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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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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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5月14日我决心上山下乡,便没有看过一次书。在这一个半月之后的毕业考试中,我取得各科平均96。2分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二。第一名是韩安梅。以前我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这竟然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学生考试。之后,我再也忍受不了那些莘莘学子们苦读上进,求取功名对我的刺激了。毕业考试一结束,成绩一下来,我就回家了,回避同学们对我的“刺激”。

不久,高考也结束了,同学们都在等待毕业典礼,然后作最后的“鸟兽散”。其间,我收到赵鸿德寄给我的一封信,让我参加毕业典礼。我强打精神来到了学校,想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做最后的告别,顺便再打听打听大家的高考情况。

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到校,竟然是我给我自己已经崩溃的神经,又来了一刀,彻底地割断了笑的脉络。这就是我常常在梦中哭醒的后遗症。

我哭自己那年各科高考试题没有一道我不会的题,而我却偏偏与高考无缘!我哭我自己为什么非要上山下乡,万一我的高考成绩科科都“满分”,也许会感动天地良心,给我一个再生的机会!我哭我自己的社会关系和表现,我哭我为什么摊上那样一个歹毒的老师……

我伤心至极,痛不欲生,同学们都为我流下泪来。赵鸿德很是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境,为我买了火车票,他送我到新民火车站,即刻回家。

我的那些书本、笔记、还有行李,一样也没顾得上带回,我没有半点力气让它们和我一起回家。这些伴我三年,伴我梦寐,连我心肝,通我灵性的“遗物”,是后来父亲去新民开教师会时才捎回来的。见到它们,我心中又是一番酸楚,没有泪水了,只有呆呆的发愣。我可怜它们,辱没了它们的使命,践踏了它们的情感。虽然历经文革时期打击“三黄四旧”,我没有让它们受到任何伤害,至今仍珍存身边。

当年的我已经死了,它们是伴我的墓碑!

1964年8月1日。十分颓唐和憔悴的我,终于屈服于对现实的承诺,扛起锄头,来到新民县新兴公社(现在的罗家房乡)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劳动,当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晃就是整整六个年头。

这里也是我的家,我没有和“先驱”们去陶屯羊草沟青年点,害怕见到同学触发我的伤感,只是在那挂个名罢了。

家乡就是家乡,土亲,人更亲。社员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对我很是照顾体贴,尤其是和我同龄的小字辈。我们和我都是“抹泥”之交,我是从“地狱”回来的人,自然有许多新鲜的话题吸引着他们的好奇心。

1965年我高中毕业的第二年,辽河伏汛,河水上岸,辽河滩处处都是积水的坑坑泡泡。秋收过后,我约李玉甫去了河边竭泽而渔。我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天,我又疯狂地预言了:林彪不得好死!

我是八队的社员,李玉甫是七队的。我俩年龄相当,三年后我们几乎同时结婚。初中毕业后,李玉甫因为那时是困难时期,放弃了升学,回到生产队劳动。和其他年轻人不同的是,李玉甫古书看的很多,南朝北国无所不晓,谈古论今也从不拾人牙慧。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虽然不是一个生产队,但总能凑在一起海聊,臭味相投是吧。

我比李玉甫多念了三年书,他比我的成份好,但我们在生产队谁也干不上俏活,没有什么怨言,谁让我们和书记、大队长不沾亲带故啊。遇上心里憋闷的事也不去计较,我们是对方相互倾倒“心里淤积”的垃圾箱,互不嫌弃,反倒觉得挺干净。

那天,我们边走边聊,从刘伯温谈到袁世凯;从读毛主席的书,扯到十大元帅……

他说:“过去开国的皇上,都得收拾收拾一下功臣,毛主席就不整人。”

“那不假,功高欺主嘛。”

“罗荣桓刚刚建国就死了,太可惜了。”

“没福啊……”

“你说将来,这些元帅都会怎样呢?”

我察觉李玉甫的话有余音,我明白了,他还是坚持“开国皇帝治良臣”这一客观的历史事实!

我没有顺竿爬,岔开了话题,说了一句让他也犯琢磨的话来:

“也许皇帝都是好皇帝,臣子就不一样了。”

他反应得也不慢,反问我一句:

“你是说,十大元帅里也有奸臣吗?”

“嗯,我看林彪就很像!”

我很自信,也很坚定自己的“预言”。

“有什么根据?”

我说出了两条,李玉甫服气。

一是林彪跟得太紧,搞阿谀奉承,往小说是心术不正,往大说那是居心叵测,这是唯物的。二是“唯心”的……

我看过“麻衣相法”,我说他是标准的“奸相”之相。

李玉甫问我:“你也相信相术吗?”

我摇头,否认。他只好听我慢慢地道来。

那天是说不明白了,眼看着有人大把大把地捞鱼,我们不能白来。“相术”的奥妙只好暂时搁下。

第二天,李玉甫又来会我拿鱼,我坏笑着和他去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根本不是为鱼去的。俗话说的好,“臭鱼烂虾,费饭的冤家。”鱼虾很鲜美,又不费多大的力气就可以得到,只是扔进锅里费了油。这笔帐,在那个年头谁家都得好好地盘算盘算,过日子就得算计。

刚出家门,李玉甫就耍个鬼脸,我乐了。

“我从来不信什么神佛,小时后就什么都不信,高中时,哲学课讲物质是第一性的,我是唯物主义者,哪有离开物质属性而存在的神佛啊,我也不信算命那一套,但我对人的长相有研究,这是建立在客观的物质基础上的……”

