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未完: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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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未完:张爱玲- 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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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许地山并未在张爱玲的文章中谈及过,但据学者黄康显在《灵感泉源?情感冰原?——张爱玲的香港大学因缘》一文中指出:“《第二炉香》与《茉莉香片》提及的华南大学,根本就是香港大学的影子,特别是后者的中文系,言子夜教授可能就是许地山教授的化身。”

我们知道《茉莉香片》是张爱玲以弟弟张子静及她所憎恨的家庭为背景而写的,其主题是“寻找父亲”,因此她将留过学,年过四十五岁,有着瘦削身材,身着中国长袍,热爱中国文学,热爱中国,对不争气的学生恨铁不成钢(这些特征都正与许地山吻合)的言子夜,描写为主角暗暗倾慕的理想父亲,可推测出他在张爱玲心中所占的位置。邵迎建认为“从不言及这位恩师或许也正如她一贯所为,对于自己生命中铭心刻骨的人和事(如母亲、与胡兰成的恋爱),始终不发一言,只在‘虚构’的小说中,透出些许蛛丝马迹”。邵说无疑是可信的。

许地山是一九三五年因受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的排挤,而被燕大解聘,而旋由胡适推荐后,应香港大学之邀,任港大中文学院即今日的港大中文系。主任教授。港大聘中国人为教授者,除以前医学院王宪益教授外,许地山是第二人。许地山除了是知名的作家外,更是一位“通才”的学者,从文学、哲学、宗教学,乃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几乎无所不通。他知音律,善琵琶,能谱曲编词,精于插花,还研究服装、古钱币。

后来担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王赓武说:“港大中文学院于一九二七年创设以来,因为时代的关系,还是偏于记诵之学,许先生来了之后,把课程分为文、史、哲三组。前人研习文学,只重视诗文,许先生则加上词、曲、小说、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前人治史,多注重朝代兴革,许先生则不但要讲政治史,还要讲文化史、宗教史等。经学一门,往时研习颇有囫囵吞枣之弊,现今则剔除非哲学的部分,而再加上九流十家、道教、佛教等等,做有系统的研究,并旁及印度哲学,以资参考。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屡经改革,才有今天文、史、哲、译粲然可观的规模,而许先生三十年代高瞻远瞩的扩充,可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而在港大,佛朗士是许地山的同事兼好友,他经常出入许家。据许地山夫人周俟松晚年的回忆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山基于旧恨新仇,奋身走出书斋,奔向街头,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一九三八年,孙夫人。在香港担任‘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保盟’一方面在国际上向华侨宣传抗日,一方面向全世界各地募集医疗药品器械、食品和其他物资辗转运到前线,支援抗日战争。地山虽不是‘保盟’成员,但由于志同道合,与孙夫人过往甚密。特别是她的助手、‘保盟’的司库、英国人法朗斯即佛朗士。先生,也是香港大学教授,与地山是同事和朋友,他经常来我家联系,商讨募集物资和运输线路等问题。”由此可看出张爱玲与佛朗士及许地山的关系。

但就在张爱玲大学毕业的前半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占领了香港,由于战火,正如张爱玲所说的:“学校的文件纪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参张爱玲:《我看苏青》。也因此我们无法从文献上获得进一步的资料。

我们知道张爱玲对“服装”有着偏好,除了从小熟读《红楼梦》受其感染外,另一方面得自于她母亲: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羨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除此之外还有女性爱美的天性,张爱玲从小就以她母亲为榜样,“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然而父母亲的离异使她的梦想破灭,在她黯淡的青春期中,对自己服饰唯一的印象便是:“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捡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晚年她在《对照记》中说:“不过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致于后来一度Clothes crazy(衣服狂)”。

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坦承: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而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文中说:“张爱玲很喜欢特别,比如穿衣服,总要穿得和别人不一样。四二年,她刚从香港回到上海,我去看她。她穿上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一朵朵的蓝色和白色的大花,旗袍两边都没有钮扣,穿的时候要像穿汗衫一样钻进去。领子矮得几乎没有,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和肩膀一样齐,长度只到膝盖。”

由于对服装的喜好,使她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发表在《二十世纪》英文刊物长达八页的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谈的就是时装。《二十世纪》是德国人克劳斯·梅涅特(Klaus Mehnert)一九四一年十月在上海创办的刊物。而据张爱玲自己说,她在港大的三年里,几乎没有用中文写过东西,为了练习英文,她连信也用英文写。再加上英文杂志所付的稿酬一般都比中文杂志高得多,因此她先向英文杂志投稿也是很自然的事。

