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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人们又会怀疑，这两则文字相差不多，是否以讹传讹？但是，再查其他古书，也有同类的记载。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记》中，有一段记载与高择的记载相同。还有《岭南异物志》一书，也写道：
“南土无霜雪，生物不复凋枯。种茄子十年不死，攀缘摘之，树高至二丈。”
茄子竟然能活十年，并长到两丈高，这真是一株大树了。这能够说是以讹传讹吗？为什么这许多作者都会信以为真呢？不仅如此，并且有的作者还确切地证明有人亲眼看见了。例如唐代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说：
“岭南茄子，宿根成树，高五、六尺，姚向曾为南选使，亲见之。”
看来这的确是一种茄子，并非传讹。因为茄子的品种很多，在气候、土壤等特殊的条件下，也有可能会长成了大树。或者这种茄子树和茄子的区别，正如木棉树和棉花的区别一样，也未可知。
实际上，不只在南方有许多特殊品种的农作物，就在北方，也有许多普通的农作物，在特殊的条件下，同样会出现异于寻常的发展形态。我们常常听说，在北方农村中，有的公社生产队种植的马铃薯，一个就有六斤重，白薯一个就有十多斤重，这些确实不算稀奇。至于在某些试验农场中，也有的棉花宿根，长了两三年，这也是事实，并非传讹。
说到棉花，大家都知道，也确实有特殊优良的品种，亩产可达八九百斤籽棉的。这是经过特殊的栽培，不但土壤的条件要好，肥料充足，灌溉得法，而且整枝等技术细节都要掌握一套特殊方法。比如，发现“赘芽”和“边心”就要去掉；不必要的“油条”和空枝”也要打掉，并且要打得适当；“顶尖”要根据棉花的生长情况、又按照季节，分几次剪除；中耕、培土等要及时结合进行。有的专家估计，经过有计划的若干年不断的培育，枝干高大、结桃多的棉花新品种就可能出现。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由此可见，我们不但应该相信，茄子长成了大树是可能的；而且其他农作物以及其他植物，同样有可能经过培育发展成为新的特殊品种。这中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说，在一般的品种和特殊的品种之间，存在着互相区别又互相依存的关系；从一般到特殊，又从特殊到一般，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个道理很普通，但是又很重要，凡是关心农业生产的人，都应该注意加以研究。
现在假定有人说，某处的茄子长成了大树，你听了一定不会相信，以为这个人扯谎。但是，我劝你首先要表示相信他，因为在一般的茄子中完全可能出现特殊的品种。这样，你才能够进一步具体地分析和研究其中的道理。同时，假定有人提议要按照某处种茄子的经验，马上在你的菜园里实行起来，你也许很热情地接受这个建议。但是，我却劝你不要急于实行它。因为你的具体条件也许很差，照别处的经验实行起来有种种困难，不如慎重一点为好。
总之，我们应该承认一般中有特殊，所以茄子能成大树；但是，同时又要指出，这是在某种条件下才有可能，换句话说，这只是特殊的现象。如果要使这个特殊现象，又变成为一般的现象，要使许多地方的茄子都变成大树，那还必须使许多地方普遍地都具备一定的条件。这是一个前提，它不但符合于茄子的变化规律、而且符合于一切事物变化的规律。
讲点书法
近来有许多书法家在传授书法，更有许许多多青年学生，非常认真地在学习书法。这些现象一方面叫人高兴，另一方面也叫人担心。
大家这么热情地传授和学习我们祖国传统的书法艺术，这难道不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吗？又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问题发生在书法教学的根本态度方面。这就是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看待书法？应该如何传授书法？又应该如何学习书法？
现在有人把书法讲得未免太死板了，好象非把老一套全搬出不，叫学生全部接受不可。这就不能不使人有点担心了。
其实，对于初就写字的小学生，只要使他们知道写字的正确姿势，怎样执笔，怎样运动腕肘，怎样下笔提笔，这就行了；不必弄得死死板板的，更不要把书法说得那么复杂。至于对程度较高的人，尤其不必给他们套上种种束缚。因为有一些书法问题还需要斟酌，讲死了不好。
请问当代的书法家们，是不是能够把各家关于书法的见解都统一起来呢？这显然还做不到。那末，为了发展我国的书法艺术，我们就只有在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下，让各种书法充分地得到发展。
就以执笔的方法来做一个例子吧。比如，现时流行的一种意见是“要紧握笔管”，特别要求学生“着力握笔”，“以全身之力，由肘而腕，由腕而指，由指而笔管，而注于笔尖”。这一点，学生很难掌握。虽然老师也说“执笔不可过紧”，但是究竟紧到什么程度才适当呢？于是，有经验的老师又搬出他自己从前学会的一种方法来了。这就是站到学生的背后，出其不意地去拔学生手里的笔管，以拔不掉的为好。
这种意见和这种做法，到底好不好呢？宋代的苏东坡早已做了结论，认为这是不好的。他说了一个故事：
“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至，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
苏东坡的这一段议论，应该承认是讲得对的。尽管王羲之是我国晋代大书法家，他对他的儿子王献之的那种教导方法，却未必全都是很高明的。
再从握管时的指法来说，许多老师都教学生，要使“五个指头各有其使命，分别放在一定的位置上”。这是否也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呢？
