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剧烈转型的今天，部分年轻人和社会边缘人，因对社会的种种不公而满腹牢骚，因对未来命运的难以预测而深感个体之渺小，而仇日，或许便是他们时下唯一能在大街上排泄牢骚、摆脱渺小的一项“伟大事业”。
“伪悲情”者们大多数是不自觉的，或者说是潜意识的。但自觉的、非常理性的“伪悲情”者，现在也屡见不鲜。
在国内发行量据说早已过百万册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发生爆炸事件后，“当时在美国使馆门前的抗议人群中，有一名大学生向记者气势汹汹地痛斥了美国的傲慢思维，即美国认为应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当这名学生继续高声漫骂时，采访他的记者紧着问，他打算这样骂多久。这位年轻人就事论事地回答说，他在这儿呆不了多长时间。他解释说，他必须回家准备即将到来的GRE考试——美国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3）
1996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并去北京大学演讲，当时有7名学生提问。他们与克林顿“交锋”的一幕，在美国一些政界人物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在当天对美国记者说：在中国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它反映出一种真实的趋势，对此美国必须加以关注。
陆士达先生显然多虑了。
近些年，北京大学每年有将近40％ 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在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赴美留学成功的人数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20％ 。据北京大学招生办主任刘明利先生4月13日在搜狐教育网2005年高校招生系列访谈节目中回答考生问题时说，在北大目前形成了出国和在国内读研究生、就业三维天下的一个局面，理科学生多一点，但基本上是各占三分之一。有北大学生戏称自己是“寄……托（GREH TOFEL）的一代”。
在清华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很多学生在大二、大三的时候不是去上基础课，而是手里捧着新东方的“红宝书”准备“寄—托”考试。已去了美国的一位清华学生的经验之谈是：“能在本科毕业时出去，就不要在本国读研究生。”《中国青年报》曾经在清华校园做了一个随机采访，被采访的18位清华学生中，明确表示希望出国深造的有14位，另外4位视情况而定。在被问到是否会回国时，表态坚决回国的只有3位；还有3位说现在是倾向于回国的，但不敢保证以后会有什么变化；表示要看情况再作决定和不打算回国的各有４位。
从1999年起，为了支持北大、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国家分三年累计单独给北大、清华各拨款18个亿。18个亿，也许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需要的资金可能还差得很远，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绝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这是一种额外的投入，一种特别的预算。但在18个亿和更多的投入之后，中国的高教宝塔尖上却日愈陷入一个怪圈——投入最多的地方，摩肩接踵的去国者也最多，国家最宠爱的青年，与国家“bey…bey”也最急不可耐。
据说当克林顿的面指责美国人权状况之恶劣的一位女生，本科毕业后两年，即打出“翻天印”来，她不但去了美国，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纽约时报》曾经报导的一个小消息亦很能说明问题。
某日一位领事面试了几十个要求赴美留学的年青学子，他们来自国内不少著名高校。他们所有人都保证在美完成学业后一定回来效力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但“9。11”事件后美国对外国人入境卡得特别紧，而且所有人都未能获得美方学校的全额奖学金，领事先生全都拒签了，唯有一个人例外。他说，自己出国是为了学习“造更好的假肢”，美国在这方面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技术，他的母亲因残疾而使用国产假肢。领事长吁了一口气，愉快地在这个年轻人的护照上敲上了准予入境的大印：“小伙子，你说的话是我一上午里听到的最好的故事，祝你成功。”
这消息在互联网上不胫而走，此后的几天里，来申请签证的人，几乎有一半都说要去美国是为母亲学习“造更好的假肢”……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时下一些年轻人，尤其是部分自命为“天之骄子”的年轻人，从外面看他们有着那么坚实的“爱国主义”之壳，可观其言察其行，他们也是有厚实的一团“肉”包在里面。
这“肉”便是几乎无处不在的心机，几乎无时不在的考量的利益。
他们是善于观测政治风标的气象工作者，又是善于揣摩对方心态的心理分析师。无论是站在美国大使馆门前痛骂，当着克林顿的面指责美国恶劣的人权记录，还是在美国领事面前诉说一个有关东方传统道德里母慈子孝的故事……他们都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一番话里所包括的弦内之音和弦外之音，在场的听众及可能不在场的听众。
像为了人类的光明而辛勤劳作于地下几千米的矿工，他们能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空开掘出自己的最大现实利益与潜在利益。又如杰出的小品演员，在每一个特定的时空里“情真意切”地SHOW完了，打动了听众，感染了观众，当一片掌声响起之时，他们退场后很快便做回了自己，他们不会打算按SHOW里自己信誓旦旦说的去做，也不会因没有这样做而有一丝内疚或不安。
