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 乡土民居的墙这个词汇全是就地取材。我指的是以毛石砌筑墙体，从而成了厚实的石头墙壁，给我粗犷、剽悍和野性的感觉。许多年后，我把这种感觉写进了我的三本建筑论著。
６年北大时期，我跟随班级下乡劳动（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天数），足迹遍及北京的不少郊县。课堂学习时间减少了，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了，毕竟也是件好事。
不过政治学习、讨论却浪费了我的许多青春岁月，内心抵触情绪很大。比如劳动之余，晚７点到９点是班级分组学习。讨论题目是：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在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中，体力劳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在劳动中毕业”？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拜农民做老师，把农村当作课堂？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去看待上述问题呢？首先我不赞成当年学生下乡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前提：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因为劳动锻炼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种自由、宽松、自愿自觉的心态和氛围中去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对文科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不过劳动时间不必过长）
其实１９９３年我在德国一有机会就同德国农民交谈，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情况。９月，我出于自愿，参加一户农民收割甜菜的田间劳动。其实他一年大半时间是干别的工作。农活成了他的副业。农忙时，他才请三四个来自波兰的临时工作为帮手。作为对我的报酬，我只要求在他家吃一顿正宗的德国农家饭。在他家，我读到一份《农民报》。有个标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反右后的北大（2）
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样适合中国。农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农民负担过重，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中国农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ＯＫ？朱元璋的话是对的：“民急则乱”。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大问题。
二、 向党交心，个个争做左派
反右后，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一个，我的内心一直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但不敢流露出来，因为一流露，便会有一顶可怕的帽子扣下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轻的一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许多年，在我头上一直戴着这顶无形的政治帽子。其实我是对极左路线——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反感而加以藐视。不过什么都深藏在心里。我深知暴露出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年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悲剧的内幕。
按个性类型或叫天性，我原是外向型。反右后，我渐渐成了内向型性格。比如，我再也不走进舞厅。当然反右后北大周末舞会也少多了。许多学生的心理都受到了创伤。沉重、沉默代替了反右前的开朗和活泼。——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不少师生的心理扭曲了，他们在演戏。
渐渐转为内向型对于我的猛省、成长和走向“世界哲学”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黑格尔说过：“精神的事业就是认识自己。”又说：“在精神解放自身、达到自我意识的途中，须有许多曲折的道路。”当我读到黑格尔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时候，我的内界受到了一次极大震动：“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还说，古希腊哲学家大都成了偷闲者，逃避到“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去”。
我不敢把这些说法写进读书笔记本，因为政治运动一来，会把它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何况学生宿舍的一切（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都在严密监视之下。
比如１９５８年５月有一天我在吃晚饭前突然回宿舍拿一样东西，我惊讶地看见同班同学Ｌ．Ｌ．正在上铺翻查我的书籍和本子。我在这时候回宿舍是出乎Ｌ．Ｌ．意外的，她连忙对我说：
“我是检查你的铺位是不是有臭虫！”说这话时，Ｌ．Ｌ．同学的脸红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在反右后的北大，这种情形决不是个别现象。知道我的处境，我便越加小心，也更加退向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处。这退，正是哲学。
不久我读到慧能和尚对传统“禅定”的新解释：“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坛经》）
按我的理解，相，即外部现象世界，即外在境相。该命题是说：内心不为外在的境相所支配、所左右为禅，而内心一片宁静，不散乱，则叫做“定”。
这样对“禅定”的解释便成了我构筑我的世界观——内心堡垒或要塞——的最初几块花岗石的基石。我是如获至宝，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１９５８年春，即反右后的第一个春天，北大校园的政治空气是令人窒息的，压抑的。人与人的紧张、不正常的病态关系同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春光明媚，形成了强烈反差或对比。今天回过头去看２０多年的阶级斗争绝大多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潘汉年是冤假错案。当然还有对刘伯承元帅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以及对粟裕、邓子恢和彭德怀的批判。至于发展到十年文革，人与人斗更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１９５８年是全国卫生工作“大跃进”的一年。北大不是世外桃园。讲卫生其实是件好事，但把它也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政治色彩，我就反感。好多次我同班干部发生冲突。
