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红楼绿树。温暖的海面下有寒冷彻骨的暗流出现。我掉头往回游，才发现自己游得太远了。
我缓缓往回游着，感到身体一点点沉重起来，从昨天下午在北京上车我就没吃什么，又喝过酒。外海无穷无尽涌来的波涛追逐着我，把一个个冰冷的浪头砸在我头上，一次又一次将我覆没灭顶。我仓皇地边回头边拼命游，惊恐地感到腿肚子硬结了，就是说，要抽筋。我不得不放慢频率。又游了很长时间后，我绝望地精疲力尽了。沙滩仍是那么遥远，穿着点点彩色泳装的肉色人群无声无息地活动着，像是另一个快乐尘世的人们，蓝汪汪的海水无情地隔开了我，万籁俱寂，我沉了下去。我觉得自己变成一条鱼，在蓝蒙蒙的水里恣意潜游。“嘟嘟嘟”，一条漆着救生字样的海军汽艇翻着浪花驶来。甲板上的水兵用半导体喇叭冲我喊：“你他妈找死啊，怎么游到防鲨网外面来了。”我的欣慰立刻化为愤怒，踩水昂头冲他们喊：“你他妈管着吗，老子愿意。”
我继续闷头游着，不再理睬他们，汽艇仍跟在我身后。
“喂，”水兵又喊，“你要是不行，就上来。”
“走你的吧，你们那破艇的推进器搅得老子直呛水。”
“真他妈不识好歹。”
水兵们骂骂咧咧地把汽艇开走。
骂了一通，我觉得来了劲头，重新自如地游起来，游过防鲨网，我已再次信心十足了。身旁左右开始陆续出现忽隐忽现的人头，嘈杂的人声近了，沙滩上或躺或坐的男女清晰了。当我踉踉跄跄走上岸时，心里充满欢乐。我吃了一通冰激凌，躺下晒太阳，晒得灼热了，再次下海。这样，我晒一个小时，下海游一个来回；游一个来回，晒一个小时；当然，我没再越过防鲨网。
黄昏，我换好衣服走在退潮后镜子般光亮结实的沙滩上。夕阳停在市区上空，将血红的投影掠过层层叠叠的楼房，纵贯海面，射在我脚下。一家电视台的人扛着摄像机在拍海滩夕照，喝令我走开，我理也不理他们。一个人跑上来好言相告，我才让开。
回到家里，姐姐姐夫已做好饭在等我。我也确实饿了，把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又吃了半斤凉饺子。饭桌上，姐姐就开始唠叨，说我这么大岁数还在晃荡鬼混，一点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晒得像个煮熟的螃蟹；饺子不热热就吃，也不怕生病，现在夏天食物容易变质。我给姐夫烟抽，她也不高兴，说我抽烟她都不赞成，现在世界上肺癌发病率如何高。我说少废话，我又不是你儿子。
那些天，我整日泡在浴场游玩。在风景如画的疗养区从黄昏徜徉到半夜，临海揽胜，望着璀璨灿烂的星空想入非非。海边那些咖啡厅入夜都举办喧闹的舞会。山上的露天剧场、体育场也夜夜有“消夏音乐会”，音乐声、歌声飘荡在粼粼海面。隔海可以看到商业区明如白昼的夜市里熙攘晃动的人影。有时我也去一间格式像客船舱的咖啡厅舞场坐坐，我和那些水手装束的女招待混熟了，她们知道我不会跳舞，只是进去坐坐，便不收我的费。小城市有些地方比京城要自由些，没那么森严的等级。这个舞场是给中国人开的，附近宾馆里闲得无聊的外国人也常来光顾，很随便地和中国人结对跳舞，喝酒聊天，使我觉得有趣的是，多数外国人的舞（包括迪斯科）跳的并不如我们同胞潇洒和花样翻新，我很为我们的姑娘自豪。好像谁说过，她们到欧洲访问，在迪斯科舞场扭秧歌，走花鼓灯，甚至拉上大圈跑旱船，使在场的外国青年大为倾倒，竞相摹仿——于晶说的，我脑子里闪了一下，接着，完全被回忆充满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若不是大使馆及时制止，那儿的共青团差点把她们拉到自然岛的裸体浴场；在另一个国家，每天日程结束，总安排两个很亲切很有经验的男人和她们一一吻别。我微笑地幸福地回忆。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我很忧郁。“你现在还没女朋友吗？”姐姐问我。
