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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征和体制变化（1）
“性征”，如福柯所言，确实是首先出现于19世纪的词语。这个词早于1800年代就存在于动物学和生物学的技术行话中，但直到20世纪末它才被广泛运用于与今天意义上的这个词有密切关联的事物中。《牛津英语词典》对这个词的定义是“性的特质或具有性的特质”。这个意义上的这个词出现于188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这本书关注的是为何妇女容易染上男人能够避免的多种疾病，而这正是从女性的“性征”进行解释的。斯蒂芬·海丝：《性困境》，第7～16页，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1982。它最初是同抑制女性性行为的意图密切相关，这一点在那一时期的文学中大量地体现出来，性征作为焦虑的源泉出现，它需要解决；渴求性快感的妇女尤其不自然，正如一个医学专家所写：“男人的天性（性亢奋）对女人来说是个例外。”斯蒂芬·海丝：《性困境》；第17页；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1982。
性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在权力的领域内活动，它不仅仅是一套或许找到或许没找到直接释放的生物刺激。然而，我们不能接受福柯这样的主题：从维多利亚直到最近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条对性的“关注迷恋”的直接演进之路。有关这个观点的一个说法，见海丝《性困境》。通过维多利亚的医疗文学而揭示出的性，在那里被有效地边缘化的性，同今天作为日常现象的性——它有成千上万的书籍、文章和其他的描写资源——之间存在大量的对比，更有甚者，正如一代代的妇女所尤能证实的，维多利亚时期及其之后的压抑在某些方面十分真实。劳伦斯·斯通：“西方历史景观的激情依恋”，见威廉姆·格林和伊斯尔·佩尔森：《激情依恋》，自由出版社，纽约，1988。有很多有关压抑假说的讨论。如彼德·盖依：《资产阶级经验》，卷1，1984年；卷2，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86。还有詹姆斯·马霍德和克里斯汀·温伯格：《莫舍档案》，阿诺出版社，纽约，1980，这本书讨论的是卡莉亚·莫舍对45名维多利亚妇女进行的研究。她的问答者中有34％的人说她们“总是”或“常常”是在性活动中经历性高潮。这个比率同研究妇女的金赛报告相当。另外一本由罗拉德·海姆写的著作：《帝国和性征》（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0）指出，如果仅限于英国，“维多利亚主义”就不能被理解。家庭中的“压抑”，就男性殖民者而言，还伴随着在帝国领地广泛的性放纵。
如果我们陷入福柯所发展的总的理论立场内的话，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理解这些问题的。在福柯的理论中，活跃的力量只是权力、话语和身体。权力在福柯的著作中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活动，而作为人类主体所积极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却罕见存在。我们先因此接受他的有关性的社会本质的论断，但要将它们设置在一个不同的解释框架内。福柯不顾及性别而过于强调了性，他对性和浪漫之爱的联系保持沉默，而浪漫之爱正是同家庭中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一种现象。而且，他对自然性征的讨论主要还停留在话语的层面上——就这样停留在话语的特定形式上。最终，人们会质疑他的与现代性有关的自我观念。
福柯断言说维多利亚时期的性是一个秘密，但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它在不同的文本中和医学文献中无休止地被讨论。主要因为福柯所给出的一些原因，各种各样的医学辩论现象十分重要，然而，认为性在公众所能见到的材料中被广为表现、分析和概述则显然是个错误。医学杂志和其他的准官方出版物只有为数甚少的人能够看到，而且直到19世纪后半期，绝大多数人还无法读写。将性限定于技术性的讨论区域，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审查模式；这种文学无法为大多数人所了解，甚至无法为大多数受教育的人了解。这样的审查明显地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更大，很多已婚妇女根本就没有任何性知识，只是知道它和令人讨厌的男人欲望有关，并且还只能忍受。一个母？对他的女儿说了这样的名言：“？爱的，婚后你就会碰到些不快的事情，但别管它，我就从不管它。”引自卡罗尔·艾德姆斯：《普通生活》，第129页，维亚哥出版社，伦敦，1982。
这是一个女同性恋者阿博尔·霍莉鲍芙在1980年代为妇女进行的呼吁，她要求大声地公开揭示尚未完全表达出来的妇女渴望：
所有那些缺乏柔情也不想温柔的妇女；所有那些不了解自己但试图发现自己的妇女；所有那些甘作女性的情人的妇女；所有那些喜欢操男人的妇女；所有那些感觉像男同性恋者而不是女同性恋者的妇女；所有喜欢人造阴茎、穿透、服装的妇女；所有喜欢流汗、说脏话、看情人脸上掠过的想要她的表情的妇女；所有那些迷途的、需要用她们试探性的激情观进行试验的妇女；所有那些认为男同性恋者激情炽热的妇女，所有这些妇女，她们在哪？阿博尔·霍莉鲍芙：“对未来的欲望：激情和快感中的激进希望”，见卡罗尔·S。范斯：《快感和危险：对女性性征的考察》，第403页，芬特利奇出版社，伦敦，1984。
