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从根儿那儿把‘钱柜’搬过来。高，你丫太高了，真他妈对路子。”
“你不能这样，为钱把自己卖了。”杨金丽激昂地说，“你们男人怎么堕落到这份上，有人给我介绍有钱的外国老头儿，我还不干叫，我都有个原则……黑暗，太黑暗了！”
“你就不要时不时立个牌坊了。”徐光涛刻薄地说杨金丽，“难道你还要他真爱上李白玲？那才叫堕落呢！那是俗人们不要脸的勾当。”“我得走了。”我摇摇晃晃站直来，强颜欢笑，“胖白玲在等我。”我撇下那两个羡慕不已、吁嗟喟叹的哥儿们，独自走出餐厅。走过一个街头公用电话亭，又走过一个，走到第三个，我停下来，攥着手里的硬币走了进去。
我拨张璐的电话号码，手指一插进拨号盘，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背过身，听着电话铃的嘟——嘟——声。电话铃响了半天，她家的保姆来接电话，告诉我：“张璐不在！”我又拨了马汉玉的电话，他也不在！
昼夜交替，我踯躅街头，混迹人群当中，在各等小酒馆里喝的烂醉，用醉态混淆视听，掩饰我的非人。我不敢入睡，因为梦中我总是异常清醒地和她相逢，无处藏身。不论我白天跑出多，夜晚一半眼她就栩栩如生地向我走来，我浑身如同涂满萤光粉，在黑暗中格外醒目。我不能思考，她犹如一房屋巨大的雷达，无时无刻不在捕捉我的脑电回波，我只能象一具行尸走肉一样麻痹着自己，终于欠精疲力竭了，酒精也不能使我象人一样具有健康的红润脸色，我在人群中脱颖而出，象混养在马群中的骡子最终被认出来一样，难堪、惹眼地离了群。我在做白日梦、高楼、汽车、人群远遁了，只有那个无脸女人轻捷地向我走来，不可阻挡地走来，我血流奔涌，激动万分，发疯地想再次醒来，我怎么能不认为我是在恶梦中，可我的确又是醒的。高大，黑幢幢的影子一步步逼进，笼罩住我，我象一个吹足了气架在开水锅上等待褪毛的猪的尸首，动弹不得。夜晚，李白玲在高楼背面的一个垃圾堆上扶起了我，又大又黑的眼睛蒙着雾，哀伤地望着我。
“滚开！”我有气无力地骂。
刀不说话，汹涌地流着泪。
“放开我！”我奋力挣扎，感到抓住我的那双手，象铁钳一样深深掐进了我的肉。“我是爱你的，难道你不明白吗？”她摇撼着我，“我不骗人，不撒谎了，你要那些钱吗？我都给你，要不就都扔了。你看看我，好好看看我！我不是那个李白玲了，我只是个女人，一相真正爱渴望你爱的女人！”
她声嘶力竭了，可我已经不能做出什么反应了，脸深深隐藏在耷莠垂下的头发后面。她分长我的头发，惊恐地倒退了。月光下，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张雪白的脸，表情肌僵直，眼无瞳孔，长发在夜空中飘舞，犹如一具毫无生气的橡皮模拟人。当你一旦认清事实，你就永远无法否认，回避，自欺欺人了。我带着我那副惨白，发着橡皮光泽和质感的面孔走在街上，任何检哪怕是白痴也能一眼认出我的非人。有的好心，固执的医生将我诊断为血色素低和面神经麻痹，认为他们可以用铁和针治疗。我也不分辨，随他滥施医术，有一次，我讲了实情，结果被送进精神病院，从此我便缄口不语。悠哉游哉，自得其所，渐至无欲无念，不哀不怨之佳境。
只是有一天，在嘈杂纷乱的街头，我看到张璐喜笑颜开地从一家商店出来，身旁跟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军官，边说边笑瞳过我身旁，我的心了一下。她看了我一眼，没认出我。继续和她的男友说笑着向前走去。我呆立原地，注视着她，身影一闪，消逝在人群中。后记李白玲于一九八三年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浪潮中以倒卖汽车嫌疑被拘留审查，后免于起诉释放。次年与一外籍华人结婚，婚后移居国外。
张燕生于一九八三年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期间，以“有损国格的行为”被倌收审，同年判处劳动教养二年。
徐光涛于一九八三年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期间被捕后，关押半年，旋获释放。后退职，继续从事倒买倒卖活动，现为某口岸经济特区一贸易公司经理。
老邱在一九八三年“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浪潮中被单位审查，受到开除公职处分。
后应聘为某公司经理。携公款潜逃，现正在通缉中。张璐于一九八四上经家庭介绍与一年轻军官结婚，婚后仍住在父母家里尚未生育。
张霁、老蒋也都健在，生活正常，恕不赘述。
许爷
一
那天，我在街上叫了辆出租车去看一个朋友。在车上，我和司机随意聊了几句。那司机突然对我说：“我见过你，你是许立宇的朋友。”
我看了眼司机贴在前挡风窗上的服务牌，才想起许立宇原先也是这家出租车公司的司机。那时我常去车队找他，和他们那儿的许多司机都面熟。
司机问我最近见着许立宇没有。我说没有，很久没他的消息了。
司机又说，听说许立宇在日本被判了死刑是真是假？我看了他一眼回答不知道，我是头一次听到这消息。
到了目的地，司机把车开走了。在朋友家我玩了半天，一起出去吃了顿饭，很愉快地回了家。
晚上入睡前，我想起那个出租车司机的话，不觉心中暗惊。不是很相信，但又没理由断然不信。第二天给一个也认识许立宇的朋友打电话，顺便提到这一传闻，那个朋友立刻信了，并说：“我就猜到他早晚有一天会有这一步——折腾吧！”尽管此公如此肯定，我还是心存狐疑。想来在日本被处极刑定是杀了无辜，可我认识的那个许立宇，固然不良不莠，断无杀人胆量。
