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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实行的是天皇专制主义。天皇即国家，天皇即法律，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不受政府、议会及其他任何约束。臣民对天皇的任何言行都不能批评，而要永远无条件地服从于天皇，尽忠于天皇。这些也是当时日本政界人士、军队和国民的信念。
可以看出，天皇比起他的同类希特勒、墨索里尼还要独裁，天皇在本国内的号召力和权威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各自的国家内还要大。当然，话得说回来，天皇的才能实际上是远比后二者小的。他不过是靠世袭而得到国家元首——天皇的位置，并且又靠了一种流传了两千余年的宗教——
神道教才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元首无法比及的号召力与权威。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平民出身，靠自己的才能才当上国家元首，并靠自身才能才获得了号召力与权威。
天皇裕仁既然是真正的大日本帝国元首，那么在侵华战争中，他有没有责任？现在连傻瓜也明白：有。而且还有最大责任。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11月5日，参谋总长从天皇那里得到参谋总长可以决定和命令有关关东军作战行动的部分权限的委任，便利用这一委任命令权，把进攻锦州的部队于11月28日退回辽河以南。但同年12月28日，关东军事先得到天皇和参谋本部的同意，再度发起了锦州战役。第二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如果参谋总长能制止关东军的擅自行动的话，那么天皇更能做到这点。但天皇并不想制止关东军，而在事后一再追认战争的继续扩大。不仅如此，1932年1月8日，即占领锦州五天后，天皇还向关东军发布敕语，表彰其“忠烈”。由于受到天皇的称赞，关东军和所有日军内好战的军官都得到极大鼓励。于是，战火一天天地扩大，从东北扩大到内蒙。很显然，天皇对这些战争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七·七”事变后，天皇很重视战争的情况，所以在11日晨，当参谋总长要觐见他时，他先接见了他，并提醒他注意苏联，而没有先接见总理大臣（虽然内大臣建议他这么做）。在这前后，天皇还召见了参谋总长两次，海军军令部总长一次。他经过慎重考虑，而后批准了参谋本部和政府关于向华北派遣大军的方案。当时，当地日军本来想要使事情得到局部解决，并且快要办成此事了，但包括天皇在内的中央却作出了大规模出兵的决定，于是战争升级了。但当时的中国人民抗日意志日益增强，于是参谋总长去谒见天皇，说出心中的担忧。天皇很不满意，说：“为什么参谋本部那样急不可待地要停止日华战争，以作对付苏联的准备，当真有苏联出兵的危险吗？”又说：“既然如此（指现在又要媾和），最初不跟中国发生冲突，不是更好吗？”于是拒绝了速和路线，而选择了战争路线。八年的侵华战争就这样进行下去了。
可见，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这一点在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很清楚的。如1944年6月24日，
在日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木户和近卫进行商量。木户认为：“在最终决定停战的情况下，为防止陆军、海军、官、民互相推卸战争责任，有必要使天皇陛下表明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他们后来还一致人为，在投降后，天皇将因承担责任而退位。投降时的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战后不久也对左近司政三说：“陛下承担战争责任最为合理。”连天皇自己也在1945年9月对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说：“我对因
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 负有全部责任。 我对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军人、政治家以日本名义做的事情，都负有直接责任。关于
我自己的命运，阁下无论怎样判决，都没问题。总之，我要负全部责任。”
可见，天皇裕仁才是二战时日本的战争元凶。二战时，反法西斯国家常将裕仁和希特勒、墨索里尼这两人并称为世界法西斯三大元凶，并发誓要把这三人送上断头台。日本投降后，中国、苏联、澳大利亚都坚持要把裕仁作为日本首要战犯处死。但后来裕仁于深夜密访麦克阿瑟，说只有天皇才能使日本稳定下来。美国为了更好地统治日本，便饶了裕仁一命，甚至还没有审判他，而把东条英机作为一个傀儡元凶当了替死鬼，送上绞刑架。其实东条也知道裕仁才是真正的战争元凶，但为了救天皇，便替他死了。东条有何“资格”当元凶，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两人相提并论？他当首相是在1941年到1944年间，时间不过三年，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了八年；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侵华战争打了十四年。他怎能承担得起所有这些责任？东条没有神威，也没有多大的权力，远远不能和天皇相比，很显然他的战争责任要远比天皇小，元凶不可能会是他，只能是天皇。他不过是个鬼卒而已，而天皇才是阎罗。1944年，在日本局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下台。辞职前，他想面见天皇，恳求留任，但天皇不见他，他只好下台。“元凶”就这样被“傀儡”赶下了台。
