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死了。从金门战役血泊里爬出来，东山战役中冒生命危险逃离国民党部队，本连队战斗解体过程的最后一个见证人永远消失了。
杜荣林第一次深切感觉到身边如火如荼的“文化革命”对他的不祥意味。
杜荣林的大女儿杜山到外边“大串连”，整整串了一个多月，她和她的同学到了北京，西去延安，再跑到湖南韶山，又去了江西井冈山，乘坐火车、汽车、轮船全都不用买票，吃住都由各地串连红卫兵接待站安排。冬天里她从井冈山上给杜荣林寄来一封信，说她在山上看到下雪了，她带的衣服不多，她把全部衣服都穿上还是几乎冻僵，但是她非常高兴。不久她和她的同学蓬头垢脸，流浪汉般风尘仆仆回到家里，时因严冬到来，加上全国交通系统不堪运输重负，有关方面发出通告，让学生停止串连并迅速疏散回家。秦秀珍烧了一大锅开水，把杜山的衣服全部扔到里边，又煮又烫，才彻底歼灭女儿串连旅途中从全国各地带回来的满身虱子。
这时秦秀珍有些吃不消了。她悄悄对杜荣林说她挺担心，外边这么闹腾，不会给咱们家闹腾出什么事吧？杜荣林安慰她，说：“咱们经过很多了，别怕。”
“杜山那样可以吗？你管管她？”
杜荣林说，杜山是懂事的，别担心，没事。
“这些日子瘦了很多。”秦秀珍说，“外边串连四处跑，能吃什么呢？学校食堂也好不到哪去。”
杜荣林说这倒是，你想办法给孩子补一补。
那时杜荣林的家已经搬出部队家属大院，住进城区一个小院，这里离秦秀珍的医院和杜路上的小学都比较近。杜荣林一家住的小院有一座二层旧砖楼，住着五、六户人家。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杜山当了学生头，成天领着学生造反，职业革命家似的，她住进学校，几乎不回家，几天见不着一个人影。她长大了，跟妈妈秦秀珍和外婆王碧丽感情上还是格格不入，秦秀珍听丈夫劝，没多管她，只是隔三岔五做点好吃的，让杜海喊杜山回家吃饭，他们管那叫“改膳”。杜海在中学读初一，天天吵着要像姐姐那样到学校住，跟同学一起，秦秀珍坚决不同意，死死管住，限他每晚必归，不管他怎么喊叫不公平。杜家小儿子杜路时为小学生，学校停课，他这种年龄的孩子还没有中学生那样到处跑来跑去闹腾的资格，只能呆在家里。秦秀珍一向最疼这个小儿子，她怕孩子给耽误了，便充当老师，翻出杜山和杜海的旧课本，天天下班就教小儿子读书，语文算术历史自然，现学现教。
在杜荣林夫妇的隐隐忐忑中，“文化革命”越发猛烈，从学校向社会延伸，锋芒指向首脑机关。一月间，红卫兵和工人造反组织在上海宣布夺权，负责指挥全国“文化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将此褒扬为“一月风暴”，夺权行动迅速波及全国，沿海前线亦不例外。时部队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派出人员以军事管制和军事训练的名义介入地方。杜荣林没有参加“三支两军”，他的部队战备任务繁重。那段时间海峡形势依然严峻，一月中旬，国民党空军派遣四架战斗机护卫一架侦察机侵入闽南上空，与解放军歼击机格斗。空战战况迅速通报沿海守军，杜荣林部保持高度警戒。
第七章 逢劫难（4）
春天里，杜山来到父亲部队的营区。这一回是以学生头头的身份，带着一支学生宣传队前来慰问部队官兵的。孩子们在守备团大礼堂里演出他们的节目，有歌舞、乐器合奏，还有所谓“对口词”、“三句半”等等，均为学生自编自演，虽简单、非专业，却朴素真切，杜荣林和全场官兵看得津津有味。
