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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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 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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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传达人类思想的符号,每个符号当然要有一定的声音,大家才能听懂它的意思。一个字的读音是否正确,主要应该看大家是否听得懂。如果人人都这么读,都听得懂,你又何必一定要怪他们读别字呢?即便一个字最初不是这个读音,可是现在大家都不按最初的读音,而读成另外的声音,并且反倒成了习惯,那末,肯定新的读音是正确的,或者肯定几种读音都是正确的,难道不可以吗?
这当然只是关于读别字的一种解释。至于读错字的又该如何呢?最普通的例子,如“目不识丁”这句成语,明明知道读错了,应该不应该纠正呢?
这就句成语的来历而论,读错的责任不在今人而在古人。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唐穆宗长庆年间幽州节度使张弘靖说的。据《旧唐书》列传第七十九载:“弘靖……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同样,《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二也写道:“弘靖……尝曰:天下无事,而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这两部书的字句几乎完全相同,可见宋代的宋祁在编写《新唐书》的时候,大体上是照着五代刘昫的《旧唐书》抄的。他没有想到,这一抄就以讹传讹了。
但是,宋代另一个学者孔平仲,在《续世说》中却认为:“一丁字应作一个字。因篆文丁与个相似,误作丁耳。”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俗考》中也说:“今人多用不识一丁字,谓祖唐书。以出处考之,乃个字,非丁字。盖个与丁相类,传写误焉。”问题很明白,唐书原文如果是“不如识一丁字”,意思显然不够通顺。为什么不说“一天字”或“一人字”呢?其实,不管用什么字都很牵强,只有说“一个字”才最为妥贴、最为通顺。有的人自以为很熟悉古代的汉语,却不一定能够辨别“目不识丁”的错误何在。反之,读惯了“目不识丁”的人,你能说他是错误的吗?
这样看来,现在一般人公认的成语“目不识丁”分明是错了。那末,是不是就应该加以纠正呢?而且,这是不折不扣地读了错字,比念别字还要严重,岂可用“约定俗成”为理由,而轻轻地把它放过去呢!
从前面所引的材料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读错这句成语的责任应该由古人承担。近千年间,人们既然以讹传讹,变成了习惯,大家也完全懂得了这句的含义,那末,这在事实上难道还不是“约定俗成”了吗?如果勉强地加以改变,岂不会使大家反而觉得很别扭吗?
当然,我完全不反对我们的文化教员,把每个字句的原来意义,都向学生讲解得清清楚楚,让他们知道有几种读法,并且懂得它们的演变过程。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学生读了“目不识丁”等等,就批评他们的错误,相反地,应该承认他们这样读也是可以的,不能算做错误。
自固不暇
前次谈论了“目不识丁”的例子以后,得到了各方面的反应。多数朋友都赞成,有个别的仍然表示不大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对于这一类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永远可以保持不同的意见,不必强求一致。也许过一些时候,个别同志也想通了,我们的认识就会一致起来。
赞成的朋友们要求多谈大家日常熟悉的成语,指出它的来源,介绍历来都有哪些不同的解释,辨别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这种要求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把普通词典的内容搬到“夜话”中来,似乎大可不必。因此,这里只能举出平时不常见的例子来谈谈。
大家常常会听见“自顾不暇”这句成语。谁会想到这四个字里头有什么问题呢?实际上,问题恰恰最容易发生在人们以为无可怀疑的因而不加注意的地方。如果认真考查起来,“自顾不暇”终于要发生问题了。
究竟这个成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查了许多古书都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书经》上虽有“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之句,《诗经》上虽然也有“心之饮矣,惮我不暇”之句,但是显然都不是“自顾不暇”的出处上。
有人说,这句成语的出处,在《五代史》附录契丹传中。原来唐末五代时期的契丹王朝,在“大圣皇帝”安巴坚死后,由元帅太子德光继立,大举南侵,逼使晋少帝投降。德光摆驾入汴京的时候,据《五代史》附录契丹传载:“德光将至京师,有司请以法驾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仪,不暇顾也。止而不用。”这一段记载是否能够算做“自顾不暇”这个成语的出处呢?恐怕未必。
因为德光的本意无非表示谦逊一些,不要过于盛气凌人。他之所以不暇顾,仅仅是由于他亲身率领着军队,打平了中原的石晋王朝,直下汴京,不好意思就摆起帝王的銮驾,所以借口说顾不上用那十二面飞龙日月旗的“太常”仪节。这里边根本不包含任何消极和被动的意思,与“自顾不暇”这句成语的意思又有多少共同之点呢!
比较起来,这句成语的可靠出处,应该是《晋书》的《刘聪载记》。刘聪是两晋时代前赵刘渊的第四子,继其父自立为帝,攻陷洛阳,生擒晋怀帝,鸩杀之;又陷长安,执晋愍帝。当时晋将赵固攻河东,扬言要活捉刘聪的儿子刘粲,以赎天子。这一场战斗很激烈。晋兵企图偷渡洛水和汭水,袭击刘粲的部队。这时刘粲部下的将官王翼光看到晋兵要想渡河偷袭,把情况报告给刘粲。刘粲分析双方的形势,以为晋兵在河的那一边,惟恐地位不稳固不可能渡河偷袭,因此满不在意。《晋书》上的这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王翼光自厘城觇之,以告粲。粲曰:征北南渡,赵固望声逃窜。彼方忧自固,何暇来耶!且闻上身在此,自当不敢北视,况敢济乎?不须惊动将士也!”