天皇的战争责任，昭然若揭，可是不幸，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居然还把他说成是傀儡。这几年中国出的关于二战三元凶的书中，裕仁仍没露面，而东条倒很“风光”。中国人愚昧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难于相信。也许有人会说认清裕仁是元凶并没什么意义。可是要知道，天皇是日本人崇拜的“现世神”，如果我们都说裕仁是元凶，一致讨伐他，那么对日本也是一个打击；何况，裕仁是元凶是事实，是事实我们就得把它揭露给世人看。
天皇是元凶，这本来是很容易发现的事情，但中国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加以掩盖呢？难道天皇真是天神降生，中国希望帮了他，他死后重返天堂时会感恩戴德，把中国数千万冤魂带上天堂？
克拉拉·佩塔奇，一个女人，没担任任何职务，仅仅因为是墨索里尼的情妇，就被处决，尸体被挂在路灯杆上示众。而天皇，他的罪孽远远要比佩塔奇大，却得到宽容与包庇。以色列，至今还在追杀漏网的纳粹分子；意大利，今天还将杀害意大利人的纳粹分子绳之以法；而中国，却让裕仁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多活了四十三年，到1988年才幸福地死去。纵然我们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无法将裕仁逮来处死，但我们至少总该揭露他是真正元凶，可是，中国不但没这么做，反而说他是傀儡。
六 中国应当复仇
日本侵略中国七十余年，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莫大的耻辱，恐怕一谈到这件事时，人们都会问：中国要不要复仇？要，寥寥几个人如是说。
不要，坚决不要，永远不要，立即有无数人如是反对说。为什么不要呢？反对复仇的中国人认为：
因为日本人民在二战时也是受害者。可是，我在本文第二节里已论证了日本人民是有战争责任的，是个害人者，因而日本人民无论受害与否，我们都要惩罚他们。
纵然日本人民也受了害吧，那也是他们自作自受。这好比一个恶人去杀人，把对方砍成重伤，但在搏斗中也被对方砍得浑身是伤。恶人虽被砍伤，但仍要受到谴责和惩罚。然而中国人却在一旁大声叫道：“看呐！他也受了伤呢！饶了他吧！”中国人不会想一想，假如一个歹人砍断了你一只手，而你只砍伤了他的胳膊，那么，你认为还该不该惩罚他？
你当然会说应该。甚至歹人砍断了你一只手，你也砍断了他一只手，你也会觉得应当再给他更厉害的惩罚。甚至歹人来砍你，你也来砍他，他吓得赶紧逃走，虽然你没有被他砍着，但你还会怒气冲冲地去找他算账。
中国人为什么认为日本人也是受害者，我们就应饶恕他们呢？
原因可能有两种：一、因为日本人民也受了害，所以他们无罪；二、因为日本人民也受了害，所以我们应从人道主义出发，饶恕他们的罪行。按中国人的意思，原因是第一种。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受害与否和无罪与否并无任何因果关系，受了害的人仍可能作恶，从而犯罪。无论是第一种原因还是第二种原因，都不成为我们不复仇的原因。只要看看日本对中国和亚洲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那么就会发现，当时日本人民就是遭受了十倍于当时的灾难，也丝毫不值得人来同情，只能令人拍手称快而已。日本人民到现在还有什么脸面做出一副可怜相或愤怒相，说自己也是受害者？日本人民当时所受的灾难远比其他国家为少，二者之比也许为一比一万。他们有什么值得同情？
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民也受了害，因而我们不要复仇。可是，按这种荒谬的逻辑推理下去，日本就是侵略了中国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乃至无数次，我们也不要复仇了？
因为，当日本第一次侵略中国时，因日本人民也受了害，我们就饶恕了日本；那么日本第二次侵略中国时，我们又因为日本人民也受了害，于是又第二次饶恕了日本；当日本第三次侵略中国时，我们又得第三次饶恕日本；这样推理下去，岂不是日本侵略中国无数次，中国也得饶恕它无数次？
中国人说日本人民也受了害，所以我们不要复仇，看来，只有日本人民没有受害，我们才可复仇。这实在太荒谬了。
日本人民有时打扮成受害者，不过是利用利用而已；像日本人这样的人，其实并不会因为他们也吃了一些苦头而反对那场战争，相反，他们仍积极支持那场战争，赞美那场战争，他们认为那场战争给他们的民族，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荣誉，带来了辉煌，日本人被证明是世界强者，是高人一等的人，大和民族也被证明是优秀的、伟大的民族，自己受些须之苦又算得了什么。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这正如一个勇士，为了义气和美名，
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何况只是受些微不足道的皮肉之苦。日本人个个都是武士，凶残，野蛮，好斗，视死如归，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民会由于也受了害而反对那场战争，实在太简单了。
在此我想插入几句：虽然中日两国都有人说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这一说法最早却是中国人提出来的，并且是最受中国人拥护的。
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民也受了害，倒蛮富同情心。中国曾有一导演拍了一部电影，演的是二战时日本人民的遭遇，结果感动得日本老人眼泪滂沱，告诉中国人说，其实当时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而1995年的电影《南京大屠杀》则干脆把日本人民受的灾难说得比中国还大。同年的《七七事变》电影中有一个镜头，在一场激战之后，一个日本兵用一双呆滞的眼睛望着一个日本军官说：“你难道没见这里的累累白骨吗？”那个日本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