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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衣架上的大衣取过来，这就跟着迟部长乘车前往中南海。
因为是国防部的车，车是直接开了进去，在瀛台停下来。
杨少宗跟着迟部长一起进去，在紫光阁里坐着五个人，他们正很严肃的讨论着问题，声音很低，几乎都是军委方面的政治局委员，除此之外只有容总理一人是非军系的。
和杨少宗有着特殊关系的刘委员也在。
见到杨少宗，刘委员首先打了个招呼，汪主席则站了起来，神色凝重的和杨少宗握手，邀请杨少宗坐下来谈，这倒是让杨少宗受宠若惊了。
不过，他已经从迟部长那里知道了真相——美国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的大使馆，虽然中国方面确实给南斯拉夫提供了大量的雷达和军事设备，包括一些技术援助，甚至也有接纳南斯拉夫方面有关领导政治避难的可能，但仅此就直接轰炸大使馆，这确实是太荒唐了。
只能说明一点，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根本不算个东西。
再加上96年台海危机，两次事情加在一起，军队这边是真的坐不住了。
在杨少宗刚坐下来的这段时间，汪主席还在安抚刘张和首都军区的几位司令员，让他们尽量不要有过鸡的反应，中央肯定会给予强烈的措施。
杨少宗就在一旁无声的听着，他和容总理都不说话。
大约等了十多分钟，刘委员才忽然提到了杨少宗，他直截了当的说道：“我认为小杨说的对，中国想要甘居老二是不可能的，必须和美国正面较量，要么不发展，要么就冲着第一而去，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否则，我们就是另一个，另一个泰国，这种破事，咱们不能忍啊！”
“是啊！”
汪主席忽然感叹一声。
现在上面没有老人了，汪主席实际上真正的大权在握，怎么改是他一句话的事，他只是不想冒这个风险，现在，军方已经憋不住了。
杨少宗实际上一直有刘迟等人的支持，这是他敢于放话的一个主要原因。
他和刘委员私下交谈，刘委员就和简单的说，为什么不能卖？我们军队的企业都卖了，军委下属的八大公司都卖了，一千多亿的资产，每年一百多个亿的利润全没有了。军队的企业可以卖，凭什么石油部的企业不能卖，工业部的企业不能卖？
只要卖价合适，卖掉，我要钱养军队。
以前航空工业是我们占一半，现在都是你们政府的了，好嘛，我无所谓的，那你也允许民营资本进来搞军工业，我要航母，我要大飞机，你政府都给我买过来。
汪主席感叹了一声，刘委员就继续大声说道：“如果将中石油卖掉能给我们买两艘航母，那我支持卖掉，我们这么大的海域面积连一艘航母都没有，这算是什么事情，连泰国都要买航母，我们为什么不能买不能造？美国人把两艘航母拉到台湾，我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我六十年代就喊着要航母，谁听过我的意见？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搞，现在美国敢到南海撒野吗？现在会有南海问题吗？搞军事不能忍，我就不喜欢老邓那一套，韬光养晦，晦到美国人都敢炸大使馆了，我看明天就能炸！”
感觉他有点太大声了，迟部长就缓冲一下的调和道：“也不用这么紧张嘛，美国人这一次确实是过分，但这个限度还不至于搞到全面性的军事冲突，当然，这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的态度。”
杨少宗忽然道：“几位领导，我能否说几句！”
容总理毕竟是杨少宗的老上司，觉得他有点不分轻重，就道：“暂时还没有轮到你，等一下，将你的想法重新说清楚一点。”
汪主席倒是不在意的说道：“杨院长对整个国际经济和竞争了解的比较深入，在这个问题上谈几句也是比较合理的，少宗同志，你可以大胆的谈一谈你的想法！”
杨少宗点着头，还是比较谨慎的说道：“各位领导，我不懂军事，也不太懂国际政治，我只懂经济，但我也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国家和地区竞争。从实力上来讲，我们确实是太弱了，我们不具备挑战美国霸权的能力。我们如果想要快速崛起，就必须充分利用国民资本和整个民族的力量。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民营资本在试图做飞机产业，中旗集团在94年开始投资了一个设计公司，目前累计投入了两个多亿，如果有必要，中旗集团预计在这个方面能够投入数百亿的资金研发大飞机。我们如果有了大飞机，实际上就有了远程战略运输机。在这个技术上突破开，我们的加油机、预警机都会有非常好的平台。如果是国家研究，我个人认为政府投入的资金会比较多，周期长，而我们主要是靠资本市场自由融资，中旗自身投入一百亿，再从资本市场逐步筹集两百亿是没有问题的。这里面的差别在哪里呢，中央的投入实际上就是在印钞票，而我们的投入则是吸收民间的储蓄。我们从银行借贷，从股市融资，发行企业债券，实际上都是中国国民的储蓄款。换而言之，民间投入一千亿，和中央直接投入一千亿是完全两个概念，虽然投资必然引发投资经济的过热，但是，如果投资面向于高技术领域，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是非常低的。投资一千亿去搞大飞机工程和投资一千亿去搞高速公路是完全性的两个概念。想要真正的超越美国，我们首先需要一个更自由开放的国家环境，一个更为凝聚团结的中华民族，也更需要整个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运转。”
汪主席沉默无声的思索着，依然显得很慎重，过了大约三分钟左右，他才忽然问道：“少宗同志，如果你来大规模的出售转让国有资产，你估计是要以什么样的方式？”