我的话有些让他似懂非懂,他不急于让我解释,知道我会叫他明白的,不然我的理论对于他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认为,人的面部充满了各种复杂的肌肉,受到比它更复杂的神经支配着。比如乐观与悲伤的神情,就使不同的肌肉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时间一长了,人的面容和脸型就被那种经常用的肌肉所左右,就形成了不同性格,不同“人格”的相貌。幼儿园的阿姨,看上去总是那么的慈祥温柔;董特派似的警察总是那么的一脸严肃,甚至是“凶相”……这就是“见其外知其心,见外表知内情”的道理。一个经验老道的人,往往看一个人的外貌,就大致知道他的职业以及为人、性格……

听了我这不伦不类的论述,他开始承认林彪的奸相了。

“听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秦桧、严嵩不是很老才死吗,你看林彪……”

“我看他不能长寿,他太处心积虑了,一脸的心思,心乱则寿短。”

他“嗯”了一声,我继续解释。

“诸葛亮是好人吧,他死时才54岁,六出祁山,屯兵五丈原,大小事和家里外面的事,事无巨细,日理万机,他英年早世了。”

“对啊,一个忠臣尚且如此。那奸臣就更不用说了。”

林彪加快了“紧跟”的步伐,“作得凶死得快”,我坚信这个理。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席卷全国而来,吓得我和李玉甫直伸舌头。要知道,咒骂林副主席,要比“诋毁”伟大的领袖罪加一等。我们都在暗示对方守口如瓶,千万别把那天的事捅出去,也都在盼林彪早一天倒毙,好松一口气。

“913事件”终于爆发了。当时我已经在学校任民办教师,教两年的“初中”了。

那是仲秋,下班之前接到学校所在地——二道房大队党支部书记谢长林的通知,要求全体老师晚上到大队部开会。

通知的态度很是严肃,会场比通知还严肃。大队部已经有人了,都是党员,不像往常有说有笑。因为,书记的脸色很凝重,所以空气也跟着凝重起来。

我感到很荣幸,能和党员在一起开会还是头一次。那时的党员属于奇缺,全大队除了几名大队干部是党员,剩下的就是个别的生产队长了,没有白丁党员,学校的校长都不是,他也感到受宠若惊。

书记看人都到齐了,咳了一声,开始传达重要文件。传达前反复严明纪律,文件内容不许向任何人泄露,包括妻子儿郎……

接着,谢书记面沉似水,如同考妣仙逝,捧着骨灰那样拿起文件,像念悼词似的宣读文件内容。他竟然把林彪说成了“林副主席”!也许是精神高度的紧张,也许是惯性为之吧,想了半天才去纠正。对此,我也很不自然,觉得还是把林彪叫“林副主席”为好,顺溜。突然间称谓的变化,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所适从,都像管自己的爹不叫爹,直呼其名那样不孝敬。

林彪终于倒台了!大快人心,慰藉我心。对此本该弹冠相庆一番,但没有谁敢喜形于色,一吐为快。人人都还在梦中,不敢承认这是事实,一旦说他死了,人家没死,你就死了。那个时候,还是少说为佳。

就在文件传达后的国庆前夕,人民日报不是还有这样一条消息吗,大意是:人民画报将刊登一组毛主席与林副主席在一起的图片。

由此可想而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少说为佳,不说为高。

谢书记宣读文件的时候,嗓音有点沙哑,但没有喝一口水,坚持着把文件念完。尽管有许多白字错字,咬文嚼字的先生们毫不在意,我想,只要你别把“死”字念“活”了就好。

按照谢书记会前的要求,会后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议论林彪之死,都害怕这是“指鹿为马”,是个陷阱,圈套。万一人家察言观色,暴露自己的立场,然后,对“反对派”一网打尽,后悔就晚了。

但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玉甫。

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就好像刚刚睡醒似的,还不能正常发音似的,小声地讲述着林彪之死。有现实的,也有想象的,更有神奇的,比如,说他是被某某部队的导弹导下来的……添枝加叶。

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彻底地醒了,开始大喘粗气地评论着。直到这时,李玉甫才把我的预言公诸于众,抬举我有高见、远见。但是,他没有“远见”,把我坑苦了。

我被公社的领导及其秘密地找去了。严厉的批评,我倒并不在乎,说要把我从学校驱逐出去,让我倒吸一口凉气。领导的理论是:

不管怎么说,林彪也是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用不着你上中农、臭老九来说三道四的,幸灾乐祸,拍手称快的!

悲哀啊,相当的悲哀!悲哀的不仅仅是他的理论,而是人们对谬误的崇拜竟然疯狂到了极点!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某些人竟然被奴化到如此地步。这不是悲哀是什么?这,比我的预言还伟大。

 3 再次预言的忐忑等待(难逃劫难)

3再次预言的忐忑等待(难逃劫难)

我没有预言的功能,但我承认自己的“远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林彪是彻底地倒毙了,然而“树倒猢狲并不散”,天上依然是风云翻滚,人们心中自然是阴霾笼罩。在“批林批孔”、“批林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大题目之下,还簇拥着数不清,接应不暇的小题目,把人们的思维尽数卷进“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洪流中去,以完成林彪“未尽的事业”中来——这就是我当时对政治空气的嗅觉,也是众多嗅觉还没有全部丧失的人们,共同保持着的沉默共识。

那时候,我不再想有什么“预言”了。因为两次预言虽然都给我蒙对了,可没有给我的命运带来任何的转机,相反却滋生出重重的危机。我已心悦诚服地认账了,我笃信:忍一时风平浪静,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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