主编梅涅特对张爱玲的文章赞誉有加,他称她“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还在文章前面加了两段按语,大意是“此文对于我们读者中的女士无需推荐;对她们来说:‘时装’这个词的意义不言可喻。但为我们男性读者们着想,或许应该说明以下几页绝非仅是刊登一篇谈时装的散文。实际上,此文提供了有关现代中国的一种有趣的精神分析”。后面他赞扬张爱玲的文笔,“不仅写出了这篇充满魅力的文章,还画出了富有表现力的插图。”

张爱玲擅长绘画,在这之前就曾在圣玛丽亚女校《国光》第四期刊登过漫画“某同学之甜梦”;而在此文她附上十二幅亲笔绘制的,自清末至四十年代的女性发型和服装插图,生动而灵感十足。而这篇英文散文后来经过张爱玲自己的改译,便是发表在同年十二月《古今》月刊第三十四期的散文《更衣记》。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说:“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于是在动荡的时代,人们的衣服总是为了能轻便地移动而显得紧匝在身上,所以“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而“元宝领”的产生,是因为中国有了第一次巨大的变动,“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衣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喇叭管袖子”式的飘飘欲仙,是因着民国新创立的清明气象,理想的人权主义、投票制度、自由恋爱,使得服装“也显出空前的天真、愉快”。而“旗袍”的采用,更是由于西化中男女平权的影响,因为“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为了表示自己和男子一样,女性同胞们由服装上开始自力救济。

这篇文章虽然写的是时装的变迁,但处处落笔在中国人的心理上,从清初到民国历史的每一次社会变动,在女人的穿着打扮上全有体现。很显然地,这样的文章给人感觉既有女性在形象观察上的细腻入微,又有一种十分难得的机智见识,甚至说必须要对晚近的服装史有深刻的体认,而论者认为它正得之于许地山的启发。早在少年的时候,许地山就能做一手好工艺。在燕京大学求学时,这位年方弱冠的宗教研究者,竟能自我设计服装。他穿着自己设计的“长仅及膝,对襟不翻领的棉布大衫”,被视为怪人。后来为了编写一部从未有过的《中国服装史》,年轻的许地山在从事教学和写作的同时,着手搜集大量有关服饰的古画影印本、人物木刻画像和各种照片,还对此翔实地做了校勘和考证。而就在这不久,他遭到燕大的解聘,使他的研究不得不中辍。但他还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天津《大公报》的“艺术周刊”第三十二期连载他的长篇论文《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陆续在第三十三期(五月十八日)、第三十四期(五月二十五日)、第三十五期(六月一日)、第三十七期(六月十五日)、第三十八期(六月二十二日)、第四十二期(七月二十日)、第四十四期(八月三日)共八期续完。但因该文后来并没有收入许地山的《文集》中,因此一般人只闻其篇名,而不见其文。许地山文中所附之图片,见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报》。

该文洋洋洒洒数万言,并附有图像百余幅,可说是图文并茂、有条不紊地叙述了从清兵入关以来,中国妇女的服饰和变化,特别是就大动荡的近代中国,同时并存各种各样的女装进行排列和解析,这在当时可是一项创举。许地山在文章开头说:“本文只就个人底癖好和些微的心得略写出来,日后有本钱,当把它扩成一本小图冊。”可见他是有计划要写服装史的。

传奇未完:张爱玲第五幕在香江与许地山的相遇他谈到:“近三百年来底服装,因为满族底统治与外国底交通,而大变动。最初变更底当然是公服,以后渐次推及常服。但强制的变更只限于男子,女子服装底改变却是因于时髦。”“衣服可以分为公服、礼服、常服三种。公服是命妇底服装,自皇后以至七品命妇都有规定,礼服可以分为吉服与丧服两种。平常的服装底形式最多,变迁也比前两种自由。”

又说:“女人底衣服自明末以至道光咸丰间,样式可以谓没有多大的改变。近三百年来底中国衣服与古时不同,最明显的地方是由结带变为用钮扣。……从束带一变而成扣钮子,在衣服底形式上,最受影响底是领子和衿头。不用钮扣底时代是圆领或斜领,一用钮扣,便可以改成高领了。”

“宽衣大袖已渐改成纤小,这原因可以说有三个:第一是外国材料底多量输入,是穷一点底人们也可以穿漂亮的衣服。……人们再没有‘做一件,传三代’底观念,衣服称身底觉悟也就开始了。……第二是女人职业底开展。前五十年,女人底生活只如孔雀,在网屋里开开屏,但自通商口岸底工厂一开,在工厂女工们底生活有点像鸵鸟,所以也用不着过于美丽的衣裙。缝纫底方法日趋简单,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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