当时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卫生检查团爬上我的铺位用手指去死角摸一摸，只要发现有一点尘埃，马上就要我重新搞一遍。
反右后的北大，凡事都搞群众运动，不允许有个性存在，不允许有个人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这才是我同外部现实世界最大的矛盾和冲突。
正是这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加上失恋才促使我走向“世界哲学”，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因为现实世界没落得越多，越彻底，我的哲学世界就升起得越多，越广大，越深邃。两者成正比。
记得当年卫生运动提出的口号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浮夸：
男女老少，人人动手，天天扑打，早晚行动，各系各班级每周要检查。
我说，不要搞形成主义，每天搞得学生坐立不安，心静不下来，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哪像个学校？
我这番言论自然遭到批判。
１９５８年早春，各系各年级要“人人制订规划，个个争做左派”。又是采取群众运动的形成。班上的右派也订规划，不过叫加紧改造好，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这年３月，北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自我改造促进大会”， 号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跃进，把知识拿出来，把力量使出来，把心交出来，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党。不久北大便开展了披肝沥胆向党诉衷曲的“向党交心运动”。
我也被迫“交心”。只说些表层思想、不痛不痒的问题，不敢把自己的核心想法和盘托出来。我的根本看法是：学生应以学习为主，不必参加过多的政治运动。因为北大不是党校，毕业后不是政工干部。
反右后的北大（3）
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在演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好沉默，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我记起英国有位诗人的一句名言：“吾心于我即一王国。”（Ｍｙ Ｍｉｎｄ ｔｏ Ｍｅ ａ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ｉｓ）
王安石有言：“世之所重，圣人之所轻；世之所乐，圣人之所悲……圣人内求，世人外求。”
６年北大时期，我只学会了一件事：追随古今中外圣人，退向自己的内界，看重内求，不讲外求。好几年的阅读我把这些至理名言看成是一块块花岗石，我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构筑成我内心的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足以抗击外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伤害。
我认为外界是病态的，非理性的，疯狂的；而我的内界则是健康的，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三、 插红旗，拔白旗
也是在１９５８年春，学校又开展“兴无灭资，大破大立”以及“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进行自我揭露、批判，把自己臭骂一顿。系里和班级提倡既引火烧身，也放火烧别人，大家相互烧，上下一起烧，党内外一起烧。“烧”，即批判，即人斗人，既骂自己，也骂别人。
那个年代是政治口号满天飞。“插红旗，拔白旗”是当时一句很典型的口号。语言符号系统的作用已达到了疯狂或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人民好像可以不种田，不开动机器，不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走进实验室，只要高呼政治口号，一个接一个，便可建成共产主义天堂。
不少教授被点名批判，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大白旗”，是跃进大路上的挡道者，要同他们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那是千百万人的尊严被扫地出门、完全丧失的岁月。
当时不仅有“大白旗”，学生中也有“小白旗”。每个班级都有。见白旗就要拔。我也是拔的对象。
１９５８年初冬，一日下午，我回到宿舍，看到有张大字报贴在我的床头。
“赵鑫珊，醒醒吧，不要再在白专道路上执迷不悟地走下去了！”
在当时，学生用功读书是有罪的。——这种情形，这种世界，不是病态是什么？
反右前，大小图书馆和各阅览室都是座无虚席，日夜灯火通明。用完早饭，上千名学生往教室、图书馆匆匆赶去，生怕没有座位。
有不少学生很细心，用布袋把捷克造的洋磁碗套进去作为一个附件挂在书包上，所以随着匆匆的步伐，便会发出一种响声，也是燕园一道风景。有的同学不仅在图书馆自己占了个位置，还替女友或男友占上一个座位。自从“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开展以来，图书馆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因为学生怕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只专不红的白旗。那日子可不好过。
学校里的学生不敢读书，怕批，这种现象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后来发展到十年文革，便成了这个荒谬透顶的命题：知识越多越反动。
“拔白旗”运动持续了一段时间，非常伤学生。记得大图书馆一个晚上只有三五个学生。这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局面能说是正常吗？做学生的不敢念书，农民不敢种地，工人不敢开机器，这种社会不是病态是什么？
这是我最痛恨的极左思潮。少数学生顶住了压力，照样去图书馆。我是其中一个。今天我还为我当年的行为而自豪。
在这前后各个班级还展开了“红”与“专”的关系大讨论，一个星期占用两三个晚上。一般有三种观点：先专后红，边专边红，先红后专。
这些观点，我从不往心里去，觉得这种讨论很无聊。我只管坚持走自己的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这里，我用了“偷偷”这个副词）记得晚上我回到宿舍不敢把书拿在手里，只好把书暗藏在棉大衣里。看书居然成了偷偷摸摸的“地下工作”。
四、 大放卫星，刮浮夸风
科学研究也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据说仅北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