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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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 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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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似乎很虚心,没有主观成见;实际上有时不免模棱两可,很不明确,表现了心中无数,毫无信心的状态。这当然是不好的。
这样说来,虚心和不虚心要从实质上加以区别,不是仅仅看表面的态度如何。所以,明代的何景明,在《何子杂言》中说:“器虚则贮,满则扑之,……故虚可处,满不可处也。”他用扑满做比喻,未必恰当,但是也有相当道理。因为虚心或不虚心,主要的应该看它的内容;至于它的外表是什么样的则是不重要的了。王阳明也曾说过,谦受益,满招损。器虚则受,实则不受,物之恒也。”这个意思也是不管表面如何,只问它的内容如何。
但是,无论怎么说,虚心对于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必要的。凡是不虚心处理的问题,往往不容易得到完满正确的结果。
以人们熟悉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例吧。我们大家也许多多少少都曾经进行了某些调查研究工作。请问:当着我们正在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是不是真正虚心了呢?现在回想起来,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经验证明,有的时候对某个问题,如果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那末,在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发现许多符合自己口胃的材料;而对于不合自己口胃的材料和意见,就看不进去,也听不进去。这种情形所以会发生,其原因就在于调查研究的人在思想上有主观主义的成分,还没有做到真正虚心的地步。
真正的虚心,是自己毫无成见,思想完全解放,不受任何束缚,对一切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分析情况,对于任何方面反映的意见,都要加以考虑,不要听不进去。等到各个方面的情况全部集中起来,然后再做综合的研究,有所批判,有所扬弃,最后形成正确的判断。这样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错误。
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法文片和德文版序言》中所说的:“因为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我们的经验难道不是这样吗?这种以个别或少数的例子,来证实某种现成意见的所谓调查研究,不管其程度如何,实质上都是主观主义的。
为了彻底防止和克服思想上不同程序的主观主义成分,我们惟有要求自己,遇事都一定要保持真正的虚心。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实际的意义。因此,我愿意在这里就这个题目说了这许多,以此共勉,并与朋友们共勉之。
三种诸葛亮
谈起诸葛亮,一般人对他大概都有好感。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呢?那也不尽然。
有的人对于诸葛亮不但没有好感,反而很有恶感。比如在云南,有的少数民族同胞就很不喜欢诸葛亮。在他们那里,流传着一些民间故事,都以诸葛亮为讥嘲讽刺的对象。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因为诸葛亮生在公元第三世纪的三国时代,不象我们现在懂得讲究民族政策,当时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大民族主义的错误思想,得罪了一些兄弟民族。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所谓“七擒孟获”的故事,在云南有的兄弟民族的民间故事中,就变成了“七擒诸葛亮”;而孟获则受到同情和赞扬。他们认为孟获是联合许多山峒的少数民族兄弟,共同反抗诸葛亮的民族英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如果从各个方面搜集各种材料,一一加以比较研究,我们将不难发现,人们所设想的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可能有多种多样的面目。例如,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描写的诸葛亮,乃是一种面目,这可以算是历史家笔下的诸葛亮吧。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又是一种面目,这可以算是小说家笔下的诸葛亮。而在现时仍然流行于京剧舞台上的《借东风》等剧目中,诸葛亮的面目又是一种样子,这只能算是舞台上的诸葛亮。
这些当然还是赞颂诸葛亮的居多。因为这些史籍和小说、戏剧之类,基本上都是在汉族人民群众中流行的。他们历来把诸葛亮当做先知先觉、多谋善断的伟大人物,似乎一切人的聪明智慧都无过于诸葛亮,都要以诸葛亮为代表。
但是,我现在并不打算来谈论这些,而只想另外谈谈三种诸葛亮,即:事前的诸葛亮、事后的诸葛亮和带汁的诸葛亮。
人所共知,传说中的诸葛亮料事如神,不论遇到什么事情,他差不多都能够预先做出种种安排。所以,一般人提到诸葛亮,总认为他有先见之明。并且由此推论,凡是有先见之明者,都可以称之为诸葛亮。这就是我们说的事前的诸葛亮。这种诸葛亮当然是最可贵的了。
为什么诸葛亮会有先见之明呢?是不是因为他懂得天文地理,熟悉阴阳五行,甚至于真的会呼风唤雨,驱使六丁六甲之类的天兵天将,简直象神仙一样的呢?当然不是。他之所以会有先见之明,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平素注意调查研究各种情况,熟悉各地山川形势、道路里程、民情风俗等等,并且有丰富的知识,对于政治、经济、历史的背景,了如指掌。如果缺乏这些条件,任何先见之明就都不过是吹牛而已。
但是,诸葛亮的先见之时也不宜于过分加以夸大。实际上,他并非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有先见之明的。误用马谡,以致失守街亭,这不是缺乏先见之明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评论古人,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未免太苛了吧!
