褂谐�1000万的妇女分布在其他部门。她们和少量留在后方的男人面对同样的艰辛与沉重，工资却比男人微薄，而且每个月最多能够休息两天。
连女中学生们也被发动起来。在东京的一些高中，安装了轻型机器或者简单的流水线。每天的学习时间被压缩到2小时，其余时间女生们用来缝制养伤士兵所穿的病员服。即使是闷热的天气，她们也一个个带着口罩，为着防止有细菌污染了病员服……
不但是在城市， 就是在穷乡僻壤，也能强烈感到战争之神从这里隆隆驶过的痕迹，以及居民们由此表现出的高昂士气。
秩父是位于东京东北60公里、被青翠的群山环抱的一个小镇。战争爆发后，当地一些原先生产奢侈丝织品的工厂转而生产军毯，其他的工厂都关闭了，有些人不得不到小镇外面去找工作。大多数人还是留了下来，除了维持着传统的开垦和耕种，以满足前方对稻米和小麦的需求，镇上的劳动现在变得多种多样：有的人家养殖兔子，长大后剥下皮来，可以为在中国北方打仗的将士提供军服的毛里。有的人家去大山里拾柴烧炭，寻找铁矿石、石灰石，国家急需钢铁，而石灰石能够用来烧炼水泥……
小镇上还有几十个艺妓，在1942年前，这些走起路来有些柳絮般飘飘颠颠的女子，一直是用她们的优雅与多艺，来博得当地的老板、商人与上层人物们的垂爱。在她们光洁如玉的纤手里，曾经握有的最重物件是一把茶壶。现在，她们也进了深山，一日复一日，身影淹没在大捆的柴禾里，在山路上踽踽而行，而在战前，这活儿是用牛马来干的。
无数个东京、秩父这样的城市与小镇，支撑开了日本疯狂地扑向半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魔爪——
横滨的居民沿着城市的主干道种起了南瓜。名古屋一个叫安藤雅子的小学老师，领着600名小学生来到山里，连续13天“愚公移山”，硬是在一片石头与荆棘里开出一块新田。广岛的高中女生，终于在学校的排球场上收割了第一批金崭崭的稻谷……
日本人民（4）
人们空前地勒索着自己。妇女们不再涂抹口红、胭脂和眼影，换上了便于劳动的农妇式衬衣和宽大的裤子。如果每天额定的四根火柴用完了，家庭主妇们就用燧石打火做饭。男人们将昔日笔挺的西装换上了卡其布的军便装，也不再穿皮鞋，力争所有的皮子都能变成军靴。为了军队有充足的烟卷供应，全国烟民们每天只有六根烟，不够的，就将茄子、柿子的叶子晒干碾碎，再卷成“喇叭烟”。
人们也空前地敲诈着空间。东京的装饰性铁制街灯、栏杆、黄铜做的交通车道标志，还有许多建筑物上的饰板，以及桥梁上的金属装饰，几乎在一个晚上，统统没有了踪影。公园和火车站的铁制凳子也被拆走。它们变成了军队各种武器所需的金属与合金属。还有，许多神社捐出了黄铜门栓，寺院捐出铜钹大锣。此外，数以万计的家庭主妇几乎倾其所有地交出了金属容器，到了1944年，日本的许多家庭都只有一口锅做饭，一个桶提水。
临近战争后期，列岛上几乎每一寸可以耕种的土地，包括公园，体育场，甚至还有被取消的原定用于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场，都被用来种植粮食作物。
昔日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渐渐寂静得像一条条脱去了生命的蛇蜕。因为绝大部分石油已经被战争所耗用，街上只有自行车和偶尔几辆燃烧木炭、冒出黑烟的汽车驶过。
而在地下众多的深深矿井里，在昏黄灯光的照射下，虽有男人在场，但妇女们干脆穿起短裤，甩动赤裸的双乳，挥舞大镐与铁锨，毫无羞愧地轮番上阵，为已近力竭的战争机器输送最后一程的燃料……
经典话语被颠覆了（1）
与纳粹德国比起来，“二战”时期日本的社会生态有两个现象特别地引人注意。
其一，日本也存在类似褐衫队的威慑组织，类似党卫军的恐怖机构。
前者便是“帝国协助统治协会”，简称IRAA。当时日本外交协会出版的《日本年鉴》介绍说：该协会“作为国家建构中的一个枢纽部分，以引导本国向一个高度防卫的国家前进。”IRAA的总部设在东京，由东条英机兼任主席，在工会、妇女、青年、农民、商界等社会各阶层均有分会，它的决定与命令，往往影响到大多数国民的态度和日常生活。
后者便是宪兵和“特高”，即特别高等警察。日本所有的国民都受到他们的监视。他们有权要求所有的公共集会都必须在事先通知警方。他们有权驱散任何当局不喜欢的集会，逮捕任何旨在改变国家制度的有组织或非组织成员。他们有权随时封杀那些与政治有关的报刊，当然也可以让对方停刊一段后再出版，但条件是编辑们必须拿脑袋来保证此后的一切言论绝对有益于国家制度和这场“圣战”。
然而，真正维持战时日本社会强力而又稳定运转的，却并不是有着半官方性质、也往往像官方机构一样重叠臃肿，反应迟缓的“帝国协助统治协会”，亦不是其神经之警醒，手段之凶狠，足以令人胆寒的宪兵和“特高”。它是一个叫“邻组”的组织。
“邻组”作为民间社会的自治组织，在战争前早就存在了，但得以大力强化并凸现其作用，是在1939年以后。这时，全日本有“邻组”110万个，每一个有10到12户家庭组成。大约20个“邻组”又划为一个社区协会。每个“邻组”有一个负责人，由大家协商产生。他（她）负责从政府、军队方面接受命令，或者要求，然后传达、布置给本组成员。“邻组”履行着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任务：征收赋税，分发口粮，提供志愿者和慰军用品，开展军事训练，组织防空消防演习和各家掩体的挖掘，执行防范犯罪措施，谴责那些开小差的“逃避者”与那些浪费资源的“奢侈者”，以及协调、处理邻里矛盾……
这些事务有大有小，或重或轻，因为月复一月，年又一年，没完没了，也难免让人心烦。但大多数时候，“邻组”成员不仅是自觉的，而且精神上也是愉快的。人们常常唱着歌儿在一起劳动，其中一首当年颇为流行的“邻组”歌曲是——
我们为什么要惧怕空袭？
广阔的防线坚如钢铁。
无论老少都要挺立起来，
我们承担起保卫祖国的荣誉。
来吧，敌人的飞机，
来吧，敌人的飞机……