许立宇和我是中学同学，但问起我们班的其他同学，却没几个记得起他的。他初三便退学回老家插队了。原先在班里也很蔫，不声不响，个子又矮，如果我不是和他住在一个院，平时又常驱使他为我充役，后来有一段时间（在他开出租车期间）过从甚密，我对他大概也未准会留有多深印象。
至今我保存的一张旧照片上还留有他当时的模样。那是张全班同学初中毕业时的合影。他站在我身边，由于个矮，被我的肩膀遮住了下巴，他拼命踮起脚尖也只露出一个额头和一双眼睛，看不出是在微笑倒仿佛面露惊恐。
从这张可怜巴巴的小脸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此人具有杀人所必备的豪气与激情——再平庸不过的脸了。倒是站在我另一侧的孙玉新，当时我们班最漂亮、学习成绩最好的男生班长，一望可知吉凶未卜。在这张数十人群集、人头人脸密密麻麻的照片上他是那么醒目、突出，眼中显见一种攫取、一种神往、一种执著，简言之，小小年纪便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强烈的欲望。拍完这张照片三年后，他便被处决了。他死得很不光彩，或者说很可耻，他用残忍手段强奸并杀害了邻居的五岁幼女。
二
许立宇曾经把我当作他最好的朋友，他也的确表现出了一个朋友的侠胆和义气。记得初二时我们去金笔厂学工劳动，工厂的管理松懈，我们都大量盗窃瓷笔套和铱金笔。后来事发，在校方和厂方的严厉追究下，我们人人自危。我对名誉损失的畏惧和我对金笔的贪婪恰成正比，在我的暗示下，许立宇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替我承担了那份罪责。老实说，对他的这份侠义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良心上的歉疚和不安，相反，我认为这是我给他友谊理所当然的报偿，否则才是不仗义！
我并没有把他看成对等的朋友，不管他多么无愧。原因很简单，也很令人惭愧（现在我有勇气承认了），他的父亲是个司机。
不管社会学家们摆出多么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是个人人平等、职业无分贵贱的国家，而实际上我们社会中一部分人蔑视另一部分人的风气仅略强于印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是个有自豪感的民族。
在我们那个连住房都按军阶高低划分得一清二楚的部队大院内，一个司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许立宇的父亲其实在一九三九年便志愿参加了家乡的抗日游击队，由于粗通文墨，作战勇敢，在这支游击队被八路军收编后很快升到连长。如果正常发展，到今天混得再惨也能以副军职离休。可惜在抗日战争临近胜利时，他的团长因对根据地土改政策不满，率部投敌了。这位团长也并非地主子弟，而是正牌的湖南老红军，皆因和当地一个地主闺女谈恋爱，壮士一怒为红颜。许立宇的父亲倒是颇有正义感，拒绝了在随之而后的国军改编的更高委任，卷起铺盖回乡了。直到全国解放，抗美援朝开始才再次入伍，当了一名运输团的卡车司机。
他是朝鲜战争中的一名英雄司机，受到过“志司”嘉奖。熟知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朝鲜前线一个运弹药的司机会经受什么样的考验。和他同时入朝的司机他是唯一的生还者。
回国后他一直给一名将军开座车。那位将军在“文革”期间权重一时，曾在他接近退休时让他重新穿上了军装，安排了一个副师职的位置。但很快，“九。一三”之后，那位将军被褫夺了一切名衔，许立宇的父亲也被取消了军官待遇，又成了一个司机，虽然是级别最高的司机。
许立宇很想当兵，那时的孩子都想当兵。我们院的小孩集体当兵时连不到十五岁的都走了。
他只能回老家插队。
三
我再次见到许立宇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那时我已经从部队复员，在一个单位混饭吃。那时街上跑着的出租车已经很多了，坐出租车正是一种昂贵的时髦。那天我正坐在办公室里打算盘，一辆银色的“雪铁龙”车开进院里，停在楼前。吴建新和一个大黑个子下了车喊我。
我打开窗户趴在窗台上和他们说话。
吴建新问我还认不认识这个人——他一指身边的大黑个。
大黑个子冲我龇着一嘴白牙笑。我实在认不出他是谁。那个时候只有最装腔作势的人才穿西服打领带，而这个家伙就穿了一身笔挺耀眼的西服。我想里根要是黄种人也就是这样了。
他甚至戴了两只金戒指。
大黑个对我说他是许立宇。然后热情邀我出去吃饭——坐他的车。
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没坐过“雪铁龙”，很矜持地坐在后座什么也不问，虽然我很想把车窗放下来，很想知道烟灰应该弹在何处。
如果这辆“雪铁龙”是个乐队，许立宇就像一个尽情的指挥，让每件乐器都尽其所能地发音。他熟练地操纵着车，在车流中像条鱼似地钻来钻去。他的车载着音响施放着当时我闻所未闻的摇滚乐。他始终在大声谈笑，笑容开朗，语调自信，不时松开握着方向盘的右手作一个对一切不屑一顾的手势。
这一切都给我一个世界是他的感觉。这感觉令我陌生，包括许立宇本人。
我们在一个当时刚开张、最体面的法国餐馆坐下来，成群的男侍围上来按座递菜单，环列四周听候吩咐的景象使我感到世道确实变了。
我不得不同意喝白葡萄酒和矿泉水。看得出吴建新对点菜和我一样深感棘手。
唯有许立宇顾盼自如，如鱼得水。他显示出对法国人的饮食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