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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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 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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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抬举”有贬损的嫌疑。接着改为“我的事业”,可又觉得与自己的身份不符,“事业”不是与我这等人为伍的,这会让人贻笑大方,只好作罢。还是用“我的身份”吧,原滋原味,朴实的自我。

1964年8月1日,我走进了生产队的大门,成为一名正式的农民了,没有考试就被正式录取了。

生产队的大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包括城里的、乡下的、男的女的,各个阶级、各种成份兼蓄并纳。我们生产队就有两户城里人落户了,被人家撵下乡来的,他们都是有“问题”的,被城市开除。后来的知识青年、“五七战士”、城里遣返到农村的各类人士更多了,这就证明了生产队的容量是多么的宽宏博大,不像党团的大门,也不像大专院校的大门那样的挑剔,容不下异己。

那时的农村只有大队部有手摇式电话,谁想和我联系就给我写信,只要写:新民县新兴公社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地址,我就收到了。这就是外界和我的联系方式,唯一的渠道。

8队虽然是我的“老家”,但因为我常年不在家,所以很多父老乡亲我都不熟悉,陌生得很,更何况我们是后搬到这来的。没上班之前,就有好多人风言风语说我的书白念了,听后叫我很难为情,有点伤了自尊。说这话的人,有善意的惋惜,也有无意间的讥讽,讥讽我也讥讽那个残酷的社会现实。

他们对于我也是“只听其人,不见其形”,听说我今天真的要来上班了,一个个都端着架势要看看庐山真面目,其间自然少不了三三五五的一番议论。这议论,绝不比“辩论”容易接受,它会叫你无地自容,汗颜得很……

还好,我的堂哥哥李巨元走在前,我在其后,来到8队。他分散了众多注目者对我的视线,也遮挡了一些犀利的目光,但我还是感到浑身火辣辣的难熬。不管怎么说,也就是几分钟的过程吧,我必须接受这个洗礼。等到队长分配完劳动任务,各就各位去干活就好了,我可以舒一口气了。这时,有人开始和我搭话,大家边干活边聊天,终于完成了第一天的劳动和大家对我接触的考验,这比考试还要紧张。

这一年,新民县乃至整个辽河、柳河流域,雨水频频洪灾泛滥,辽河滩里的庄稼无不浸泡在水里。到了秋收,侥幸死里逃生的庄稼或被水围困着,或满地都是积水。8队的耕地绝大部分都在河滩,去那里秋收,社员们天天都要趟冰凉的水过去。天长日久好多人都得了皮肤病,腿上裂出了口子,流血流脓奇痒无比。我没有休息一天,咬着牙挺着。我不想逃避,也逃避不了上帝对我的安排。

尽人皆知,农事劳动没有一样是轻松的,人人都凭体力挣工分,凭拼体力生活。从学生到社员之间的变位,没有过渡的适应,我是在超越体力强度中踏上劳动这条路的。所以,无论干什么活,我总是最后一个到头,别人到地头休息了,我还没有干完。好不容易到头了,“打头的”歇好了又起来干活,我只好连续作战。一天下来,我几乎没有歇气的时间。

我很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可谁又有时间帮助我啊?大家所以急三火四地完成自己活计,图的就是挤出点时间打几捆柴禾,晚上好背回家去。那年月,最困扰人的就是两个字——“吃”和“烧”。为了“吃”,就得天天“拿人身子当地种”了,不能无故旷工。为了“烧”,生产队分到的柴禾不够用,就得天天地往家背。每天里我也不能空手回家,只好下班后割些柴禾,到家总比别人晚至少半个小时。天不等人,日头早就下山了。

晚上躺在炕上,浑身上下没有不酸痛的地方。刚刚入睡,四五点钟又骨碌出去,脸不洗,饭不吃,去应付新一天的劳动。母亲劝我请一天病假,歇歇乏,我摇摇头。我不甘心让人家说我“就会念书,干什么也不行”这句最难听的话。那年秋天到初冬,我没歇一个工,也从来没迟到过。进这个门,就得挺过这顿“杀威棒”。

再说了,我也舍不得耽误一天的劳动。生产队对社员的管理很有章法,无故旷工,旷一罚一。每个月干够规定的劳动日数,还有满勤奖,奖励你全月10%的工分;超勤奖,超一天奖励半天,鼓励你天天出勤。这些土政策,队长说了算,社员无条件执行。有时候队长见上班的人少了,又是农忙季节,随时就加分,最多时干1天等于以前干5天。想一想,有谁愿意错过加分的机会,只好把自己买给生产队了。

庄稼上场了,上下班的时间也不那么紧张了。一天,下班前打头的告诉大家说晚上开会,也没说开什么会。

上班没有人敢迟到,开会就不同了,不计工分,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人还没有到齐。队长说“不等了”,就宣布开会的内容——给新社员平工分。

新社员一共有两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

社员的发言,比开会迟到还要迟到,队长的话说过半个小时了,也没有人表态,怕得罪人。一是怕得罪我们新社员,二是怕得罪其他人吧,给多给少都是得罪人,所以没有人吱声吧,我在想。队长一点也不着急,和社员一样叭嗒叭嗒地抽旱烟。也许队长要的就是这个劲儿,你不说,我就说,他终于开口了。

“他们俩干得不错,就记7分吧。”说完,会就结束了,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就成了“7分”社员。

7分就7分吧,权当我是预备社员,还没有转正。会上我什么也没有说,可心里犯琢磨:为什么一样的劳动,一点也没少干,队长还说我干得不错,怎么只给7成的工分呢?慢慢地,我明白了,这个“规定”是解放前留下来的——

