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是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阴风凄惨，传闻观看的人都感到心寒。
之后，安禄山大举挥师南下。“部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戳，无敢拒之者”（《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从贞观年间打败东突厥以后，中原100余年没有战争，现在突然见安禄山叛军气势汹汹过境，沿途百姓都惊恐万分。各个州郡打开武器库应战，却发现大部器械已腐朽败坏，不能使用，唐军士卒不得不手持棍棒参战。这就是史书中所讲的“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禄山部下均是唐军精锐，能征善战，郡县守军远不及叛军那样训练有素。既然无力抵挡，各郡县便都纷纷打开城门，延纳敌人。有些地方官吏逃走，有些被叛军俘获杀害，有些自杀在路旁，投降的也不可胜计。河北地区本来就是安禄山统辖范围，因此叛军所到郡县，唐朝军队没有组织任何有效的抵御，几乎是望风瓦解。
而还在华清宫的玄宗确认安禄山真的谋反后，惊疑不定，他相信了杨国忠说的“反者只是安禄山本人，所部将士并不愿意随其叛，过不几天，就会败灭”，只派特进毕思琛至东京（今河南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至河东（今山西中部北部地区），各募兵数万，随团练兵拒叛军。
刚好这时安西（今新疆库车）节度使封常清入见，封常清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战场的猛将。玄宗如同看见了救兵的稻草，立即向他问讨叛方略。此时，朝中一片混乱，人心浮动，连玄宗也失去了往日的天子气度，格外惶恐不安。封常清为了安慰玄宗，便夸口说：“现禄山领凶徒十万，径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指洛阳），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封常清传》）
玄宗听了非常高兴，立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所言固然有大话的成分，但却在当时的形势下安稳了人心，鼓舞了士气。封常清久任边将，深知士气对战争的作用。然而，皇帝更关心的是战果，这安抚人心的大话就为封常清后来悲惨的结局埋下隐患。
封常清即日辞行，乘驿马日夜兼程赶赴洛阳，开府库取出兵器，招募新兵，准备迎击叛军。10日之内，封常清设法召募到军兵6万。但这6万人，并非精兵强将，全是市井百姓，不习兵事，所以战斗力相当弱。要以这样一批乌合之众去抗击安禄山的十几万骁勇之众，还想“拨马渡河，决取逆胡首级”，谈何容易？封常清久经沙场，不会不明白敌强我弱的局面，在这样的局势下，只能采取守势。为此，封常清下令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州西南），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阻止叛军从北面进攻洛阳。然后进军虎牢（今河南荣阳汜水镇西）。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他外祖父因犯罪被流放到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充军，担任胡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东）南门的守军。封常清少年时与外祖父生活在一起。外祖父喜读诗书，常在城门楼上教他读书。在外祖父的指导下，封常清“多所历览”。外祖父死后，封常清年纪尚幼，无所依靠，从此过着清贫的生活。他身体瘦小，眼睛有点斜，而且跛足。当时高丽人高仙芝为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姿容俊美，善于骑射，骁勇果敢。每次出军时，派头声势搞得很大，身边的随从就有30多人，而且个个衣服光鲜，十分引人注目。封常清颇为羡慕，也想成为高仙芝的随从，便慷慨激昂地向高仙芝投书一封，毛遂自荐。高仙芝嫌他相貌丑陋，拒绝了他。封常清就每天在高仙芝的军府门口等候他出入，数十天都不离开，高仙芝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留下。适逢奚部落反叛，安西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派高仙芝率兵出击，大获全胜。封常清在帐中私下写好捷报，捷书中详细地陈述了他们如何“次舍井泉，遇贼形势，克获谋略”，文书中所写正是高仙芝所要说的。由此，“仙芝大骇异之”。从此，军府中的人都对封常清另眼相看。封常清有才学，办事果断，而且治军极严。高仙芝被任命为节度使后，即任命封常清为节度判官。每逢高仙芝出战征讨，总是命封常清为留后。高仙芝奶妈的儿子郑德诠为郎将，高仙芝待他如亲兄弟，使他掌管自己的家事，而且在军中颇有威权。郑德诠却不大看得起封常清。封常清有一次出门，郑德诠“自后走马突之而过”（《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显然是有意如此。封常清派人把郑德诠召来，并让人把各道门关死，不许人进来。封常清对郑德诠说道：“我本出身低微，这是你所知道的。现在高中丞任命我为留后，你怎么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凌辱我呢！”并喝斥他说：“我要立刻把你打死，以严肃军纪。”郑德诠来不及辩解，便被杖刑。高仙芝的妻子和奶妈在门外号啕大哭，想要救郑德诠。封常清却坚决不让人开门。郑德诠因此被杖死。高仙芝知道后非常惊讶，看到郑德诠的尸体，只吃惊地问了一句：“已死邪？”好像根本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之后，高仙芝见到封常清时，根本不提这件事，封常清也不主动谢罪，好像就没有发生过此事一样。从此以后，军中士卒都十分畏惧封常清。】
直到这个时候，大唐才开始了正式的调度，以应对叛军的挑战。玄宗先批准了杨国忠的建议：斩安禄山之子安庆宗，赐荣义郡主自尽。荣义郡主奉旨下嫁给安庆宗还不到半年时间，又奉旨意自尽。这个可怜的宗室女子死得枉然。在历史的棋局中，她从始至终只是一颗受人摆布的棋子，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
