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第一个行长叫冯志元。他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前在部队已经官至县、团级了，而在国家行政26级中的级别是18级。
现在的人们对行政26级的概念可能已经不太清楚了，事实上它不仅是国家干部凭以领工资的规范，更是个人在干部系统中地位高低的标志。一般说来，8级以上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15级以上是中层干部，18级以上是基层干部；而18级以下就没有说法了。以前，很多中央文件在注明传达范围时都会注明行政级别，如“此件传达至县、团级和行政18级以上干部”。
据说，冯行长从部队转业时，被安排在县里科（局）下面的股级公司当经理。也就是因为有一次县委召开会议，末了，主持人要求18级以上干部留下，要传达一份中央文件。很多局长都因为没有资格听而不得不走了，而这冯同志就坐在台下，没有走，与县领导一起听传达。这时，台上的领导人显然比台下的人多。县领导一看，觉得对他的转业安排定职不妥。于是，很快就安排他当了商业局副局长，后来调到县人民银行当副行长。
人们看了这段介绍，也许对冯行长不要官、不强出头的秉性已经了然于胸。我要说的还有他在其他方面值得赞扬的地方。
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而又很宽厚的人。
1980年，保险业务恢复了，这业务就挂靠在我所在的信贷股。发展业务提成的手续费开了个存折，取名“张保”，由我保管。
当时，股内老同志要我向行长建议，从手续费中给信贷股的同志每人买一条毛巾，擦擦汗。我很小心地向行长提出来，他一边听着我的请求，一边用慈善的眼神看着我，生怕伤着我的自尊心，慢慢说道：“以什么理由买呢？外勤？储蓄股也有外勤。用什么钱买呢？如果外勤真的需要买，那就从单位费用里出，也不要用张保的钱。”
我听了行长的话，红着脸，还算服气地退出了他的办公室。
也是这年，我们一批年轻人入行后成立了团支部，我任书记。当时结合银行的中心工作出版了墙报。人们满意地看到行里呈现活气的同时，也对青年干部表现出担心。因为青年人的思想是最活跃的。譬如，老同志宣传储蓄，总是连哄带劝，不敢说负面的话。而我们的墙报就不同了，什么中性的、负面的、反面的案例都敢上墙。
一次，与我关系不错的储蓄股的老股长找到冯行长，说：“这墙报不行，搞下去会影响存款增长。”要行里干涉。
冯行长也不多说，对墙报的内容看了又看，始终没有否定墙报。
他是一个不爱占小便宜，而又喜欢与部下交心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国家干部是一帮穷干部。通常人们每月领到40来元工资，单位每人每月的伙食大约9~15元，剩下的就要养家糊口了。那时若碰上喝一顿同事的喜酒，十几个国家干部凑钱买一个热水瓶，弄张红纸写上十几个人的名字作为贺仪，大家就结伴去狠吃一顿。
冯行长的工资将近有一个半干部的工资那么多，虽然有五个孩子，生活也不宽裕。但遇到什么节日，他经常会叫主要业务干部到他家吃饭。他是个有心的人，生怕前来吃饭的人买一些东西来反而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因此，总是在下午下班商店关门后通知同志们到他家做客，因而大家都来不及买礼物。被请的人都很激动。
在他主持工作的时候，不论他来不来银行，各部门都是很认真地做好工作，从不敢马虎的。
他是一个讲团结的领导和德高望重的长者。
八十年代初、中期，银行开始在社会上吃香起来，上级为了还基层银行的福利欠帐而大幅度拨款为基层银行建设职工宿舍，我们山区行更加受到省行的同情。一轮拨款下来，建设的宿舍除了解决男职工的现时住房困难外，竟然还有剩余的房子等着未婚男青年职工结婚分房。当时，地方有一条规定：每个单位分房以男方为根据。这样，在银行工作的女职工不论住房有多困难，都不能在银行分到房子。
1983年，支行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召开。有的职工提了一条很尖锐的提案。说：“支行领导处事不公，有的男职工没有结婚就分到了房子，而有的职工再困难也没有房子。”而我就是没有结婚分到房子才结婚的人之一。
当时，一个收集提案的股长十分高兴，想用该提案发挥一下。而冯行长也是该提案涉及的当事人之一。他在审议会上仍不失笑容地说：“不要把方向引向具体的那个人分了房而那个人没有分房，这样会影响团结，也不是我们开职工大会的目的。以男方分房的原则是地方的规定，我们照办也没有错误。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我们有房等着人来住，可以请职工代表研究，提交员工大会通过，男女职工是否都可以在银行分房。行不行？”
大家都表示服气。从此，平远的银行系统就有了男女都享受分房的待遇。
他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1982年前后是平远工业的崛起期，一方面，产值、销售、利润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各种消耗、资金占用水平相当高，很浪费。当时，国家进行清产核资，开始强制调控经济运行，银行作为资金管理的职能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但也受到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压力。很多时候，冯行长在不明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到县里开会，受到县里批评，他硬是顶着压力、承担起责任，然后骑着自行车急忙赶回银行了解问题，提出善后方案。我们经常半开玩笑地说：“在这样的行长领导下，做死了都愿意。”
最后，我要说的是：冯行长还是一个充满童真的人。