一个叫户崎明的记者，日后这样回顾了战争中他在家乡荻库的“邻组”生活——
在“邻组”成立之前，大多数人都只顾着他们自己和家庭，你从来都不会真正了解你的邻居们，但“邻组”成立带来了一种互相帮助的意识，我们全部被搅在了一起，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转引自《疯狂的岛国》）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邻组”肯定会负有告密的功能，但与德国的告密者之多总让盖世太保大喜过望相比，日本的铁杆告密者虽有也不多，多数时候还处于待业状态……
日本社会的高度秩序感，就是在严峻的战争岁月里，也通过“邻组”这一遍及列岛上下最小的非亲属集团得到了充分展现。
其二，上世纪2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地冲击。
在城市，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物质极度的匮乏引起了普遍的绝望和抗议。到1926年，失去工作的产业工人超过300万。此前大量来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不得不返回家乡，农村的情况却更为悲惨。为了抑制通胀，政府从中国台湾和朝鲜进口了大批廉价的大米，这使得国内的稻米种植业毫无利润可图。许多农民的妻子和女儿，过去一直靠在丝厂挣工资贴补家用，以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但这时，自己也遭到了大萧条打击的美国，不再从日本进口生丝，她们在1929年后均失去了那份微薄的薪水。
再加上连续几年干旱和严重的霜冻天气，使得千百万农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仅靠挖草根和从松树上剥软树皮充饥。尤其是在东北方，农民们家里若有女儿的，许多人家便要靠送女为妓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那时，在许多妓院里常常可以见到只有十一二岁的雏妓，社会工作者们纷纷发出要解救她们的声音；家里若没有女儿的，就很难撑下去了，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流行性感冒和肺结核。
在列岛漫长的历史上，这个岛国第一次走上了全民性暴乱的边缘。
按照许多年里中国人太熟悉的话语描述——愈是挣扎于底层黑暗者，愈是向往光明；愈是苦大仇深者，愈是具有天然的革命性，这革命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农民则是这场革命始终不渝的主力军。
日本却完全颠覆了这个经典话语。
日本的贫苦阶层，尤其是农民，是日本军队，又尤其是陆军少壮派的主要来源。因为军中素以意志和品质擢升军官，而不是看其曾经的社会地位，军队中大多数下级军官都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儿子。比起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他们不但对通过从军摆脱饥饿、帮助家人及进一步地光耀门第，有着更迫切地驱动，而且对通过鼓吹战争、发动战争，从而使军队主宰国家意志、军人当然为独步时代风云的英雄，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经典话语被颠覆了（2）
他们也不完全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他们亦有自己佩剑一般深刻打磨过的信仰。出于对一般民众痛苦的切身感受，农村出身的少壮派军人认为：一系列的国家危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无能且腐败的政客们造成的。过去十年里，政府对内决策失误，丑闻不断，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对外讨好西方列强，在扩张海外殖民地方面无所作为，使得资源富饶的亚洲至今被白种人控制，而东方工业最为发达的日本，却龟缩一隅，处境艰难。
在他们心目中，历来懦夫都在城市产生，英雄却在乡间辈出。在德国，养鸡夫出身的希姆莱最终成了党卫军的领袖，党卫军致力于在农民中培养大批追随者，农民被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生命的源泉”。在自己的祖国，天皇制度、武士道精神以及全国上下一心的共同体形态，才能真正表达日本的“大和精神”，这样的从未被污染的冰雪精神，也只深植、绵延在广袤的乡村。而来自白肤色种族的共产主义与议会政治，正像肮脏的泡沫一样包围着城市，日本不需要这些外来异物。日本的“大和精神”必将超越世界上任何文明，担负起将人类从赤白两色的帝国主义支配下的“现代化”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
强烈的使命意识与对权力的渴望，使兵变与暴乱，轻易如拔开清酒瓶的塞子，在30年代频频发生。
少壮派军人决意要推翻政府，压缩议会政治的空间，使之最后成为一道假山浅水的日式庭院风景，陪衬起一个强悍的、无所不能的军人内阁——这便是陆军少壮派们所设计的“昭和维新”。
倘若说“明治维新”是将西方当作学习的对象，“昭和维新”却将钟摆晃去了另一个方向，即将西方当作仇视的对象。此种诡谲的心理变异，最终导致一个葺尔小岛竟然向西方列强开战。
1931年3月，根据密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