“没有。”
“我们医院有一个女孩子很好，就是上次我托她给你带东西的那个，也是北京的。”
“服了，我可不想要你们院那些嫁不出去的女党员。”
“谁嫁不出去，抢还抢不着呢。”姐姐愤愤然，因为她也是党员，“你还挺狂，人家还不一定看上你呢。”
“你管他呢，”姐夫说姐姐，“他还能找不着女朋友，现在个体户很吃香。”
“鱼找鱼，虾找虾，他能找着什么好人？怎么样？”姐姐又问。
“别烦了。”我说。
“好吧，我看着你。”姐姐说，“看你打一辈子光棍儿。”姐姐看我沉着的样子可疑，不禁问：“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瞒着不告诉我？”
“没有没有。”我笑。
“有，他能一个人跑出来玩吗？”姐夫看着我说。
“是不是有了？”姐姐不信，打量着我一再问。
“有了。”为了干脆点，我信口说。
“干什么的？长得好吗？怎么认识的？”我失了策，招来姐姐的排子枪。
“跳舞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连我自己也觉得煞有介事，“就那么认识的。”
“干吗找个跳舞的，”姐姐挺不以为然，“找个搞文艺的。”
“怎么啦，你瞧不起？”
“那倒不是，就是将来你们节假日休息不到一起。”
我笑了：“我不在乎。”
“其实我倒觉得你原来那个女朋友挺好，你干吗和人家吹呀。真的，你干吗找个搞文艺的？”
“你怎么断定搞文艺的就有问题？”姐夫说。
“我不喜欢。”
“那是你的事。”
“我不也是搞文艺的。”我说。
“你？”姐姐轻蔑地瞧我一眼，“你是耍把杈的。”
姐姐姐夫又问了些于晶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于晶是我们国家花鼓灯头子之一，第一届舞蹈大学生，她的几个保留节目常去给首长外宾跳堂会。末了，我补充说，她和我吹了。姐夫很开心，姐姐则气得再也不理我了。
由于连日暴晒，我得了浅度灼伤，回北京后，一层层褪皮，模样没法让人看。
生意也很不顺手。委托我的一家公司开空头支票，银行顶了票，卖方交了货收不上款，直要跟我玩命。我带上他们一起去那家公司玩命。后来虽然凑足了货款，可关系搞僵了，非但没拿到佣金，先前垫的交际费也报不了销。我不在北京期间，还有几批到货，不知哪个混蛋在我家接的电话，提走倒给了别人，让我那几个买主白等了一场。少赚几个钱倒无所谓，可我的信誉完了。这几件事传出去后，没人再敢跟我做生意，我的饭碗等于让人端了。
我把闲人统统轰出去，门上换了锁，蹲在房里写小说。写了几万字，自己看都得捏鼻子，只得又撕了。我耐心是有的，可钱包告罄。又过了几天，方便面也只能一天吃一顿。我想起有部电视剧还欠我点稿费，就跑去要。制片主任说我不能再预支了，剧组出外景拉了个大口子，所有单项预算都要减，最后没准还要我吐出点预支的稿费。我跟他讲了我的情况，他说要不他私人借我点钱，我只得转身走了。
满街都是吃过晚饭、穿着裤衩背心为中国女排击败大老美兴高采烈的人群。大小饭庄子在马路边支起一溜油锅，烤羊肉串、爆肚，卤煮火烧的香味在爽人的晚风中弥漫，诱得过往行人垂涎三尺，驻脚在已经鼓鼓的肚子里又塞点玩艺进去。连要饭的都吃得满嘴油亮，心满意足地跟在警察后面去收容所。我兜里还有几毛钱，凉面什么的还吃得起，可我一点不想吃，我走进一个暮色朦胧的公园，想在湖边的椅子上找个位置，处处都坐满了一对对情人，旁若无人地接吻。我在一对情人面前站下，严肃地看他们，他们接着吻反感地瞪我；我继续一动不动地凝视他们，这对可怜的情人实在无法保持冷静，松开嘴，忿忿地起身走了。我走过去占据了他们的位置。