由一个特定的时空转向下一个特定的时空，比如由“反美”到“亲美”，他们如变色龙一样衔接得自然而又光滑。如果出现障碍，这可能会导致内心分裂，人格扭曲。而他们不可能如此，他们从来以为自己是最健康不过的一代人，或者说是最能适应时代变迁的一代人。这些年里，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年长者感慨：如果这一代人真都像他们这样，那么，这将是“可怕”的一代人。
“可怕”的含义，要琢磨起来绝不简单，但其中必有一条是——
这些喊起来总是遏阻流云，说起来仿佛总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精英”们，又因为总是比一般的老百姓有着较多的“话语权”，因此往往容易被政府，也被外国人视为民心的激荡，民气的蒸腾，使之成为政府的掣肘，从而不得不对外采取强硬立场，使国家在国际矛盾与冲突中的回旋余地大大减少，其结果则可能是国家被不必要地推到严重危机，甚至擦枪走火，逼近武力边缘。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4）
重闻历史往事，往往不禁会有历经劫波之后再翻检少年时代日记的感受。
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苏两党论战中，双方都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引经据典以论说自己的正统与纯洁，对方却在离经叛道。但开始双方均较克制，彼此致信都以“亲爱的同志们”相称，彼此都完整地公开发表对方的文章。随着论战的不断升级，“火药味”才日益浓烈，先是彼此往对方头上扣各种大“帽子”——
中方给苏方的有：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社会主义自己则“和平过渡”，以及“认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方回敬中方的有：“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大跃进是经济狂热病”、“狭隘的民族主义”、“阶级斗争扩大化”……
昔日彼此都颂扬为“永葆长青”的双方友谊，演变成了彼此眼里穷凶极恶的头号敌人。随之边境各自陈兵百万，思想的批判发展成了武器的批判，最终在珍宝岛上大动起干戈。
个中原因，当然是中苏两党、两国领袖为巩固捍卫自身的领导权威，进而维护国家利益使然。此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
中苏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均缺乏弹性，缺乏灵活有效的纠错机制。“反对意见”在中苏两国内部都难有存活的空间。事实上……从国家利益的大原则出发，对相互关系做一些调整，使论战适当降温，起码维持正常的国家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但中苏两党高度集中的政权体制，使主要领导的意志很难得到修正。即使有主张缓和的人，也不愿承受妥协、退让，更别说承认错误可能会带来的国内政治风险。而恰恰相反，起劲地按领袖意志同对方坚决斗争，反而会获取国内政治资本……
这种“无路可退”的体制，使论战的立场、观点具有了某种“刚”性，这也是促使论战你追我赶、步步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冯群力 《中苏论战缘何开》）
负责制造“九评”重磅炸弹的是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自1962年成立起，直到“文革”前夕收摊，康生一直担任组长。“文革”甫一发动，康生即获重用，一时兴云播雨，两掌遮天，显然与此有关。
今天再翻看当年念起来印堂也在炯炯放亮的《九评》，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无不感喟不已。按照中国当年的逻辑，今日之中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肯定比南斯拉夫更一路绝尘；而苏联则进行了一场“心脏移植手术”，昔日让多少中国革命者魂牵梦绕的克里姆林宫仍在，但此宫已非彼宫了……
积极的爱国主义不会是大轰大嗡的口水仗，项庄舞剑的政治秀。
更不会有股市的熊牛变幻，有利益时人头攒动，无利益了门可罗雀。
它的真谛，应该是像大多数中国普通人一样辛劳地建设这块土地，努力地改变这块土地。
国家不强大，“爱国”便是空穴来风；
国家不文明，“爱国”就可能放出魔鬼来——德国、日本放出过毒焰万丈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中国自己也在无际的红色咆哮中放出了大伤了民族元气的“文革”。
建设一个强大而又文明的国家，必然是亿万中国人民共同的、持久的目标，必然是一个向世界开放并逐步接轨于人类普世价值的伟业。“愚公移山”的典故，用在这里是第一贴切了。白叟黄童，每天挖山不止，举袂成幕，挥汗如雨，既有咏歌于大风之快意，亦有眺望远山之忧戚。与他们比起来，自命为“精英”的“伪悲情”者们，不过是王屋山下几个聚啸而来、呼哨而去的小混混……
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接受北平《晨报》采访时说：“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再一跃而为世界五强之一，更进而为世界三大海军国之一。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已知彼，百战百胜。”
当涂着血红的膏药旗的坦克已经碾进了东北的白山黑水之时，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鲁迅也持有与胡适相同的认识：“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
在那个非凡的年代里——举国已经被抗日洪流席卷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两位中国现代史的泰斗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自有非凡的眼光与胆略。
当今的中国远没有到兵临城下的地步，窃以为，与其人云亦云，义愤填膺，还不如中国有更多的人坐下来，认真地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