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我的梦(姚明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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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我的梦(姚明口述)- 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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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这点是从我妈妈那儿学到的,她曾经是国家女子篮球队的队长。在中国,人们常说如果父母做了什么事情,孩子们应该追随下去。
  我想王治郅迄今在NBA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一直都想成为一个全面的球员。我一直都将精力集中在做中锋该做的事情上———盖帽、抢篮板以及在罚球区内得分。因为我觉得作为中锋自己的作用更大。王治郅喜欢投三分球以及面向篮板上篮。他的防守也有问题。自从2000年奥运会以来,我看得出他的防守很吃力。我还能在打防守的同时进攻。但是他的防守已经跟他刚进入国家队时的状态不同了。


                  
第十章 我和王治郅(5)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王治郅和巴特尔来到NBA的时候,他们的情形和我不同。王治郅是达拉斯小牛队在1999年选秀中第二轮选中的,而且他等了两年才离开中国。巴特尔是作为自由人加入丹佛掘金队的。两支队伍都已经有大牌球星了,因此他们需要努力适应球队。现在他们又加入了不同的球队,要再度确定自己能为球队起什么作用。火箭队非常需要我,让我成为了他们的第一选择,因此他们尽一切可能让我成功。他们在队里为我准备了位置,并且打造整个球队使我更好。如果你看看球队从我的第一年到第二年做出的变化,你就会发现这点 。
  王治郅和我从来不是朋友,但是我会一直喜欢并且尊敬他,因为他想在NBA打球。他有梦想而且他很努力地去实现这个梦想。大部分中国运动员没有机会在NBA打球,这没什么,但是有些队员根本没有以此为目标,或者即使有了目标,但当他们发现不能达到目标后,就没有再定新目标。这就很糟糕。美国不是有句话吗:人要有雄心壮志。


                  
第十一章 我和叶莉(1)
  
  我平生只跟一个女孩谈过恋爱,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所以我决不会成为男女关系方面的专家。我来NBA当然是意味着接受一种教育。我记得一家中国报纸在采访我和穆奇·诺里斯的时候,问到我们是否有孩子。他们先问穆奇,但是我替他回答了,“当然没有,”我说:“他还没有结婚呢。”“事实上,”穆奇微笑地看着我说:“我有两个孩子。”
  当时听到他的回答我很吃惊。我还从来不认识谁没有结婚就当爸爸的。很久以来,如果 你在中国未婚生子,你不会告诉别人。现在可能有所不同,年轻人不再把这当作坏事并且也不怕告诉别人。但在中国每个家庭仍然只允许有一个小孩。当然,如果你住在上海和北京,而且你和你的老婆都是独生子女,你可以要两个孩子。不过我很肯定你在中国不可能找到有两个孩子的单身爸爸。上海没有穆奇们。
  我想我会要5个孩子,五年里一年一个。再想想,不行,那样太累了。
  同样,超过一个女朋友也太累了。但我不觉得那些NBA球员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有什么不好。这个国家与中国不同,这里有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我不想那样生活,但别人怎样生活是由不得我来评判的。
  据我所知,大多数人约会的过程,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好像没什么两样,你向一个女孩子要她的电话号码,或者在酒吧请她喝一杯,或者请她吃饭。在美国也是这样吧,不是吗?但是对中国国家队队员来说,就不一样啦,就像NBA球员,他们是中国的明星,女孩子都在等着他们,他们不需要提出邀请。并没有很多女孩子约我出去,因为我一直都让大家知道我有女朋友。对一些NBA球员来说,他们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够再找个更好的,或者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但是我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左腕上戴了一个红绳结。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关于这个结的故事,除了说它是我女朋友叶莉送给我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谈论到叶莉,因为我想保留我的一点私生活,也不想透露她的隐私。但是我怕拒绝谈论红绳结和我们的恋爱关系,会引起更多不必要的猜测和兴趣。所以现在我想说一些我们的事情,希望这样能满足你们的好奇心。
  第一次见到叶莉的时候,我17岁。她在女子国家队里训练。但那个时候,我没有跟她说话,也不想在我进入国家队之前就约她出去。但是只要可能的话,我会向报社的摄影记者要女子国家队的多余照片。
  我也可以有别的女朋友,但是我只要这一个。在1999年我终于进入了国家队后,我约叶莉出去玩。她说不行。
  这并没有让我放弃。中国的女孩总是这样,她们总不能就说:“好吧。”我向来不会很快得到自己想要的。我想,“这次也没什么不同,我知道怎么做。我可以等。”
  一年以来她都说不行,非常迅速,就像这样:“跟我出去好吗?”“不。”
  在一年后,我注意到她有点变化。在接下来的6个月,她还是说“不”,但是没那么快了。
  “好,”我对自己说:“有点改变了,我现在有机会了!我会继续等待。”
  在那一年半我想了很多事情。你可能不相信我,但是这是件好事。我不会老约她出去,因为一天内你只愿意听到那么几次拒绝的声音。我没有每天打电话给她,但是有时候我会给她的手机发短信,问候她怎么样啦,或者问声好,或者讲个笑话。
  我没有放弃是因为我感觉到她就是我的那一半。在中国,我们认为如果你相信“她就是那一个”,没人说你错,因为只有你最清楚。你可能在撒谎,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为什么一年后事情有所改变,一切都是从悉尼奥运会开始的。顺便说一下,大卫·斯特恩应该让美国队员住在奥运村。来自那么多不同国家的运动员都聚集在一个地方,那真是太有趣了。NBA球员没有住在奥运村,就错过了一些乐趣。悉尼奥运会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拿了很多队徽同每个国家代表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交换。我大概搜集了大约200个不同国家不同运动的队徽。
  我挑了其中50个最好的送给了叶莉,作为她19岁的生日礼物。这就是为什么她最后会对我的态度软下来。在那之后,她会在拒绝我之前至少考虑一下要不要和我出去。我把其余的150个保存下来,以防万一她没有感动,我还可以再试。但是这些玩意儿真的很好,当我累的时候,我看着它们就回想起那些有趣的奥运会经历,能够使我不再那么疲劳。我期待着下一届奥运会,因为我们两个都会参加,然后可以一起搜集队徽。
  在一次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为上海所有的球队(包括男子、女子足球队和篮球队)举办的晚宴后,叶莉终于答应和我约会了。大概有60人参加了那次晚宴,叶莉是上海市女子篮球队成员,我当然代表着上海鲨鱼队。晚宴是在上海最高建筑———金茂大厦的顶层举行的,那是一个旋转餐厅,餐厅四周都是窗户,你能一览上海的全景。我向参加晚宴的所有人保证,我们会赢得下一个赛季的总冠军。吃完饭后,我和叶莉聊了会儿天,然后去了酒吧。
  那是个很甜蜜的夜晚。
  在我的最后一个CBA赛季开始的时候,她送给了我这个红绳结。那一天是2月14日,情人节。