在2001年春节的时候，我到平远看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冯行长。他住的房子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1993年前我家就住在他家的楼上。那时，冯行长离休后活泼不减当年，他一边炒菜一边清唱一曲“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让住在上一层楼的我们全家听得如痴如醉，就像夏天喝了一瓶冰红茶那般舒服。这年春节，我们一到他家，他们夫妻俩都很高兴，只见他爱人——我们叫丘阿姨，一边比划着手，一边说：“老冯，泡茶！”
他躺在沙发上，嘟哝着他那掉了门牙的嘴说：“你自己不会泡哇！”
大家听后都是满脸的笑容。
我认识的另一个行长也是部队转业的干部，他是建国以后参的军。到了部队发扬了在家吃苦耐劳和善于交流的本质，很快就由士兵中脱颖而出，先是班长、排长，再是指导员、副教导员这样往上升。他的老婆是标准的客家妇女，劳动吃苦不说，独立生存能力也很强，在“全国农业学大寨”时期，是大队“铁姑娘队”的队长，与老公结婚后，她在大队一边劳动，一边独立地拉扯着三个小孩长大。后来随了军，在惠州的一个工厂里打工，赚钱帮补家用。由于自己独立持家惯了，练成十分精打细算、看钱很大的功夫。她随军两年后，就和转业的丈夫来到了银行，丈夫当了人事秘书股长，而她因为没有什么文化，就成了办事员。
这股长刚到银行时发扬了在部队学到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热情待人，群众关系极好，虽然不懂银行业务，但搞人事这摊还是可以胜任的。不久，就提为副行长，又过了半年，因为机构分设干部不够用，就勉为其难地当起行长来了。
解放前的军队有句土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说的是：军事主官在准备战役的时候，有意让军事参谋们为发表看法而争吵，每个参谋讲的话都不用承担责任，发言热烈的时候，谁也不一定能说服谁。而当参谋长一声断喝：“不要吵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他们所崇尚的只一个“长”字了得。而在地方当官就更难把握了，有一句话大致能让人听个明白：“正职只说一句话，副职能上又能下。”因此，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正职说了算，只要正职思想不正确，想不犯错误就很难了。
其实地方和军队是两码事，以前有人生动地说：“宁愿带领千军万马，不愿管理三顶笠麻（三个农民）”，又有人说：“胜任一个军长，不一定能当好一个县长”。说的就是地方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纷繁复杂。
话说这行长一上任的感觉就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般，新鲜的事情特别多。银行这工作有趣的地方在于：有时是别人有求于你，被人“大爷”、“奶奶”地叫个不停，有时是你求别人，也是一个劲地管别人叫“爷爷”、“奶奶”，角色不断变换。协调也出奇的多：有横向跟县政府及各办、局协调的，有纵向与省、地分行请示的，理得稍为顺一点也就一年过去了。而行长家里的人气也比当股长的时候大不相同了，每晚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刚开始，行长夫人还埋怨丈夫这官当得太苦了，弄得全家不得安生。但一看到水果不断，礼物不断，自己只赔了点茶水，也就舒服了不少，心里说：“这人吗，还不就是这样，争个头面。”久而久之，偶尔一晚、两晚没有人来时就不惯了。有时，夫人会在睡觉的时候，跟丈夫说起行里谁多久没有来了，来过我们家的那个公司贷款给了没有？某个单位送的礼重，他的事办了没有？这老公行长开始时还会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要过多管理行里的事啊！俗话说：‘拳头打过了墙就拔不出来了。’你不要让我难做。”但行长是性情中人，想到老婆操劳半生就是为的这个家，参谋参谋也未尝不可。到了后来，人们都知道要找行长办事，夫人这关是要过的。
也是因为1986年的一场洪水，使全行公、私都受了灾。行长带着人秘、会计一贯人等向省行作了汇报，省行十分同情，不但给每个员工发了慰问金，而且还下拨50万元改造危房。
这钱呢，有人叫它为孔方兄，是个没有什么脾气而又人缘挺好的好东西。50万元一到支行的帐上，全行皆大欢喜，就连行长走路也轻飘了许多。于是，立即张罗着设计新宿舍楼和挑选工程队的事情。不用分说，行长家里自然是车水马龙，忙成了一锅粥。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工程项目上。
在行长到建委设计室的当天晚上，一个当时在县城很出名的包工头就到了他家，一番寒暄之后，拿出一个信封，信封正面歪歪扭扭地写着“项目申请书”五个字。
行长一看，比他刚读小学二年级的三女儿写的字还难看，也没有打开里面的申请书看，再聊了一会儿天包工头就走了。他走后，行长打开信封一看：什么申请书！连一个字儿也没有。里面装着一叠50元面额的人民币，一数，整整30张，不多也不少。也不知是激动还是愤怒，脸上顿时涨得通红。
因为他住的是半回字形的套房，前一半与楼下相望，而楼下住着另一个老行长。他低声叫老婆来看，夫妻俩虽说近年来收受了很多礼物了，但一次收1500元现金还是第一次，想着、想着，两人的脸都激动得更红了。
也是这钱造的孽，当晚，行长夫妇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晚都没有合眼。
十来天后，宿舍的草图出来了。
晚上，这包公头又到了行长家“请示工作”。喝过茶后，夫人表现得很亲近地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