说一句公平话,在千变万化的新事物面前,我们也不必过分强调事前的诸葛亮,宁可多一些事后的诸葛亮,倒也不坏。问题就要看我们对于事后的诸葛亮,究竟应该如何看法?
常常可以听见,有些人把事后诸葛亮当做了一种讽刺。如果对于那种光在旁边说风凉话,临事毫无主张,事后就哇啦哇啦的人,讽刺是应该的。否则,就是不应该的,因为诸葛亮的先见之明,不能不是从无数次事后研究各种经验教训中得来的。有许多事情,在它们没有发生的时候,根本无法预断它们是什么样子;只有当它们已经发生了,至少是已经露出了萌芽之后,才有可能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做出某些判断,估计它们的发展前途。
因此,应该承认,在这种意义上,事后的诸葛亮还是有用处的。由事后的诸葛亮到事前的诸葛亮,这是一个正常的必经的认识过程。
只有带汁的诸葛亮是最要不得的。这个名目见于岳飞的孙子岳珂的《程史》第十五卷《郭倪自比诸葛亮》的一条记载中。据称:“郭棣帅淮东,实筑二城,倪从焉。……议论自负,莫敢撄者。一日,持扇题其上曰:三顾频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盖意以孔明自许。……余至泗,正暑,见其坐上客扇,果有此两句,然后知所闻为不诬也。倬既溃于符离,僎又败于仪真,自度不复振,对客泣数行。时彭法传师为法曹,好谑,适在座,谓人曰:此带汁诸葛亮也。传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将罪之,会罢去,遂止。”
象郭倪这种带汁的诸葛亮,简直令人发笑,也令人发呕。然而,这也证明,冒充诸葛亮,假装诸葛亮是吓不住人的,总会有一天要原形毕露,被天下人所耻笑。
王道和霸道
读古代历史,处处可以发现有王道和霸道这两派人物,两派做法。过去的历史家,对于王道和霸道,也有不少评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对于王道和霸道,究竟应该怎样看法呢?
汉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刘向,博通经术,评论历朝政治得失,有独到见解,兼晓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之学。汉元帝叫他负责校阅天禄阁藏书,他一边读书,一边著书。在他所著的《新序》《善谋篇》中写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议。”他在同卷的另一处又写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看来刘向是称赞王道,而不赞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于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结合的结果。这也有道理。因为《礼记》老早就写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这样说来,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反之,如果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命名,巧取豪夺,就是所谓霸道了。
但是,这种解释仍然是很不够的,尤其不是我们现在的看法。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古人的所谓王道和霸道,从本质上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在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实行王道和实行霸道,结果可以完全相同;而赞成王道的人和赞成霸道的人,虽然有时分为两派,甚至互相攻击,各不相让,然而,有时是同一种人,甚至是同一个人,忽而提倡王道,忽而又提倡霸道。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所谓“纵横家”之流,往往随机应变,朝秦暮楚。他们既能宣扬王道、又能宣扬霸道,完全是以政治投机为目的。
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据司马迁写的《史记》《商君列传》所载:“(商鞅)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语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然膝之前于席也。”
同是一个商鞅,他前后四次见到秦孝公,说的话却变化了几个样子。头一次,他敷敷衍衍地说了一通所谓“帝道”,目的是做一下试探,觉得不对头;在第二次谈话的时候,他就改变了腔调,说出了关于所谓“王道”的一些议论,结果仍然不好;在第三次谈话中,他就又改变了腔调,说了一套所谓“霸道”,结果显然比以前两次谈话要好得多,却还不够满意;因此,在第四次见面的时候,商鞅就索性充分发挥他关于实行“霸道”的一大套意见,结果就完全达到目的了。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古人有时不管谈论王道和朝道,或者随便谈论其他什么道,都只是当作进行政治投机的一种方法,简直象闯江湖的骗子一样,信口胡说而已。
但是,古来关于王道和霸道的两派做法,在实际效果上仍然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古人对于王道和霸道的解释,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免太不确切了。
那末,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呢?所谓王道,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也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不过,这种解释是不能强加于古人的,用这种观点去评论古人也是不合实际的。
但是,无论如何,从古代的历史中,人们却也不难找出经验教训,说明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汉书》的作者班固,追述秦汉以前诸侯争霸的局势时,在好几个地方都对霸道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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