                  
第十一章 我和叶莉(2)
  
  这个结在新的时候颜色是深红深红的。她也有一个,两个都是她自己做的。她的看上去新一点,因为我打的比赛比她多。比赛越多意味着汗水和冲洗也越多。我的戴在左手,她的戴在右手。这是一个中国的习俗,我们说男左女右。因此所有的饰品,男人都会戴在左手或左手臂上,而女人则戴在右手或右手臂上。
  幸运的是还没有其他球员的手或者手指刮到我的红绳结上,尽管它已经很松了。让我再 想想,只有一次,在比赛中有人的手指碰了它一下,我不记得是谁了,只是感觉有什么东西碰了它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把它往手臂上拉。有人说如果这个结断了的话不吉利,我不相信这些。总有一天它会断掉,因为我可以看到它在慢慢地变旧。如果真的断了,我们可以换一对新的。但是我们会挑个特别的时间一起去换。
  我打的比赛比她多,因为在几年前她的膝盖受伤了,需要动手术。姚之队安排她飞到洛杉矶,由一位非常有名的运动医学丁博士为她动了手术。我不需要过问,姚之队就帮她安排好了一切。有一点不错,我从来不用怀疑叶莉是否是为了我的名气或者钱才和我在一起。我们早在十几岁时就相识,尽管当时她对我的请求老是说“不”。
  红绳结不是人们知道我有女朋友的唯一方式。我的手机屏幕就是一张叶莉的照片。波斯简看到后说:“这孩子真坏。”我知道他其实是在夸奖我。
  在我NBA的第一年结束后,叶莉还送了我一个挂在手机上的小熊,小熊里面有磁铁。她也有一个那样的熊,里面也有块磁铁。把两只熊放在一起它们就粘在一起。我不是很想让人们看到这个,因为一个大男人跟一个玩具熊在一起感觉怪怪的。因此在打手机的时候,我会把小熊藏在电话和手掌之间。在回到美国前,我还是把小熊取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波斯简和其他队友会为这个杀了我。
  人们不知道我选择11号球衣,也是因为叶莉。我在鲨鱼队穿15号,国家队穿13号。有些数字有特别的意义,每个中国人都知道。15的特别意义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穿这个号码的球衣是因为那是我爸爸在上海队时的号码。13在中文里代表着“傻”,但是奥运会里中锋多半都是穿这个号码。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9是皇帝的数字,8和6是很好的数字;4不好,代表着“死”。中国联通在给姚之队和我的手机确定号码时,他们确定号码里有很多的8和9。很多记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在火箭队穿11号,因为我在鲨鱼队一直都穿15号,而且在我来之前也没有人用这个号码。章明基告诉别人我选这个号码是因为风水,两条线向上指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可事实是我觉得这个号码看起来最像两个Y,就是姚和叶的Y。你很容易发现哪辆车是我的,因为车背后有车牌号和两个Y,而且车里的地毯上也绣了两个Y。我以前总说如果你发现我的球衣号变了,就表示我换女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连车也得换了。
  叶莉在中国女篮和上海女篮都是11号。她只有6英尺9高,但她却打中锋,还喜欢说她在三秒区内比我移动得好。有些时候我想还是不跟她争为妙。从我在NBA第一年的经历来看,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女孩子都想成为NBA球员的女朋友。她们会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跟球员见面。
  我在亚特兰大参加全明星赛的时候,那儿有些酒吧,女孩子们会付钱给保安把她们介绍给球员们。我的火箭队队友凯文·卡托就来自亚特兰大。
  “小心点,小伙子,”他告诉我:“你最好小心。在亚特兰大有很多酒吧,而且你现在是全明星了。”
  全明星赛除了关于篮球,就是关于女人。我记得在比赛结束后一个记者问我:“这个周末你找到女孩子没有?”我说:“没有,我在中国有女朋友。”他听了很失望。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大家觉得我不去得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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