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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众传播模式由单向传播转为交互传播。电视不仅仅作为信息的发布者，也是受传者，观众不仅是受传者，也是传播者，两者之间随时随地可以互动交流，而这种交流也成为信息传播的通道因而电视节目与观众的距离大大缩短，更具有平民化、参与性。
3、社会转型、价值多元催生明星梦想。当今社会，正处在一种转型时期，观念嬗变，价值多元，个人存在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无数的财富故事、明星传奇被传媒传播与放大，它们激化和摇醒了人们潜意识里的财富与明星梦想。只因这种潜质加偶然催生明星，因而节目一出现，便受到了电视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的狂热追捧。
4、拿来借鉴，国外电视节目洋为中用。不管《非常6＋1》还是《超级女声》，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美国福克斯电视台（FOX）的平民节目《美国偶像》（American ldol）。《美国偶像》实际是美国的业余青年歌手大奖赛，源于英国的“流行偶像”（Pop ldol）节目。由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在2002年以近亿美元买入版权，制成了美式的偶像节目。来自全美各地逾万名参赛者经过一连串的初试、复试，最后由评委及观众投票，选出心目中的“偶像”。《美国偶像》的成功给处在探索和徘徊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带来了启迪，原来平民选秀还可以这般聚集电视人气，创造收视神话。在几年前借鉴了英、法、美《老大哥》、《阁楼故事》、《幸存者》等“真人秀”节目取得成功之后，2003年至2004年，全国一些电视媒体和制作机构又纷纷参照《美国偶像》这种选秀方式，将节目进行本土化的处理，策划和推出了一档又一档平民选秀类节目，使之在审美情趣、政治和艺术导向、节目环节上更符合中国电视观众的欣赏习惯
我们制播电视节目的目的是在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全面提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激烈的媒体竞争，使得电视台找到一个好的经济增长点并不容易，而节目热播的背后显然是可观的经济效益。“娱乐节目会从某种程度上成为各地卫视的‘救命稻草’。”一位媒体研究人士如是说。这一点仅从2005年《超级女声》便可一探究竟。有资料显示，湖南卫视仅十强赛一场的短信收入就已超过1500万元，再加上冠名广告和插播广告收入，湖南卫视总收入数以亿计；李宇春、张靓颖等由《超级女声》打造出来的“明星”，也随之登上了美国《福布斯》杂志评出的“财富100强”。如此丰厚的收益与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使得从主办方到参赛选手，各个怀揣“梦想”，共同打造了一个“全民选秀”的电视娱乐时代。
“但是不能指望观众总这样疯狂下去。当一个节目达到一定的高潮后，就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这是市场的周期规律。”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创新匮乏已成选秀类节目的一大“硬伤”。 “但现在我们遇到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节目的创新。”李浩说。《超级女声》原本是对美国电视节目《美国偶像》的模仿，国内其他选秀节目又是对《超级女声》的模仿，“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一味雷同地模仿下去，也难怪观众厌烦了。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正荣认为，节目模板是如今电视制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新颖、高收视率的电视节目模板会给电视台和制作公司及广告商带来丰厚回报。由于国内对电视模板的研发能力较弱，很多电视台采取了模仿海外成功节目模板的方法来制作节目。“目前电视内容的同质化只是中国电视发展的必经阶段，通过对海外电视节目的学习，可以缩短与国际电视产业的差距。但从长远来看，抄袭将毁坏这个产业，只有推进原创才能保证其可持续发展。这一点电视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是一致的，都要从‘中国制造’过渡到‘中国创造’
电视娱乐节目符合了电视的日常化和生活化的特点，也符合了当代文化的发展趋势，它是电视节目中的一种重要的类型，欧美国家娱乐节目的发展现状便是明证。随着娱乐节目在国内的起步和发展，引发了观众的大力关注。
，电视娱乐节目也被贬为：低俗、没有文化、没有创意。其实，就娱乐节目本身来说，它对创意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因为娱乐节目与人们的生活节奏联系紧密，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电视娱乐节目必须作出相应的反应。好的娱乐节目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简单复制，它应该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基础上的创新。
对于当前国内电视节目的模仿现象，有不少人提出批评。笔者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首先，电视界对电视娱乐节目的重视有目共睹。许多电视台为了引进或制作娱乐节目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应该是我国电视业觉醒和进步的表现。其次，国内的电视界开始认识到与欧美国家电视发展水平的差距，开始“放眼世界”，这对于跟上国际电视发展水平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模仿是为了更好地创新，不能简单地照搬，而是必须作本土化的改造。但是，目前国内电视界的一些人短视行为是明显的。不少人只想在短期内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而忽略了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也需要一个过程；那种只顾眼前利益的而不注意打基础的行为无异于揠苗助长。
