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我对你失望了。
我们在“溪中溪”的敞厅上喝了半天茶。最后我终于对她启齿说道：
“我看，我们还是算了吧。”
“我觉得我和她好像是同性——”
“什么意思？”
薛苹柳眉倒竖。我没想到她会这么快打上门来。我和阿眉吹了，不是正合她心思吗？干吗还像一只哺乳期的母狼那样恶狠狠地看着我。我正在收拾东西，不想和她费话。
“相斥呗。就是说总搞不到一起去，像裤兜子里放屁——两岔的。”
“少跟我来你们水兵那套粗话。”
“直说了吧，我回去要干掏粪工啦。我可不想连带她也臭烘烘的，国家还要靠你们点缀门面呐。”
我忽然对阿眉涌起一阵轻蔑感，她并没惹我。薛苹语气有些变化，意外地缓和下来：
“你跟阿眉说过吗？”
“我没告你吗？我跟她是——两岔的。况且她根本做不了自己的主。”
薛苹仍然和气、甚至带有几分惋惜地说：“你以后可能再也找不着比阿眉更好的姑娘了。再考虑考虑。”
“我想通了，娶谁都是娶。”
“你他妈的真是个畜生。”
薛苹破口大骂。她是义务兵出身，骂起粗话来不亚于任何人。
十六
回到家里，我有一种痛苦的解脱感。我只好用“痛苦”这个词。我从杭州走的那天，在九溪镇等公共汽车时，碰见了清晨出来跑步的王眉。她和几个女孩沿江走过来，看到我就站住了。当时，太阳正冉冉升起，霞光万道，我看不清她的眼睛，但我有一种预感，她有话要对我说。她仿佛立刻要走过来，对我说一句很重要的话。后来，车来了，我上了车。在车上我回头看她，视线相遇时，她身子一抽搐（的的确确是抽搐）。我觉得我就要听到她喊了，而且我下意识地感到，倘她喊出来，我会立刻下车，那就是另一种变化了。可她没喊，车开走了。一路上我都在想，她要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父母是很久后才察觉到我生活中的变化。妈妈装作漫不经心地问我（爸爸埋头看报，耳朵却支楞着）：
“王眉怎么很久不来我们家？”
我简短说了一句：“我把她休了。”
我用同样的口吻跟躺在卧床的关义讲时，他叹了口气，也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对我这种骄傲的“自我表现”很不以为然。他想什么，我全知道；可阿眉想什么我不知道。她究竟要对我说什么呢？那最后的一句话。
后来，我把她忘了，或者说好像忘了。我没有勇气那么当真地去干掏粪工，而是在一家药品公司当上了农村推销员。经常下乡奔波，条件很艰苦。住大车店里，要随身带根绳子把衣服晾上，光屁股钻被窝，早上起来把虱子扑落干净，再穿上衣服出门。有的地区还要自己背着炉子和挂面，否则，吃了不法小贩的不洁食品，拉稀会一直拉得你脱肛脱水。我的一个很强壮的同事就是那么拉死的。
两年过去，我已经到了只得胡乱娶一个媳妇的年龄。我没再见过王眉，也没得到过她的音讯。
有一年，我在北京火车站看见一个女孩背影很像她，我没追上去看，因为她决不可能出现在北京站。即使是休假、公出，民航也给她们飞机乘的。还有一次，我坐缓缓出站的火车和一列天津方向开来的火车相错而过时，有个从车窗往外看的女孩和我对视了半天，直到递次而过的车窗远去。我真的以为那是王眉了，但由于如上的原因，我最终认定是自己看错了人。
关义像对他的民警工作一样起劲地给我介绍女朋友。他认识一些漂亮姑娘，都是“失足女青年”，改正了的。他认为使她们从良，最终过上正常生活才是一劳永逸的治本之道。他的爱人就是这样一位姑娘。他很尊重她，待她非常好。
说实话，有时在他家感受到的真正动人的夫妻感情竟会使我热泪盈眶。我这人轻易不说人好，往往大家说好我还偏要挑挑骨头。可是关义，我的老朋友，我要说他身上始终保持着我们第一次驾船出海时所共有的那种最强烈、最纯洁的献身精神。
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位这样的姑娘。我努了力，但终于忍受不了她习惯性流露的轻佻口吻以及那总是罩在我心头的淡淡迷惘，像走进一幢布局复杂的房子，本来想进这间屋子，却走进了另一间屋子。吹掉了。不管怎么说，在我身上我们原先那种精神，是大大减弱了的。
有时我倒想起薛苹的话：“你以后可能再也找不着更好的姑娘了。”
可我的嘴仍是茅厕的石头。
“其实王眉并没有多好。”我对关义说。那天，我刚在几个山区县卖掉十万片四环素，风尘仆仆回到北京。由于超额完成了计划。领导加了我这个月的奖金。我很高兴，晚上去关义家吃饭，同时看看他可爱的妻子为他生下的大胖小子。
“这是你积了德的结果。”那孩子确实让父母自豪，我快要嫉妒死了，“我本来应该走在你前面，老关。王眉叫我的希望落了空。”
“你干吗和她吹？因为她太单纯？”关义那位因单纯遇祸，又因单纯得福的妻子问我。
“因为她太小。太小就有这么个现象：天生的缺点样样不少，该养成的优点没有及时养成。懂吗？总是一副没头脑的样子……”
“你不要侮辱别人。”关义粗暴地打断我的话。他边吃饭还在边看一份报纸，上面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可能是某个委员会或主席团的名单。这周，好像有几个民主党派在开全国代表大会。
“我没见过她，不过我想是你对她太苛刻。”关义的妻子看了眼甜睡的婴儿，因委婉地批评了我而歉意地微笑，“我坐过一次飞机，空中小姐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飞机上我得了晕动病，吐个没完，她们给我盖上毛毯，清理秽物，始终那么殷勤，都使我不好意思起来。”
