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我去见他的同事，他向他们介绍我的时候，我认为他会说这是我的女朋友，她会写文章，她搞过策划，她是总经理助理，他一贯这样吹捧我，甚至哪一天不吹捧就让人不习惯，但这回他不，他说这是我的女朋友，她是搞电脑的。
他的同事就追问：“搞什么电脑？”
他的脸就红，但他不改口：“搞电脑打字。”
“那你一定懂电脑行情了，可以请教吧？”他的同事果然像他说的：“嫩。”当然他也好不到哪。一九九七年的电脑打字也是个时髦的工作呢，那时我刚买了一台“五八六”，我天天趴在电脑上学打字，帮他打市场操作案，我真的变成了打字员。
他们问在电脑里可以看光盘是否属实？
“是的，是的，我几乎天天看。多媒体电脑就具备这功能。”
出了门我就揪住他，“你说，你说，我怎么是打字员？”
他一副流氓的笑脸，“不这么说，他们就会知道策划案是你写的，我就一点面子也没有了。”
“原来如此，为了大局姑且饶你一回。”
但总有一天要穿帮的，好在那时他们已是相知相熟的好朋友，不需藏头遮尾的，他的朋友们异口同声夸他老婆能干，有学问、口才。但他并不自豪，甚至他马上就会怀疑别人会由此而低看他。
他其实很不希望我比他高，比他挣钱多，比他受欢迎，比他职务高。
在他放弃了一份工作，追随我到上海的时候起，他就已经不喜欢我比他高了，不喜欢引我为傲。他更喜欢的是张扬他自己，展现他自己，当市办事处主任当了一个多月时，他就觉得他更适合做省办事处主任，他一次又一次要求我写策划案。
我也一次又一次按他的要求写策划案。
直到他的策划案从公司经理手上传阅到总部营销处时，便已奠定了他在该公司的地位。
而我却在度过整整五个月的助理生涯后，又萌生了去意。我制造别离、摧毁相守，我放弃，放弃不该放弃的理由。
这回邀我加盟的是杭州一家化妆品公司。我对他说：“我要到杭州去。康怡公司有人在那里任职，他邀请我去，年薪三万，二室一厅的房子，干的也是策划而不是推销员的话。”
他说：“那我呢？”
他这么问我怎么不心酸？我不会忘记刚来上海时那三个月的日子里怎么过来的，我便又将收起来的泪珠放出来。“我不走怎么行？这么好的工作，这么优厚的待遇，还有后台，我在上海受够了，我还想回我的老本行，我已经太累了！呜呜，我要挣钱买房子，难道你不想结婚啦！”
他马上就心软了。“好，好，你去吧。”
他的条件是，当有了足够的钱买房子，我们就结婚。
他不责备我，但并不是出于欣赏。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不喜欢干过河拆桥见利忘义的勾当，但他不得不常干这样的勾当。
也就是说，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无可选择地进入生活中的游戏规则，我们根本没有勇气和能力去奉献、去伟大、去正直无私、去为谁泪流满面。其实我们只有彼此。
上海确实不排外，但属于我们的也只有十几平方米交租的空间，还有永远同样年龄、同样悠闲、同样古道心肠、同样喜欢免费充当评委，评论房客方方面面、同样喜欢找免费家庭教师的房东老板娘。
这回老板娘执意挽留我，她责问我为什么要走？带不带电脑走？我的男朋友怎么办？上海这么大，难道找不到一份工作吗？
但是亲爱的，他就不这样逼问我，他毫无理由地迁就我，其实他知道我不能剥脱，我剥脱到最后只剩下一个软弱的肉体，连骨头都没有。
逃避是我一贯的作风。
上海除了能找到工作，还有我海誓山盟的恋人，但我还是执意要走。他一定察觉到了，从我的眼睛、从我不安的手上。他始终挂着信赖、邀宠的笑，小心翼翼地不去捅破我的心思。但是，这异常温暖的目光笼罩着我，也不能打消我的念头。我去意已决，我的脑海中只有重复的两个字：“离开”、“离开”、“离开。”我端详着镜中的自己，那么朴素，单纯，勤奋，但是我的灵魂告诉自己，我是多么的浮躁，迷惘和忧伤。无端的恐惧和无端的忧伤，就像张着大嘴的洞，随时吞噬妨碍我们向前的一切。
我走的时候，带走自己的书和所有的衣服，他先把我的书送到车站然后才回来拿衣服。他不询问也不责备，尽管他知道这一去回来的可能极低了，他就是这么可恶；常常以守为攻，他不想让我走就是不说出来，他想让我回来他也不说出来，他就是那样可恶。他懂得对付我这样敏锐的女人，一切的手段都是多余的。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一）
杭州给我的待遇是年薪三万另加一套装饰完毕的一套二居室的房子，彩电、空调样样有，一日三顿免费餐。
这家公司叫隆宝集团公司。瞧瞧，这名字多土气啊。
我们的总裁在去新马泰旅游了一圈、公司被评为杭州十强乡镇企业之一、赞助了几次乒乓球、羽毛球赛后，也不愿意用这个名字了。
他说，我是个没念过书的粗人，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邓小平让我发的财，我请诸位来，是觉得诸位才是企业真正的人才，而我是个粗人。
他所指的诸位包括我曾经服务的公司的总部策划人员，他来此的职务是策划部副总裁。我还在上海做总经理助理时，他的电话就频频响起，他说他现在是他突破的时机，但是苦于没有帮手，他说这个公司非常有前途，总裁对他相当器重，他会让我的事业也得到突破。
到了隆宝，我就是直接隶属他的策划部文案科长。