无可否认，我国的电视娱乐在浮躁中也有发展。从游戏节目的风行到目前益智类节目的兴盛以及真人秀节目的跃跃欲试，这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电视娱乐节目是一种更新换代非常快的节目类型，不可能有“常胜将军”，虽然益智类节目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真人秀节目的本土化需要一个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节目的热潮会被另外一种更新的电视娱乐节目承继下去，它们自己则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节目类型
娱乐节目的内涵有待增强。电视娱乐节目走出“政治”和“教化”等功能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节目的文化内涵的弱化，一些简单的游戏难以让娱乐节目的发展看到希望。以前的一些电视节目依靠明星的捧场和俊男靓女的主持取悦观众，展现普通人的智慧、发掘成熟有内涵的节目主持人是大势所趋。近来的娱乐节目也有意识地注意增加节目的文化内涵。如益智类节目对知识的提倡，真人秀节目对普通人的关注等。
一、在“后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的文化图景中，娱乐文化作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已经形成强大的集体性氛围，并且娱乐文化在大众传媒中也有了独立的表达诉求。
韩国自20世纪80 年代以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也普遍得到提升。与此同时，伴随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的都市化、物质的商品化与生活的时尚化迅即形成，今天的韩国已逐步进入了所谓“全球化”、“后现代”的历史演变之中。
在文化层面上，那种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多元文化景观也已形成。一种消费性、享受性的大众文化开始独立出来，并获得了表达需要。韩国影视业的崛起与其他娱乐性文化的迅猛发展，深层次的原因（或许还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已经在期盼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新型文化的诞生，在这个背景或逻辑下，大众文化，也包括娱乐文化，便不再屈从于传统“高雅文化”的表达方式，而在寻求隶属于自身的书写系统。
有关“大众文化”的概念，所谓大众文化，“概言之就是后现代时期文化的另一种称谓”，，“大众文化属于后现代世界的层面”，其特征则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文化。杰姆逊的观点，指明了大众文化与“后现代”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解读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实质乃是传播消费和快乐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指向。至于韩国社会，由于社会的迅速现代化，以及受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社会特征都已显现，人们对于时尚的体验、商品的消费、文化的享受，愈来愈表现出以“享乐主义”为主导的价值取向，明显反映出“大众文化”的“众人乐乐”的倾向。
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的文本形式，电视娱乐性节目之所以受到欢迎，首先便缘于它与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念相熨贴，体现了大众文化环境中媒介的“展示性”。在市场经济成熟的社会中，公众的文化消费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更多地缘于对“娱乐性”的追求，这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
从正面看，以电视为代表的娱乐文化的传播对于节奏加快、压力增大的现代人们，确实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宣泄和满足的渠道，它丰富和改善了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比如置身在韩国大学的校园中，你就能深切感到，娱乐，并不断地制造娱乐，已经成为大学生们集体性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自己编排、表演的节目中，是那样尽情地释放自我，娱乐自己，也感染在场的每个人。
二、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已成为人们重要的娱乐、休闲工具。在大众文化的影像中，以及在直接产生广泛的身体刺激与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那种能充分释放情感、梦想和欲望的娱乐都是大受欢迎的。
如果说娱乐的本义就在于把人们从紧张的体力、精神透支状态，以及烦琐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那么电视传媒分割出一定的时间段，让人们在软性的、生命“本我”部位上得到快乐的“抚摸”，似乎也不该被认为是一种奢侈。
对于电视娱乐节目，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时有诟病，认为媒体中娱乐节目的风行，便必然抵消大众传播的“劝世”意义，甚至会降低社会道德的标准，我以为这种观点自有杞人忧天之嫌。其实，电视的娱乐性，首先不应致力于改变观众的判断力，而是以相信观众的判断力为前提；其次，我们也不必把“娱乐”与“堕落”划上等号，娱乐可以健康向上，也可以劝诫道德，我们不能用一种带有“文化歧视”（娱乐也是文化）的标准来偏面看待娱乐的意义。况且，传媒是一个综合性节目的集成，如果说新闻、评论和其他文化教育类节目应该更多地承担“文以载道”的职责，使人在道德、观念和知识的层面上获得教益，那么娱乐节目则像生活中的“娱乐”一样，它主要是藉以放松身心、愉悦自我的文本形式，尽管它也可以做到“寓教于乐”，但毕竟娱乐是第一位的——或者借用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个成语，人们也可以追问：假若“娱乐”都不存在，“教”又何以寄托？从韩国电视的节目分档看，它们的节目生产倒是清晰地展现了传媒的文化逻辑，也即：新闻节目应被赋予思想、道德和知识性的“意义”，而娱乐节目则主要是为提供享受和娱乐，换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