杨少宗道：“我坚持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非上市的国有资产不卖。我是一个资本家，而且可以说是中国目前最好的资本家，我要卖一家国有垄断企业，谁也别想在我手里占到便宜。我就拿石油产业为例，首先，我要将中石油和中石化重组上市，在资本市场，我将中石油做为中国最大的中国国家石油公司来发展，而中石化则选择和其他国际石油公司合并，比如说，我直接和壳牌石油公司合并，合并之后，我要占到40％，甚至是50％的股份，然后，我将手里的股份不断高价分拆给国内外的投资公司，利用股市做融资渠道，不断高价套现离开，然后用我套现的资本去经营国内的教育产业，扶持高科技产业。那么，这些股份什么时候卖呢，很简单，石油价格达到每桶130美元了，我的市值达到七八千亿美金，我就卖，在此之前，我就是宁愿发行国债也不卖。我卖掉一半，换回三千亿美金是绝对没有问题，在新的国际石油巨头公司中，我哪怕是只保留20％的股份，我也就够了。”
容总理乘机说道：“如果是让少宗同志来主持这些工作，别说是国内的老板们，就算是国际投行也占不到便宜，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有这个信心的！”
平时听到这个话，大家都会笑一下，现在笑不出来——大使馆都被炸了，谁有心情？
汪主席继续问道：“如果是不上市的国企呢？”
杨少宗答道：“通过证监委选定十多家最好的会计事务所做为中国证监会的指定单位，甚至是外资会计事务所，授权他们审核国有资产和所有上市公司。通过选择一批最好的国企上市，然后加大力度推动这些国企上市公司兼并其他同类型的国企，用最快的速度去建造一大批国内巨头企业，同时不断通过股市和股权稀释的方式，将股份在合适的价位逐步转让给市场其他投资机构。只要我们地产业不热，我们的绝大多数国资公司都是最热的投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几个基本的问题，第一，在金融、能源、资源、航空工业、机械、钢铁等领域，我们仍然要持有一大批国有控股的央企；第二，绝对坚定的坚持政企分离的原则，除了五大中央资产管理公司和各省的资产管理公司外，以及一到三家特殊的专业军工企业外，其余企业都要脱离，撤销原有的行政级别划分；第三，绝对要发动全国的力量抓反腐，腐败问题不打光，国企改革和出售就绝对会出大问题，如果是我来控制国企的整体二次改革，我什么时候企，首先要等腐败问题打干净一点，在此之前，我就集中精力抓好国企的自身改革和管理改革，我建议是成立专业的国家调查总局，设立华东、华南等分局，分局权限要高于各省纪委，不受各省管辖，所有正处级国家干部和中大型国有控股企业的经营者都必须对国家调查总局呈报财产，每一年呈报一次，一旦发现有违规违纪，或者虚假呈报的，立刻隔离调查。此外，国家调查总局最好有大量的无党派和民主党派人士，甚至是从香港方面借调一部分有经验的廉政公署高员。第四，资产转移后，对外投资要加快，从夕阳产业抽离国资要从快从优，国家资本投资依然要按照市场秩序来进行，投资于更高科技和更高利润的新产业，加大国际化的分布。第五，军事建设要加快，我们的国家资本要国际化，很可能是在委内瑞拉、巴基斯坦、伊朗这样的国家进行重点投资，用经济去控制他们的国家，同时也要足够的军事力量保证我们的利益，特别是保障外国，确切的说是保障美国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新加坡肯定不同，因为我们的国家资本规模更大，而且，我们是中国，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后的社会主义大国。”
顿了顿，他继续总结道：“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两大原则是政企分离和国不于民争利，但我们的另一个原则是和别的国家争利。总有一天，我们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我们会通过在海外的投资收益来确保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确保我们的国民福利，那个时候，我们需要非常强大的武力来保障这一点。”
感觉杨少宗又有一点说过了，容总理继续替他缓和道：“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远的事情，就目前来说，反腐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迟部长则道：“反腐的事情等一等，先和美国示威再说，一点反应都没有，光谴责几句有什么用？”
众说纷纭。
汪主席沉默的思考着，他想了很长时间，又和杨少宗说道：“少宗同志，你也是一个老党员了，17岁在大学入党，现在也有14年的党龄了，在旗州工作那么多年，搞出了很不错的社会主义模范建设。你现在觉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
杨少宗想了想，道：“公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所有人都要平等，所有人都有机会致富，所有人都要富裕。你可以更富一点，哪怕有一万个人像我这样富有也不是任何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必须保证每一个人都拥有足以保障生活的资产，保证每一个人都有致富的机会。我坚持认为我们应该走中左翼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上实现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和秩序，同时，我们也必须确保每一个国民都拥有良好的社会福利，以及公平公正的，甚至是偏向于穷人的福利体系、教育机会和医疗保障，我们必须保证每一个人都有房子住，都看得起病，读得起书，哪怕我们国家发展的慢一点。归根结底，我们不是为了人民才去搞国民经济建设，我们是为了国民经济建设才搞人民，我们要把实惠和财富分配给每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