘湘为尽地主之谊，将设宴为张接风。张因常闻人言成都“姑姑筵”庖艺绝精，因有亟欲一试之意。刘湘认为这有何难，当即令督署副官处立为备办。该处马某及李某承命，急赶至“姑姑筵”店，与店主人黄晋临说明来意，要黄当天特制一席以飨佳宾。不意黄晋临竟斩钉截铁地答曰：“不行！”叩其故，则云“来不及。”经一再婉商，皆被推拒，马、李二人正苦难于复命，忽闻屋后操作有声，乃排闼直入，见厨下珍馐盈案，正自忙个不停。因回身再对黄言道，“即便以此相应，有何不可？”黄答：“以我一家人力量有限，每日只能做上一桌，这是人家先行预定的，歉难从命。”看来已无商量余地。最后试询此席为谁所订，答曰王元虎。于是事情有了转机。因为王元虎是不久前才下台的师长，马、李二人便急去向刘湘回报。当下用刘湘名片略批数语，要王让出此席：另派人叫名餐厅“容禄园”办一席与王交换。王元虎心里虽不乐意，亦不得不表示谨遵台命。这样，张学良将军便品尝了成都“姑姑筵”制作的佳肴，并对之赞赏不绝。……⑾
由此可见，刘湘是非常重视他与张学良的友谊。二人一直十分友善，两广事变期间，刘与张、杨之间也常交换意见，他们对两广地区实力派的正义行动是同情和支持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刘湘感到高兴，但鉴于南京对四川的压力，起初没有公开表态，而是暗派密使去西安，赞成张、杨的八项主张，并表示愿以四川作为张、杨的后方。但在那时，南京及孔祥熙也有电报给刘，不公开表态是不行的，刘便于１２月１８日发出通电，提出“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等问题，希望放蒋，同时肯定事变的正义性。电文中说：“国人频年以来，因外侮日亟，御侮雪耻之念无时或忘，主张虽有缓急，所见或有偏全，而爱国抗敌之志，实无轩轾。……各方所争，即在抗敌之时间与方法，而不在抗敌之是非，更何忍自耗国力，使强敌坐收渔人之利？”
在绥远的抗日将领傅作义，早在１９２８年就曾得到张学良的保护，从那以后，二人关系一直很好。绥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声援，而且还派一个骑兵师前往援助，所以对西安事变傅作义积极支持，态度鲜明。１２月２４日，他还亲自乘飞机来西安，后来只是因为飞机迷航，在途中耽误了时间，而这时张学良也已送蒋回南京了，二人才没有见面。
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掌管晋、绥两省的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则是另一种类型。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年，他是摇摆不定的，他一会儿与日本人勾搭，一会儿拥蒋反共；一会儿表面服从蒋介石，暗中却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甚至与共产党也有一些秘密交往。著名的老共产党员彭雪枫、薄一波等在此期间都曾在山西工作过，并与阎锡山有过一些接触。可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却变了脸，连呼“惊痛”，一片责难之声，如在复电中说：“……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后来，根据孔祥熙的请求，拟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山西省清乡督办徐永昌去西安，以调停南京政府与西安的争端，张学良断然拒绝了，并对部下说：“要阎锡山来做保证人，是不必要的，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儿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他对我们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点同情。他把他给我们的电报还全文抄送南京，登在那里的报纸上，向南京政府讨好，这样的人我们不同他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⑿
在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和新疆的盛世才，也都有抗日要求，但由于他们各自的特殊情况，最初不敢公开表态，等看到事变将会和平解决时，才发了通电，如宋、韩１２月２３日在向全国发出的联名通电中，就主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事变应政治解决，避免军事冲突。西安事变爆发后，《新疆日报》曾发了“号外”，人们都认为盛世才一定会发通电支持张、杨的。他在当时有表示赞同之意，只是由于看到苏联不欢迎这一事变（苏联《真理报》对西安事变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认为是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英、美、德、意、日等国都跟着指责张学良；有的是因情况不明，有的是别有用心），对张学良有所指责，他才又改变了态度。对此人在西安事变后的急转，周春晖有如下评述：
盛世才为了测验部属思想趋向，于西安事变翌日，在都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当场出了三个题目：一、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这项措施是否正确？二、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响应本督办七项救国纲领？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以下犯上？给与会者每人发白纸一张，要他们记出一、二、三题号，下面按个人认识，注明“对“或“不对”，然后签上答者姓名。收卷后，盛看过即令写“不对”的人举手，这些人大都是军人。盛当场讲：“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他……知道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指斥张学良行动不当。回来后立即嘱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论拆掉，对西安事变不作论述，并说那天测验的事不要再提了。……
按（原作者按语）：一九三六年张学良曾派代表栗又文、车向忱等来新疆。盛曾表明他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希望西北各地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合作。但西安事变的发动，他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最初估计，至少西北各地会与南京决裂。所以先来测验一下部属心理，并进行说服。
但因苏联对事变的否定评价，而他个人又不能出尔反尔，只有不再评述，不表示态度了。在他公开反革命后，他对他的友人曾谈过这件事，说他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了当，弄得八方不是人。并说政治领导者，尤其握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扣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⒀
这一记载，使我们对盛世才其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此人原本就不是革命的，他在西安事变时的反复，他的见风转舵，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至于他后来的所谓“上当”、“冲动”云云，完全是站在反动立场上判断是非的，对事物的看法往往是颠倒的，这与有的把革命说成“反动”、把抗拒说成“正气”，以及硬把义举说成“叛乱”、“劫持统帅”之类的言论不是如出一辙吗？
当然，在那时，在群众中对一些问罪的认识也不一致，也有些人是偏激的，如他们认为既然好不容易把蒋捉住了，将他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以报仇雪恨，有何不可？
对蒋介石怎样处理？
怎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西安事变何去何从？……
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复杂，可究竟怎样发落，怎样结局，又一时难以弄清，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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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王德林关于西安事变当天见闻的回忆资料，原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西安晚报》。
② 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③ 房成祥：《西安事变史话》，陕西人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５月出版。
④ 周一志：《戴季陶坚决主张讨伐张杨》，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 康泽：《西安事变后南京情况》，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⑥⑦ 黄绍竑：《西安事变片段回忆》，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⑧⑨ 李松林、张秀芬：《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