有几个节目是孩子们特地为慰问部队编排的，其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场面最大，孩子们在台上表演解放军渡海、登陆、战斗，冲锋号高亢而起，台上台下一片口号，演出达到高潮。
杜荣林很满意。
晚上孩子们在营区宿营。杜山忙完她的事，跑来陪爸爸说话。
她讲了一件事让杜荣林颇觉不安：“爸爸，外婆很不正常。”
有一天下午，杜海到学校喊杜山回家，说有事。当晚刚好学校红卫兵组织开会，至晚上九点来钟才结束，杜山向同学借辆自行车，赶紧回家。到家才知道其实没大事，是妈妈买了只番鸭，燉了锅鸭汤给几个孩子吃，特地要她回来。杜山进门时，两个弟弟在外边院子玩，秦秀珍不在家。杜路告诉杜山，吃晚饭时来慌慌张张跑来个人，说他们家孩子突然发了急病，请秦医生去看看，妈妈背个急救箱就走了。杜山看到桌上有张字条，是妈妈留的，说瓦罐焐在床上被子里，让杜山打开时小心，不要把汤撒了。杜山从被卷里取出瓦罐，一罐汤还热乎乎的。
当晚杜山在学校食堂只喝一碗粥，早已饥肠辘辘。妈妈燉的鸭子放姜，还放一种中药，特别好吃，要是以前，杜山肯定会把这罐汤喝得一滴不剩，把汤里的鸭肉块全部吃光，燉得酥软的鸭骨头根根啃过。但是这一天她只是象征性地喝了点汤，把瓦罐盖好，又焐到被子里去了。
“我已经长大了。”她对杜荣林说，“不能再只知道贪吃。”
她给妈妈留了张字条，说谢谢妈妈给她留好吃的，学校里事情比较多，食堂饭菜也不错的，以后妈妈再做什么，让两个弟弟多吃，不用让他们再跑学校喊她了。
离开前，杜山特地到外婆王碧丽房间，想跟她说一声就回学校。外婆没关房门，虚掩着，里边开着灯。杜山推门进去时只听“扑通”一声，坐在桌边的王碧丽跌坐在地上，看着杜山，脸色发白，表情非常恐怖。
“外婆你怎么了？”
她拍胸脯，她说你这孩子怎么不敲门？你吓死我了。
有一个体积不小的木匣子倒扣在地上，还掉下来一个锁头，都是外婆一不留神摔下时从桌上带下来的。杜山跑过去，想帮她收拾一下，外婆竟扑身捂住那些东西，叫：“不要，不要。”
“外婆！”
外婆连说她没事，让杜山做自己的事去，地上的东西她自己收拾就行了。
杜山掉头走了。
“也不知道外婆怎么回事，”她对杜荣林说，“我看地上也就乱七八糟一些纸张、作业本的，是什么东西怕见人呢？”
杜荣林说，小孩子不管大人的事。大人有大人的事情。
杜山坚持说，她觉得外婆真是很不对头。外婆从小教她背诗词，一首一首背了好多，以往也没留意，现在回头一想，不对，怎么都一个调？“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还有“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为什么总是那么灰暗？什么往事？外婆在思念等待什么？这大半年来，她感到外婆明显地更不对劲，动不动“吓死我了”。自己心里没鬼，会怕成这样？
杜荣林摇头。他说，有些事情你们小孩可能一时不能理解，以后就明白了。
当晚杜荣林一夜无眠。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事情要忽然降临吗？
３．
杜荣林命令清理营房后山上一个旧军械房，清扫干净，布置完善，修好门前围墙，院子整理清楚。命团侦察连一班紧急演练，准备行动。杜荣林要求坚决、准确、迅速，整个行动严格保密，确保万无一失。
他狠下决心，认起真来了。
那天凌晨，四位侦察员上路，乘一辆经过仔细伪装的吉普车离开营区，行动开始。杜荣林守在营区后山旧军械库，寸步不离，等待行动结果。两小时后军械库外传来吉普车停车声响，杜荣林夺门而出。