庄稼一进场,就标志着秋收结束了,又一轮农事活动又开始了,那就是兴修水利工程。有的人背着行李去很远的地方“出工”,去干全县统一的水利工程,不管你那个地方受益不受益,年年都是如此,“全国一盘棋”嘛。社员们“出工”也出力,就是没有多大的防洪抗旱的效益可言。

家里的人也不闲着,在本地挖沟挖渠,男女老少齐上阵,还得红旗招展,口号漫天。社员很听话,叫干啥就干啥,磨坊的驴——“听喝”。上上下下也都心知肚明,这样的水利工程就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生产队损失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级领导得到了表扬赞扬,外加对这种精神的弘扬。所以,干多干少有时候队长也睁只眼闭只眼,和这样的形式主义对抗,我们就有轻松轻松的机会,就有“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闲聊胡侃。因为我对“7分”还是心有不甘,闲谈中就请教,就问那些开会不吱声的人,“你们开始干活也挣7分吗?”回答是肯定的。

在旧社会,给人家当长工的级别有三六九等。“整人”就是整劳力、大半拉子的工钱是“整人”的7成,小半拉子是“整人”的一半。这个等级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因为我的年龄相对大了,才没有履行“小半拉子”的程序,“7分”就是大半拉子,算是破格了的。由此看来,我很幸运了,也是队长对我的法外开恩了。

我们的队长也姓李,同性不同族,也叫“一姓隔户”。李队长,贫农,是大队三个党员中的一员。原来做大队会计,为了培养他做接班人,回我们队当了队长到基层锻炼,后来他真的当书记了。

有这种身份,他说的话就永远代表贫下中农,这个理大家公认。他说给谁多少工分,是代表阶级利益的,一言九鼎,绝无异议。贫下中农听他的,就是听党的,剩下的社员就是地主富农的成份,没有他们说话的份。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上中农,大约占全队社员的三分之一。这些人即便说了也白说,干脆不说,所以给我评工分那天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各有各的道理啊。

从新民高中刚回来的时候,我认为我的身份是自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具有“革命”的色彩,会得到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后来我清楚了,我的身份根本不像石维书记说的那样“革命”,我仅仅是个“7分”农民,上中农子弟!再后来的一天,我阴差阳错的“革命”了。

初冬时节,大地开始结冻,生产队不再“水利”了,又投入“脱粒送交”的紧张繁忙之中来。这天晚上,又是一个社员大会,我被队长“选为”记工员,在生产队也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干部了,身份有了质的飞跃。

记工员的职责,就是记录张三李四某某社员出勤情况和干了什么活计,一天记一次,月末张榜公布。记工员本来是有偿劳动的,生产队一天多给你记半分。这半分我没有得到,但我不再是“7分”了,以“转正”为整劳力,来平衡那半分的“失衡”,会上还是以无声的形式通过的。

一个生产队有几十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对记工员的要求“不仅要有淡墨星,更要有好记性”,否则队长不会选择我。

以前的记工员由会计兼任,时常因为记错了工分被纠缠得焦头烂额。队长一咬牙,就豁出去那个“半分”的代价任用了我,反正我早晚也得挣10分。这么算起来,生产队还便宜了“半分”,何乐而不为啊。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对每个人的出勤情况我必须做到心中有账又有数。有人说我“记错了”,你必须指出他某月某日你因为什么矿工,甚至去哪了都得说得清清楚楚,对答如流。最为关键的是,队长、会计等上层人物的工分账更要精细,有人问你他们干什么了,你务必了如指掌,不能随意勾画。社员对他们的工分账,别看有时候嘴上不说什么,眼睛上使的劲但能把记工员的心看透,看看你是什么货色。

俗话说,“大小是个头,强于蹲岗楼”。记工员这个“头”,没头没脸,处处在接受别人的监督中做事,时时倍加小心才可以胜任,尤其是给自己记工分,更得准确无误。为了这个,我从来不敢耽误一个工,月月满勤。

随着“脱粒送交”接近尾声,社员的口粮分配也开始了,尽人关注。一粒粮食不仅仅是血汗换来的,每个人都把它视为生命,担心帐目的混乱也就理所当然了。

原来的会计是队长的亲堂弟,哥俩个一个是队长,一个当会计,社员更加不放心。李会计小学文化,几年来的帐目都是“豆腐账”,稀里糊涂一锅粥。作为党员的李队长,他本身又是会计出身,对于这一点,他很清醒也很理智。不久,他把他堂弟安排到大队的粮米加工厂去了,我做了上产队的会计。

一个上中农当生产队的会计,全公社只有我。在那时,一切权利都归贫下中农所有!我没有想过我会是生产队的会计。

我走马上任一个月干了3年的工作,替原来的会计干的。社员与生产队的往来帐犹如一团乱麻,谁家欠生产队的,生产队欠谁家的,谁挣多少工分……都得一丝一缕地梳理,纷乱繁杂。

好不容易理清了陈年旧账,1964年的秋收分配迫在眉睫。那可是涉及政策和民生大计的工程,是不可运算失误的方程,这里没有多个“解”,只有一个“根”,一个上下满意的结果,包括自己和家人。

我喜欢民间文学,记得住那个时期流传于民间的一则顺口溜。按顺口溜对号入座,我是四等人,懂得做会计的责任,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生怕有什么闪失。那顺口溜里就有“闪失”啊!闪失,就是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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