显然，对于这一点，古人同样早有不同的做法。明代文征明的《甫田集》中也说了一个故事：
“李少卿谓征明曰：吾学书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无益矣。子其及目力壮时为之！因极论书之要诀，累数百言。凡运指、凝思、吮毫、濡墨与字之起落、转换、小大、向背、长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盖公虽潜心古迹，而所自得为多，当为国朝第一。其尤妙者，能三指搦管，虚腕疾书，今人莫能及也。”
请注意，这里的重要关键在于三指握管。李少卿的全部笔法都只靠他的三个指头来实现。如果把五指的用法说死了，那末，对此又该作何解释呢？
可见我们对于书法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商讨和斟酌，不要把它们全都说成死死板板而不能活用的。
特别要注意，有的人从刻字合作社那里，直接搬来了方块图章上的字体结构，当做书法艺术的准则。这是不应该提倡的。宋代晁补之的《鸡肋集》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很值得参考。他写道：
“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书工、笔吏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之法而模之。浓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人之妙处已亡。妙不在于法也。”
这就说明，即便是最高明的书工、笔吏、能够模仿古代书法家的笔迹，但是，不能得其妙处，那又有什么艺术价值呢？
当然，话还得说回来。这个意思并不等于说根本不要讲究书法。讲一点书法的最一般最基本的要求，完全有必要。宋代的沈括，在《梦溪补笔谈》中说得好：
“世之论书者，多自谓书不必用法，各自成一家，此语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虽形气不同，掠须是掠，磔须是磔，千变万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纵具精神筋骨，犹西施、毛嫱，而手足乖戾，终不为完人。杨朱、墨翟贤辩过人，而卒不入圣域。尽得师法，律度备全，犹是奴书。然须自此入，过此一路，乃涉妙境，能无迹可窥，然后入神。”
沈括的见解，确有独到之处。我们无妨照这个意见，讲一点起码的书法原理，不要讲得太死板，不要做书法的奴隶，而要懂得灵活运用，这就好了。
选帖和临池
前次谈了书法问题之后，刚巧孩子从学校回来，叫嚷着要买字帖，要练习写字。做父母的当然很高兴。
选什么帖子呢？孩子转述教师的话，说要颜体的《多宝塔》。孩子问：这个字帖好不好？这一下可难住了大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只好含糊其词了。
说心里话，我是不大喜欢颜体的，可能还有人不大喜欢，连古代的人也有不喜欢颜体的。宋代魏泰的《东轩笔录》中，就有一段文字写道：“江南李后主善书，尝与近臣语书。有言颜鲁公端劲有法者，后主鄙之曰：真卿书有楷法，而无佳外，正如扠手并脚田舍汉耳。”在这里，他用田舍汉做比喻虽然不妥当，但是，由此可见颜鲁公的字，作为书法艺术来说，确实不算好。
明代杨升庵的《墨池琐录》中，也有一段批评颜鲁公书法的文字。他写道：“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至五代，李后主始知病之，谓颜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扠手并脚田舍翁耳。李之论一出，至宋米元章评之曰：颜书笔头如蒸饼大，丑恶可厌。又曰：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品。米之言虽近风，不为无理。”
那末，为什么历来传授书法的，常常先用颜体字帖，当做学习的入门呢？这大概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颜鲁公的书法仍有可观之处；又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古人公认颜真卿为忠臣。因为敬仰他的为人，所以也重视他的墨迹。这很自然的。杨自庵在《丹铅总录》中另有一段文字写道：“朱文公书，人皆谓出于曹操。……刘恭文学颜公鹿脯帖，文公以时代久近诮之。刘云：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当时还有陈继儒在《妮古录》中也写道：“欧公尝云，……古之人皆能书，惟其人之贤者传。使颜公书不佳，见之者必宝也。”这是从政治上来看问题。尽管他们当时是从封建政治立场出发，然而，这个原则是无可非议的。
同样从政治上看问题，我们现在既不提倡封建的政治主张，而是为了学习我们祖国的书法艺术，那又何必硬要孩子们去临颜鲁公的字帖呢！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这里除了颜体以外，还印了另一种字帖——柳公权的《玄秘塔》，你看如何？殊不知柳体并不比颜体好多少。初学者如果就临摹柳体的字帖，也没有什么好处。柳公权的字虽然也是好字；但是，古来也有人对柳公权的书法做了批评。米南宫就曾批评过柳体。据杨升庵的《墨池琐录》记载：“米元章目柳公权书为恶札。如玄秘塔铭，诚中其讥。”这个例子进一步证明，选字帖要求各方面都满意，实在很困难。
可以断定，从书法学习的一般要求来说，死抱住一种字帖，临之摹之，并不是好办法。唐代北海太守李邕，擅长书法，当时名满天下，许多人士都学他的字体，而李邕自己却不以为然。他劝人们不要死板地学他的书法，后来明代的陈继儒在《岩栖幽事》一书中，曾经把李邕的话记载下来。他写道：“李北海书，当时便多法之。北海笑云：学我者拙，似我者死。”象李邕这样的态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