我从上海出发时，问这位副总：“我怎么走呀！”
“你乘到杭州的火车，到了杭州再打电话给我。”
我下了火车又问他：“我现在怎么走呀？”
“你乘到横山的车到横山下，我来接你。”
我再到横山，到了横山我不用他接了，我随口一打听，就拎着行李找了辆三轮车到了隆宝公司。
这里既不是杭州城市，也不是杭州城郊，它其实是建立在杭州农村农田里的几幢大楼，因此我得的二居室充其量只是农房。
所以我既不兴奋也不激动。好在总裁及时向我道歉。
他说：“对不起，倪小姐，我是个粗人，我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好在改革开放、邓小平让我发了财。再说，现在创业容易守业难，我一年挣一千万时，公司没几个人，现在公司好几百号人，我一年也只挣一千万，这些人都是我的乡亲、我的邻居、我的亲戚，这两年我几乎没赚几个钱，我请你来就是想多赚点，你在大城市呆过，大公司做过，是人才。我们从现在开始只要人才，不要亲戚了。”就是这个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粗人的人，工厂里有上千名员工，全国有上百家分公司和庞大的营销网络，除美容保健品、化妆品之外，他的公司还涉及餐饮、房地产等行业，并且有良好势头。这次他花年薪三十万请副总裁，以及年薪三万请我们十位昔日康怡公司员工，目的就是向大公司学习。
这很好，粗人有粗人的直爽和可爱，粗人说：我是粗人，不会管理，全靠你们了。
这也叫人高兴，有主做比没主做好，有权比没权好，有小车坐总比没小车好，有二居室比租房子交房租好。
我的权限在于：一切对外宣传必须经过我的许可，所以对于以怎样的姿态让产品接触市场，完全由我做主，包括产品的色彩、外观、定位和宣传媒介。
你走在任何一座城市的百货大楼、购物中心，都能看到彬彬有礼的促销小姐和包装精美的产品以及红极一时的明星在电视机里千娇百媚地对你说“若要容颜好，请服用隆宝。”你肯定不会想到他的老板是一个小学也没毕业的木匠。人们有时宁愿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愿相信事实，我也是。当然，我在过了很久才相信了这一事实。后来，就吹捧我们的总裁走过的是一条充满荆棘和奇迹的路。
在权力面前，我是有点害羞的，这要追溯到我的童年和我的家庭。我在家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妹妹，新衣新鞋轮不到我，扫地洗碗还非我莫属。在家受惯了气和不被重视的地位，以致在学校里一天到晚缩头缩脑低人一等。由于我六岁上学，到了三年级才八九岁，我们班女生拔河、跨步、跳绳都不愿带我参加，我感觉自己就是被人讨厌和瞧不起，以至少先队讨论吸收新队员时，一位女生点了我的名字，我竟然连声说：“我不参加，我不参加。”害得老师认为我不求上进。尽管我成绩很好，但我从来没做过班长、学习委员以及劳动委员。送本子、锁教室之类的事情从来没有资格做。到了初中毕业，男生把情书夹在我的书里塞给我，我还当是挖苦，讽刺和嘲笑，我想我哪里会有人喜欢呢，这情形一直到我立志写作引来笔友增添信心了为止。
但此时的状况绝非同日而语。我去上班时，二居室有人打扫换床单，冲卫生间。吃过了饭，盘子往桌上一放有人收，有人洗。一个人独占一间二十平米的办公室可以看书读报，摁铃指使秘书来拿稿。
最关键的是分公司的经理来见我，还客客气气、毕恭毕敬地询问这个月传单怎么印，电视广告怎么打，商场要不要搞促销。包括分公司的策划员，她们无论老少，一律称我为倪科长或倪总，如果我说本月宣传主题是：隆宝让你的美丽不扣分、不打折、不受损……你第二天就会看到各地传真上来各式各样字体的“隆宝，让你美丽不打折、不扣分、不受损”的字样。这时我就想起，我在康怡公司受赖小姐他们的气的情景，我想我终于翻身了，终于扬眉吐气了，终于可以报仇雪恨了。
可惜赖小姐已不知今在何方，经理大人也似乎不见踪影了。康怡公司更是销声匿迹，我怎么也想不到发展势头良好的大公司，在一则假新闻的煽动下，就被剥脱得一丝不挂，应该被否定和不应该被否定的都被否定了，随即树倒猢狲散。只不过总有人拿它作前车之鉴罢了。我并未有如自己所需的快感，相反倒有兔死狐悲的伤感，毕竟我有今日，离不开康怡昔日的锻炼和招牌。尽管我和副总之间配合得并不默契，但好在他心思不在这些事务上，我也就海阔天空，自由自在地大干了一场。我还没过完隆宝公司的第一个季节，这位副总裁就辞职不干了。记得他刚来的时候，总裁就为他请了一个媚味十足的秘书，他还嫌不够，总裁又给他配了个专门安排宿舍生活的服务员，目的也是安定人心，好好干事业，毕竟日付千金，总裁花这么大代价请个策划高手来也是第一次，并且工资单上假模假样地造个月薪五千元的册子，为的是不让另外两位负责生产和营销的副总裁心态失衡。这位副总白花花的银子在口袋里烧得慌，赶紧去消费。他去买卡西欧、花花公子和鳄鱼，再后来去寻觅附近周边地区的小姐，事情就在这里。卡西欧、花花公子和鳄鱼本来就能够显示派头和身份，偏偏还递上一张名片，进一步核实，大有意犹未尽的意味。婊子无情，这话可不假，第三天正逢派出所打扫卫生工作，把这个小姐扫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