福柯所注意到的对于性的迷恋很明显地是在霍莉鲍芙的迷狂的规劝中；但是，至少从表面看来，还有什么较之这更不同于福柯所描述的冗长乏味的男性权威的医疗文本？我们如何只是通过区区一个世纪的时期从一个极端到另一极端？
性征和体制变化（2）
如果我们同意福柯的意见，回答这些问题就相当容易。可以这样断言：维多利亚式的对于性的迷恋最终是被弗洛伊德带到了一个顶点，弗洛伊德从他对歇斯底里妇女的困惑着手，继而将性看做是所有人类经验的核心。大约在同一时刻，哈佛洛克·艾利斯和其他的性社会学家着手工作，他们宣称对可欲求的性和必然的性这两方面的性快感的寻求。从这里开始，通过金赛、马斯特和约翰逊直到这样一本书《自己享受性》，不过只跨越了几小步。这本书从性的角度将读者同一个收音机听众作了对比：“问问自己为什么不胡乱摆弄接收器。你多久享受一次在瞎弄旋钮时偶然碰到的一个意料之外的节目？”保罗·布朗和卡罗琳·芙尔德：《自己享受性》，第35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79。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要解释这些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就必须将重点转离开话语，进而寻找在福柯的分析中所严重缺乏的因素。有些涉及长期的影响，而其他的则局限于一个更近的时期。
尽管这些长期趋势因为对后来阶段产生影响，故它们贯穿始终的重要性是根本性的，但我还只是简要地说明这些长期趋势。在19世纪期间，婚姻纽带的形式就大部分群体而言是以对经济价值的判断和考虑为基础的。浪漫之爱的观念，主要地存留于资产阶级群体，它通过众多的社会等级而扩散，“罗曼司”变成了求爱的同义词，它还是触及大众的第一种文学形式。浪漫之爱的观点的传播趋向于将婚姻关系同更为广泛的？密关系区分开来，并赋予它一个特殊的意义。丈夫和妻子越来越被看成是一个相互的情感公司中的合作者，这甚至比他们对于孩子的义务更为重要。“家”变成一个与工作判然有别的环境，至少是个人可以寻求感情支撑的地点，这就恰好同工作环境的指令性相反。对性的含义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大家庭的压力——这也即是所有前现代文化的特征——以一种严格的方式趋向于家庭规模的压缩。这样的实践，看起来是个简单的人口统计；但就性征而言，则是将手指放在历史的扳机上。对于大多数妇女而言，性可以从怀孕、生育这个永久循环中分离出来。
家庭规模的压缩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现代避孕方法引入的结果。当然，生育控制，长期以来就有鼓吹者，而且大都是妇女。但是家庭控制活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大多数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英国官方意见到那时还对此充满强烈敌意，只是当皇室医生洛德·道逊在1921年对教会的一次讲演时，官方意见才表示出了变化。洛德·道逊勉强宣布：“生育控制在此应当维持，不论好歹，这是个已然的事实，也必须接受……无论怎样谴责，这都不能废除。”他的观念搅起轩然大波，《周日快报》以此作答：“洛德·道逊，该滚！”引自艾德姆斯：《普通生活》，第138页。
有效避孕不仅仅意味着不断增强的避孕能力。同上述所提到的影响家庭规模的其他因素一道，它也表明了个人生活的转变。对妇女而言——在某种不同程度上，对男人而言也是如此——性变得更灵活，它可以不同方式被构形，也变成个人的潜在“财产”。
性征作为将性同生育的紧密状态相分离的持续过程的一部分而逐渐成型。由于生育技术的进一步精雕细琢，这种分离到今天已完全实现。既然观念可以人为地产生，而不仅仅是人为地具有，性征最终就是完全自律的。生育可以不需要性行为，这是对于性的终极“解放”，性因此就可能完完全全地变成个体或个体之间的某种特质。
可塑性性征的建立——它同古老的生育、？属、生殖剥离开来——是过去几十年性革命的前提，就绝大多数文化中的大部分妇女而言，在绝大部分历史中，性快感——如果说可能得到的话——在本质上总是和反复怀孕的恐惧联系起来，也即是说和死亡的恐惧联系起来。因为在生育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妇女死亡，而婴儿的死亡率则居于压倒性的高比率。这些联系的中断因而也就是带有根本意味的一种现象。人们会说，艾滋病重新将性和死亡联系起来，但这不是旧事复发，因为艾滋病不分性别。
过去30年或40年的“性革命”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性允诺中的性别混淆这一步骤。它包括两种基本因素：其中之一是女性性自主革命，这是这一时期的关注点，但它也有可追溯至19世纪的先例，这一点被芭芭拉·厄伦雷契等编的《再做爱》（丰塔那出版社，伦敦，1987）更详尽地发展了。这对男性性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个革命尚有大量的东西未完成；第二个因素是同性恋，包括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大量涌现。这两种同性恋在性取向“正派人士”之前就明确标划出了新的性背景。这些发展的每一种都同60年代社会运动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