一个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人从车上踉跄而下，一把抓住杜荣林，死死不放。
“活着啦，”他的眼泪掉了下来，“老杜老杜啦！”
是陈石港。
行动圆满成功，灾祸也因此酿下。
几天前，杜荣林参加分区军事会议，会后下到附近防区现场检查，在陈石港他们县县城住了一晚上。当晚杜荣林本打算上陈石港家与老友相叙，却不料刚出县招待所大门，就在那里的大字报栏上与老友意外重逢：一排二、三十米长的大字报栏全贴着陈石港的大字报，大字报上陈石港三字全给打上红叉，如法院告示上的死刑犯人一般。陈石港被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国民党特务”，大字报配有漫画，漫画上陈石港被画如骷髅，面目极其狰狞，凶神恶煞一般。
此前，杜荣林已经听说陈石港在县里让人贴了不少大字报。杜荣林了解这位老友，知道他为人热情爽朗，心直口快，办了不少事，也树了一些敌，“文革”一起难免首当其冲。当时地方上的负责官员没有谁不给贴大字报，陈石港并不算太特别。这回一来，杜荣林才发现陈石港非常不妙，已经被宣布撤销一切职务，被执行“专政”，关进了该县一个群众组织的“黑帮室”里，失去了行动自由。大字报揭发陈石港犯有多重罪行，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和言行足以上纲上线。还指称陈石港有野心，居然把三个儿子起名为陆军海军和空军，企图当三军总司令，篡夺军权。最严重的一条竟跟杜荣林受过的指控相同：国民党特务。这一指控有出处：陈石港是厦门人，家住厦门港区一带，他家的对面有一个理发铺子，铺子的主人姓苏，被称为“剃头苏”，与陈石港家是世交。理发铺剃头苏是广东人，有个儿子与陈石港年龄相仿，读中学时比陈石港低一个年级，后来跟陈石港一起跑出厦门参加游击队，解放后也跟陈石港在一个县工作。此人懂广东话，其父母在香港有一些关系，因此在数年前被选中，派到香港做中方贸易公司工作，据说还负有联络乡谊，搜集情报的特勤使命。在香港干了几年，这人突然隐匿不见，以后便有传闻，说他因贪污公司资财事发而叛逃投敌，跑出香港，去了台湾，当了人家的特务。“文革”期间，有知情者揭发这人跟陈石港关系密切，这人失踪后陈石港仍跟剃头苏一家来往频繁，陈石港因此被指为国民党特务。
第七章 逢劫难（5）
杜荣林不动声色了解有关情况。隔天他起个大早，守在县招待所的阳台上。清晨时分，他听到一个锣声在招待所西侧响起，一声一声，持续不绝，从政府办公楼朝向这边。不多会，一个人低头躬身从楼后闪出，走了过来。这人头戴一顶纸糊高帽，胸挂一面大黑牌，左手一面破锣，右手一支木棰，一边低头走路一边自行敲打破锣。
“走资派，国民党特务，”他哑着嗓子嘶喊，“陈石港啦！”
正是杜荣林的老友陈石港。一个监视者紧随其后，厉声暴喝：“大叫！叫！”
陈石港声嘶力竭：“走资派，国民党特务陈石港啦！”
杜荣林抬手狠狠一拍阳台的栏杆，那一刻做了决定。有如当年他和于立春陈石港他们伏在龙潭山谷山坡的石头后边，忽然他就想打上一仗那样。
这一段日子里陈石港是这个县最引人注目的一堆臭狗屎，双料坏蛋，无论哪一派都要斗他，一派比一派斗得更凶。“文革”迅速白热化后，学生与社会各界人员因种种原因开始分派，各自成立组织，彼此观点相左，争论不休。各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