月亮升起来，树木花草石桥甬路都洒上银色的光霜，黑黢黢的船影轻轻地从恬静光洁的湖面一只只滑过，响起轻微的溅泻声……
清晨，我被一只手推醒，发现湖上游弥着如烟如纱的雾，岸边的草、木椅、我的身上都湿漉漉的，于晶穿着蓝运动衣，气喘吁吁站在我面前。
“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她一点也没掩饰她的吃惊。我一时没醒过梦，没回答。
“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又黑又瘦。”
“什么事也没出。”我清醒过来，信口说，“我想早晨出来呼吸新鲜空气，走到这儿又困了。”
于晶瞪着黑黑的眼睛瞅我，皱起眉头。我站起来，蜷缩太久，腿都麻了，停了片刻，血液才开始循环流通。
我往前走，于晶不吭声地跟在后面。过去我也挨过饿，从没像这次饿得这么狠，像个真正旧社会的穷人，晃晃悠悠，脑子都有些不清醒了。
嫣红的太阳柔和地停在乌蒙蒙的半空，一点点亮起来，放射出刺眼炫目的光芒。
“你没吃早饭吧？”
我差点克制不住自己，我受不了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们昨天还见过面似的。我哑着嗓子说：“我一般不吃早饭。”
“怎么能不吃早饭，胃要坏的。那边有卖油饼的，我去买。”
“不要！”已经跑开两步的于晶站住，慢慢地回过头， “不要，”我尽量和气地说，“你要吃你买，我不要。”我笑笑。
于晶始终跟着我走，那忧虑、担心的神态，似乎一不留神，我就要去跳湖。我停住对她说：“你别跟着我了，该干吗干吗去。”她仍一步不拉地跟着我。
走到儿童乐园，我坐在一个秋千蹬上不走了，问站在一边的于晶：“你有事吗？”
“没事。”她把脸扭向一边。
“我有事，我在等人。”
于晶异样地看我两眼，走了，跑着走了。
我两手抓住吊索，往旁边看了一眼，一个来回荡着秋千的小姑娘在看我。她把秋千荡得很高，从空中瞅我，也不回避我的目光。我冲她笑笑，站到踏板上悠起来，可是不行，悠不高，我记得小时候会悠的，那韵律我都忘了。
“得蹲下去。”小姑娘慢下来她的秋千，抱着吊索对我说。
我试了两下，笑着说：“不行，我不行。”
“我教你。”小姑娘跳下秋千跑过来，我让她上了我的秋千，“这样，这样不就悠起来了？喂，你瞧我呀。”
小姑娘下来，又让我上去悠。悠起来一点，还是不高，我有点心慌。
“真笨。”小姑娘数落我，“要不，你坐着，我摇你。”
“那怎么行。”我连忙从秋千上下来。
“怎么不行，让我摇你嘛。”
“不行不行，我这么大，哪能让你小孩摇。都是大人摇小孩。”
“没关系，我愿意摇你，让我摇嘛。”
我不顾小姑娘的恳求，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
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既不幸又坚强，甚至很有点被自己感动。可很快，又嘲笑起自己的不屈。
到了家，我已经很后悔没吃于晶的油饼了。尽可以吃得很自然嘛。我打开冰箱，只有半罐冷果酱，我拿出来吃了，关了冰箱，又喝了几杯热茶，觉得精神好了点。
有人敲门，是收水电费和房租的，几个月累计，我已经拖欠了上百元。我说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