刘粲因为轻敌,后来终于被晋兵打败,不在话下。光说这一段文字,乃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找到的“自顾不暇”这句成语的唯一出处,这大概是比较可靠的了。
然而,这样追根究底的结果,却使以往所谓“自顾不暇”的成语发生了动摇。看起来这句成语恐怕是弄错了,应该改为“自固不暇”才对。宋代张君房的《云笈七签》中有句云:“神之无形,难以自固。”这里说的“自固”,与刘粲说的意思也很相近,可见后来有更多的人采用这种语气,久而久之,就慢慢地变为成语了。
从此以后,我们是否应该把“自顾不暇”这句成语,普遍地改成“自固不暇”呢?当然没有这种必要性。我们还可以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继续承认“自顾不暇”是一个成语。而对于“自固不暇”,只要知道它在历史上有过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了。
北京的古海港
古代的北京有海港吗?回答:有海港。
那末,什么地方是古海港呢?回答:就是什刹海和积水潭的那一片水面。
这个海港现在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一段历史却很值得我们研究。
大家都知道,当着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即公元一二九一年的时候,精通天文、地理、历法和水利的大科学家郭守敬,奉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负责修通元大都(即北京)到通州的运河,使往来于江南的漕运船舶,能够把南方的粮食,直接运到大都。
为了完成这一项巨大的工程,郭守敬做了艰苦的努力。他根据他的父亲郭荣和他的老师刘秉忠传授的知识,再加上自己实地调查和测量的结果,制订了细密的计划,并且亲自指挥施工,经过一年多的工夫,终于修成了从通州到大都的这一段运河,命名为“通惠河”。这在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据《元史》《郭守敬传》载,修建“通惠河”的主要经过是:“中统三年,……北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其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岁可省雇车钱六万缗。……至元二年,……又言: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庐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今若按视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帝善之。二十八年,……守敬因陈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三十年,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舢舻蔽水,大悦,名曰通惠河。”
元代的诗人傅若金,前以《海子》为题,写诗吟咏什刹海,其中也有“舢舻遮海水,仿佛到方壶”的诗句,与《元史》所载忽必烈“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的情形完全一致。这就表明,当时漕运的船舶可以直接驶到元代大都城的“海子”里来。由于船舶拥挤,以至水面都被遮住,几乎看不见了。这个海子当然只是人工造成的小内海,但是,它完全成了一个装卸漕粮的港口,则是毫无疑义的。
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城是可能的吗?白浮泉水源在昌平域东南的凤凰山,那一带地势约为海拔六十米,中间经过沙河和清河两河谷,地势降低到海拔四十五米以下,而积水潭和什刹海周围的地势则是海拔五十米左右。按照这样的地势看来,怎么能够引白浮泉水入城呢?
原来郭守敬详勘测了地势之后,设计了一条长达三十公里的河渠,引导白浮泉水先向西流,然后转向南流,再向东南流入昆明湖(即瓮山泊),然后继续向东南流,注入大都城。这一条渠道,就是著名的“白浮偃”。它的遗迹现在还隐约可以寻见。
根据同样的道理,从整个通惠河的地势来看,河床的坡度很大,非采取其他技术措施,那是无法通航的。但是,郭守敬很有办法,他设置了水闸和斗门,保证了船舶的顺利通行。《元史》《郭守敬传》载:
“运粮河每十里置一腄,比至通州,凡为腄七。距腄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
这是郭守敬在工程开始以前就已经设计好了的。就是说,从大都到通州,设有七座水闸,距离每座水闸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有斗门。水闸和半门的关闭或打开,就调节了运河各段的蓄水量,控制了水位的高低,使船舶可以顺畅地通过。
这些办法与现在外国先进的大运河采用的办法不是差不多吗?而郭守敬的这些办法却是早在十三世纪就有了的呀!
到了明代,据朱国桢的《涌幢小品》记载:“禁城中外海子,即古燕市积水潭也。源出西山一亩、马眼诸泉,绕出瓮山后,汇为七里泺。纡回向西南行数十里,称高梁河。将近城,分为二,外绕都城,开水门,内注潭中,入为内海子。”可惜此时郭守敬开的这一段运河却已毁坏了。所以,在《明世宗实录》上写道:
“通州河道,经元郭守敬修浚,今闸坝具存。……京城至通州五十里,地形高下才五十尺。以五十里之远近,摊五十尺之高下,无所不可。……迂回以顺其地形,因时以谨其浚治,此一劳而永逸之计也。”
又据刘侗、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称,嘉靖丁亥,御史吴仲请修通惠河,三月告成。然而,积水潭上一度出现的海港风光完全消失了。现在我们在研究北京城市建设的时候,如果把这一面历史重新翻阅一过,我想还是有意义的。
南陈和北崔
在中国画史中,各个时期的南北画坛上,都不断地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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