接着，玄宗召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提拔朔方兵马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任命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特派卫尉卿张介然为新开置的河南节度使，统领陈留一带十三郡；任命程千里为潞州长史；所有郡县，凡是贼兵必经之处，都设置防御使；另外，又以荣王李琬（玄宗第六子）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新成立“天武军”；由高仙芝领兵5万，往屯陕州。
此时，朝廷为了平叛，开始在内地（主要是叛军南下的必经之地）也设置节度使。结果就是，各地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乘机扩大势力，逐渐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之后一些强藩，如河北、山东等镇节度使，拥兵自大，父死子袭，演变成割据势力。内地节度使也程度不同的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状态。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后，节度使势力进一步膨胀，唐朝廷对藩镇的控制力也丧失殆尽。各藩镇争战不已，兼并频仍，遂演成北方五个朝代更迭、南方九国（北汉在北方）政权纷立的分裂割据局面。一直到北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节度使才失去实权，成为荣誉之职。
玄宗还不放心，生怕大将再起异心，专门派宦官边令诚作为监军。宦官监军的历史自此而开。
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的政局都产生重大影响，东汉、唐朝、明朝最为严重，这里就多扯几句。宦官是中国古代称呼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古代对阉人的使用在殷商时代已出现了。不过，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几乎在历代的皇宫之中，都有非常严重的淫乱丑闻。秦国嫪毐冒充宦官入宫，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后来还生了两个儿子。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勾结丞相李斯，篡诏改立胡亥为帝，直接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当时的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处宫刑可以用来代替死罪，司马迁便是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好话被判了死罪，之后甘愿受宫刑代替了死罪。西汉前中期，宦官受到抑制，没有形成大的势力。汉朝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着皇帝的视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局。加上其时外戚势大，皇帝想利用宦官牵制外戚，但结果却往往造成了宦官专政的局面。
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唐朝时，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多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一大批宦官身居高位，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他们如果当上将军，权力比节度使还大，得到的赏赐礼品动不动就以千万计。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更加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的一大痼疾。
宋朝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朝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到了明朝，宦官干政达到了顶峰。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的限制非常严格，曾铸铁牌立在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特命延臣考究前代纠劾内官的办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各一人，专门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的行为。据《明会要·职官十一》引《明政统宗》载，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有一个内侍官因在内廷时间较久，偶而言及政事，当即被太祖斥遣归还乡里，并令终身不得叙用。自古以来，对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备。当时有个御用监名叫杜安道，以镊工侍太祖数十年，朝中许多机密计议他都知道，但他个性慎密，严遵太祖的禁令，在诸大臣面前仅一揖而退，从不启口泄漏机密。太祖对他很宠爱，但不给予优遇，后来迁出为光禄寺卿。
惠帝朱允炆嗣位，一遵祖训，对内臣的限制更加严格。据《明史·宦官传序》载，建文帝诏内臣“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就是说朱允炆对宦官的管束和控制比朱元璋还要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