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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糊弄许丽，他亲手导演了一出好戏：找了几个“群众演员”，告诉许丽要拍一部大戏，并且由她出任女主角。
这是许丽梦寐以求的事，于是她便兴奋地拍起了这部戏，以为不久就会成为大明星。
其实，许丽被耍了，她不过做了回活道具。天真的她以为自己从此就是一名演员了，只要戏一播，她就是大明星了。为了感谢“刘大导演”对她的恩情，她自愿向刘小雄献出了自己的处女之身。
青春易逝心中有梦就去追（4）
那以后，许丽和大他２０岁，几乎可以做她父亲的刘小雄，在市区租了间房子，过起了夫妻生活。直到一年后，她一直没等到由她“主演”的那部电视剧播出，她才起了疑心。
不过这时已经晚了，她已被刘小雄骗了一年多，刘小雄也玩腻了她。其实，在与许丽“恋爱”的那段日子，刘小雄又用同样的伎俩，一直和另外几个女孩同居。既然许丽主动提出“分手”，对已不“新鲜”了的许丽，他也已经无所谓了，于是很潇洒地就与她分了手。
做了这么多年“穴头”，究竟赚了多少钱，骗了多少个女孩，也只有刘小雄自己能说得清了。有一次，一位爱开玩笑的群众演员问他：“你打着找角色的幌子骗钱又骗色，你的良心让狗吃了？”
刘小雄很是无赖地回答道：“这能怨我吗？我承认这些女孩子脸蛋好看，但她们不过是一些花瓶。连起码的演技都不懂，就梦想着成为大明星，这不是痴人说梦吗？她们要不是有所企图，会这么容易上我的当，还要陪我睡觉？！”
刘小雄的事，我是后来才慢慢从一些群众演员的口中知道的。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我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不相信现实生活中真会发生这么离奇、荒唐的事。
刘小雄叉着腰站在人群前，把我们打量了足有５分钟后，开始用手往人群里指点着。被他点到的人，都兴奋地从人群中挤出来站到他的身边。当他的手指点到我的时候，我愣了一下，不过马上就明白过来了：他也把我当做来找活干的群众演员了。
我觉得这场面挺有意思，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随那些“幸运的人”一起，挤出人群站在刘小雄的身边。我看了一下，被点中的人里，男的女的，各种年龄和穿着的都有。刘小雄身后停着一辆中巴，一个戴着墨镜、打手势的男人，正站在车前，一俟人点齐后就招呼我们上车。
人齐了，挤满了一辆中巴。我看了看车里的人，“泰森”和“熟人”都在，只有那个操着东北腔的瘦子没有上来，看来是“落选”了。见我也上了车，他们冲我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成了“熟人”。
此时，“泰森”和“熟人”正挤在靠近车窗的地方，他们挨得很近，身子随着车的颠簸，不时会脸对脸地紧紧贴在一起，显出了很亲热的样子。其实就在十几分钟前，他们曾差点打了起来。
一个多小时后，中巴把我们拉到了距北京城几十公里外的荒郊。停下后，负责服装道具的人让大家脱下厚厚的外套穿上又薄又脏的戏服。导演让年轻的小伙子扮演土匪，其他的人扮演老百姓。这时我们才知道，今天拍的是一个战乱时期的大场面，导演要“老百姓”听从他的指挥，在前面的荒地里和山丘上“四处逃跑”，那些“土匪”则在后面追撵。
我被划入了老百姓那一拨，一声“开始”，我跟着大家在高低不平的荒地里拼命地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初冬的北京已经非常寒冷，穿着薄薄戏服的我们冻得直打哆嗦，导演不喊过，我们就得一遍又一遍地重来。
身边的人不停地埋怨着，只有我没有埋怨，我的心正被第一次拍电视剧的新奇和喜悦填得满满的。一直拍到傍晚，记不得拍了多少遍，这场戏才算通过。后来在电视上我看到了这场戏，不过是个短短一分钟的镜头。
等那辆中巴把我们送回了电影制片厂门口，天已经黑了下来。刘小雄让助手给每人发了１５块钱。有的人觉得钱太少，跟刘小雄的助手大声吵了起来，吵了半天刘小雄的助手也没答应多加一分钱。
回到旅馆，我仍处在高度兴奋中。虽然刚来北京才几天，但在我的意识中却像过去了几十年，就像我一出生就一直生活在这儿。这些今天才第一次认识的追梦者，也像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在旅馆里翻天覆地折腾到凌晨，我的头脑仍处在极度的亢奋中，我从床上坐起身，在黑暗中点了一支烟，看着从暗红的烟头上飘出的一缕缕烟雾，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要与这些群众演员打成一片，为他们拍一部纪录片！
我花了１万多块钱，买了一部ＤＶ。很快，我就与“泰森”、“熟人”等人交上了朋友，他们答应我把他们的“北漂”经历拍摄成这部暂定名为《看看他们》的纪录片。
我退了旅馆的房，和“泰森”住在了一起。“泰森”很高兴我能与他合租，因为这样又可以为他们分担一部分房租。他们是３个人合租的，地下室本来就不大，只有大约七八平米，４个人合租显得有些挤。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切为了工作方便嘛。
在拍摄《看看他们》的过程中，我对这个群落的生活慢慢熟悉起来。从这帮“哥们”的口中，我知道了，群众演员的片酬大致如下：出场露个脸２５元，有一句台词５０元，装一次死人１００元，做一次替身２００到３００元，挨一记耳光５００元，被打得“满地找牙”最高，一般在８００到１０００元。
做群众演员不但是许多人走向成功的道路，也是许多人在北京生存的打工方式之一。走过电影制片厂大门口时，你会发现他们聊天的内容是电视电影应该如何拍摄，怎样才能合理地抢上镜头。一个每天提着木锯来等候的小伙子对旁边的人说，有一次导演需要一个会做木匠活儿的群众演员，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拍摄任务，还为自己赢得一个大特写镜头呢！
青春易逝心中有梦就去追（5）