“她们就是干这个的。”
“所以我觉得不简单嘛。我想她们一定经过最严格的挑选。我坐一回飞机都有点提心吊胆，生怕那家伙摔下来。她们却要长年累月在上面干活，肯定得是最有勇气、最有胆量的女孩才能胜任。像过去口号里总说的那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脏；四不怕累。得有点……精神。”
她羞怯怯着重说了最后一句，看了眼她的爱人。那话好像是引用关义的话。
他们两口子没事议论这个干吗？我哈哈笑起来：
“你把她们神秘化了。实际上，她们是最普通最普通不过的人，像你我一样。说到一不怕苦，她们可不能算苦，待遇是拔尖的第一流的。说到二不怕死，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她们才不上天呐，她们并不比乘客多一分危险。她们那种舒适的工作环境培养不出超人的气质。只有艰苦的、真正充满生死考验的生活才能造就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比方说边防军人、外勤警察——你丈夫那样的人……”
“我不爱听你这些讨人嫌的话。”关义再次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她们是有勇气的。比起你我来，她们有超出我们不知多少倍的可能遇上劫持、机毁人亡等意外事故，也就是你说的‘生死考验’——你看看这份报纸吧。”
“出了什么事？”我接过报纸，展开。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
“你这些天没看报，也没看电视？”
“没有，我刚从人迹罕至的地方回来。”
“民航摔了一架飞机，撞在山上，机组和乘客全部罹难。”关义说，“机组名单上有你过去的女朋友。”
王眉！我看到密密人名中这两个字，清晰、无误。
阿眉殉职了！泪水涌出我的眼睛。旧日的情景如歌，重新响起……
我回到家里，不慎打破一个瓷罐，里面的东西滚了一地。都是些放在抽屉里就会搞丢的小玩意儿：民航航徽，不锈钢小飞机饰物。都是阿眉遗留下的。我以为我这儿已没她的一点痕迹，那些甜蜜的信我都烧掉了，可我烧不掉记忆……我仍然爱她。
我怎么能再回避这个事实！
那天晚上，电视新闻里关于空难事故的最后报道是载运死难者遗骸的飞机抵达锦云机场。电视屏幕上出现飞机在夜色中降落；悲痛欲绝的乘客亲属和戴着黑纱的民航空地勤人员围着抬下的担架哭泣的镜头。
我感到那冲镜头滑来的飞机的十数只轮子如同从我心上轧轧驶过。我看到人群中薛苹、张欣、刘为为等熟面孔，她们哭成了泪人儿。我的心碎了。
夜里，不论我醒着还是入梦，阿眉无时不在和我相亲相近，和我悄嗔谑笑，和我呢喃蜜语。鲜艳俏丽，宛如生时。有一刻，我仿佛真地触到了她娇嫩的脸颊，手里软和和的，暖融融的。后来，她哭了，说起她那被伤害的感情，说那原是一片痴情。她又要说什么，张张口又咽了回去。我蓦地全身痉挛了。我又身处在九溪镇那行将启动的公共汽车上，她有一句重要的话没对我说就要走。我伸手抓她，抓了个空，我醒了。
我擦去横溢入耳的泪水，紧张地思索起来。如果说过去我是凭直觉感到她有重要的话要对我说。那么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她是的的确确有话要对我讲，还是句对我生死攸关的话。是什么话呢？我想来想去想不出头绪，看来只有问她本人才能清楚。我又睡着了。
早晨醒来，第一抹阳光照射到我床头时，我如梦方醒——我已经永远不可能再见到阿眉。
我给单位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这周补休了，就动身去首都机场。
十七
我在二楼国内航班安全检查口外面的沙发圈里坐下。所有国内航班过站和到站客机的机组人员，都要走这个口出来去三楼餐厅吃饭。中午前后，是锦云机场北飞客机落北京最集中的时候。
大厅里不停广播着各地到站飞机的航班号和飞机号，透过大玻璃窗可以看到那些飞机在停机坪上滑行。机械臂似的客桥自动与客机舱门吻合，潮水般的旅客通过自动走道，从一楼的出口出去。
一些飞行员和乘务员从二楼检查口出来。我走过去问两个从广州飞来的航班下来的乘务员，是哪个乘务队的？她们说是北京乘务队的。我走回沙发圈。又过了一会儿，在一架刚刚飞走的波音飞机的空档上，一架“三叉戟”滑了过来，接上客桥。我留心听了航班号，确认这架飞机的机组是锦云乘务队的无疑。
客人下光后，先出来了几个飞行员，闷声不响地走过。接着，几个面带忧伤的空中小姐也出来了。我看见薛苹。
我迎着她走过去。她略一怔，便扭过脸和别人说话，从我身边绕过去。
我叫她，她只好站住，十分不快地望着我。
“算了，你先吃饭去吧。”我灰心地对她说，“吃完我再找你说句话。”
我蹒跚地走回沙发圈坐下。她呆了呆，也垂着头走了。我想，不到再次上客。她不会出现了。十分钟后，她回来了，手里拿个花卷儿，在我面前停下。
“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迫切希望知道两年前我从杭州走后阿眉的情况。”
“你凭什么，有什么权利要知道？阿眉早就跟你没了关系。在我眼里，你是个陌生人。”
重新提起了阿眉，我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