这群人怀着各种“崇高”或“卑微”的目的，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聚在电影制片厂门前，为一天一二十元钱外加一顿盒饭而被人吆五喝六，呼来唤去。他们为公共汽车票，为房租而发愁。为了掩饰这种恐惧，他们互相伤害，喝酒说荤话。或许他们对未来抱有幻想，幻想也是一种麻醉；或许不愿也不敢去想，不想也是一种逃避。
每天清晨，他们都会准时在电影制片厂门口等候，到了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他们就离
开那里，各自回到自己“休息的地方”，当然，北京夜晚的生活实在会令他们发愁，别人也许都在灯红酒绿中享受着快乐和幸福，而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和能力。
然而，他们无怨无悔。李白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而做明星却能现世兑现，活就能名利双收，写出的书虽非名著，但一定畅销，所以说，在他们眼里，再没有比做演艺明星更能名利双收、更能出人头地的了。
他们总是可以信口点出谁谁在宾馆站过堂，谁谁在公共汽车上卖过票，谁谁当初不过是在剧组帮忙跑腿打杂扛大个儿的，现在改头换面，完成了原始积累，成了演艺“大腕”。
在拍摄过程中，我为这群不安于现状敢于出来拼的男孩女孩们的勇气感到佩服，又为他们没有自知之明而感到可怜。虽然成为明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光有机遇没有实力还是不行的。比如说吧，１９９６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只招２３个人，却有来自全国四个主要大城市的４０００名学生报考，最后只出了赵薇、陈坤两位当红明星。如此残酷的竞争，不能不让人深思。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拍完了《看看他们》。这时候我才想起，离电影学院的考试还有不到两个月，我得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否则到时准得抓瞎。不过，这一个多月的时间，让我改变了以前报考编剧专业的想法，决定改报导演专业。
我的这个临时决定绝不是心血来潮，一个多月的“导演”生活，让我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一行，我觉得做名导演，远比编剧过瘾。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想到的事，会毫不犹豫地干。当初，辞了电视台的工作是这样，辞了工作后选择到北京也是这样，如今又决定改报专业，也是这样。
为了让自己能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搬出了与“泰森”他们合租的地下室，到更适合学习的清华附近租了间平房。我躲在屋子里，开始埋头读书。
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我顺利地通过了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的专业考试。坐在电影学院的教室里，我开始排除一切干扰，一心一意地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活。
有人说，干导演的什么都要懂，可是什么都不精。所以又有人这样说，你如果写不了剧本，做不了摄影，又不屑于做场记或剧务，就去做导演吧。
这句话明显在贬低导演这个职业，我可不这么看，我觉得导演艺术是一切艺术门类的综合。我喜欢这种挑战人的智慧与耐力的职业，我会把它干好。
电影史、美术、音乐、文学、摄影、录音还有表演，我都认真地学习。尤其是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书，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作家导演，让整个影片完全贯彻我的意图。我每天熬夜看书，总是黑着个眼圈上课。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所有精力都被电影占据了。
电影学院虽然离平常人的生活较远，但也远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在这儿，一样离不了要与人打交道。在人们的印象中，主持人的性格大多是外向的，但我却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内向的人的最大特点是不善交际，电影学院其实是个交际很多的地方，刚迈进校门，学生们就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整天出入于各种交际圈，提前为毕业后找出路。
我除了与同室的张国宝相处得较亲密外，似乎也没什么说得上话的朋友。张国宝是那种比较理性的人，虽然性格外向，但交友却极为谨慎，他之所以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大概是看在我比较朴实这一点吧。
来电影学院“充电”前，张国宝就做过导演，拍过几部影响不大的电视剧，也拍过一些纪录片。在进修班临近结业前夕，一次我们在探讨法国纪录片时，我突然想起我曾经拍过的那部“纪录片”：《看看他们》。
虽然经过一年的学习，我各方面的素质都提高了不少，在导演技巧上更是进步了许多，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当初拍的那部所谓的“纪录片”，我觉得那不过是小儿科罢了，哪里好意思在高手如林的电影学院显摆。
张国宝听说我有部《看看他们》，非要我找来给他看。我从箱子里翻出尘封已久的《看看他们》，和张国宝去教室用学校教学用的放映设备看完后，张国宝非常激动，极力鼓动我把片子送到海外，若我愿意，他可以托一个在海外的朋友把片子捎出去，参加即将在多伦多举行的一个国际影展，作为非参赛作品展映。
说实话，当时拍这个短片，完全出于一种兴趣，不过是想给自己留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