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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开始是满脸的凶煞之气，他把鞭子举得更高，看看第二下就要抽向两个紧挨着的女人身上。但是，他灵机一动，发现他皮鞭下的牺牲者并不是乡下佬或者穷苦的小贩，而是两个衣著阔绰气派大方的小姐时，他高举着的手松下来了。
“对不起！”警察抱歉似地佯笑了一下，“现在戒严了，请到候车室等一等。”
黄梅霜和李槐英同时抬眼向旁边的候车室望去，只见平日空旷旷的大候车室里，现在黑压压地挤满了人群。人们拥挤着、乱窜着，而在入口处，却还有大群大群的人在警察皮鞭的监督下在向里面拥挤。
黄梅霜把描得弯弯的眉毛一翘，厌恶地唾道：“脏死了！臭死了！谁进那里面去！槐英，来，我们就在这出口地方等着，看他们怎么样我们。警察们也太凶啦，也不知哪个该死的这时候来……”她狠狠地向举着鞭子的警察瞪了一眼。
工夫不大，火车站的里里外外全都鸦雀无声了。仿佛冬日的深夜，一种肃杀的气氛笼罩了整个的车站。警察手里的皮鞭不见了，都一律换成了白色的短木棒。从月台到车站外面，警察排成两行，脸对着脸整整齐齐地站着，仿佛仪仗队一样。
几声汽笛的嘶叫，火车进站了。
警察还在恭敬地肃立着。这时，却又临时增加了一队灰衣的宪兵掺在警察当中来警卫。于是火车站更加显得威严、肃穆——俨然是皇帝驾到般的气魄。
听见火车进站的声音，被关闭在候车室里、像囚犯又像牲口似的人们，在烦躁中响起了惊异好奇的声音：“倒要看看都是什么贵客大人物。”
“何应钦到北平也没这么抖劲呀！”
“蒋委员长来了，也不准有这大派头！”
愤懑讥讽的议论，在污臭的拥挤的候车室里散布着。突然，玻璃窗狠狠地响了一下，一个军官模样的中年人，举着盒子枪向屋里的“囚犯”们喊了一声：“友军要到了，不许再嚷！谁再说话，拉出去枪毙！”
“友军？……”
“友军？……”
人们垂下了眼皮。好像突然遭到了霜冻的庄稼，一个个衰萎地痛苦地低下头来。
顷刻间，在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这样的奇迹：一队队红肩章、大皮靴的矮小而粗壮的日本军人下了火车，凶赳赳地昂头阔步地走过来了。一队接一队地过来了。他们披挂着全副武装——机关枪、步枪掮在肩上，明晃晃地发着耀眼寒光的刺刀握在手里。而“护卫”他们的中国军警呢？
黑衣警察身上只有小小的白木棒；灰衣宪兵的腰间只挂着短短的盒枪。在这些日军以战胜者的姿态迈着大步橐橐地走过这些寒酸的怯懦的中国军警的身边时，被囚禁的人们喘息不安地瞪大眼睛望着那些红肩章，望着红红的像大膏药似的太阳旗……这些眼睛是愤怒的，也是惊疑莫定的。时局将要怎样发展下去呢？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中国的东北，而现在，北平——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古都，竟也悄悄地无声无息地沦丧了吗？
李槐英和黄梅霜终于还是被赶到候车室的门边伫立着。
日军经过时，她俩都惊悸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把身子向门里挤了挤。黄梅霜也不嫌脏臭了，不，她还是闻不了这气味，时而用绢帕捂着鼻子，时而又用皮包掸着鼻子前面的臭气。李槐英虽然也讨厌这气味，但还不像黄梅霜，她皱着眉头望着那些洋洋自得的日本人，心里不知怎的感到一种说不上来的压抑，好像胸口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候车室里的人们看见了昂头经过的日本军队，看清了他们被囚禁起来的原因就是这些“友军”的降临。突然一阵由小而大、由缓而疾的喧哗声爆发了。
“怎么样？怎么样？开来了这多日本军队——北平不是完了吗？”
“你不知道，华北要‘自治’啦。何应钦到北平来就为的是廉价拍卖！”
“***！中国人是孙子，日本人是你他妈八辈祖宗！”
“小子们知道吗？这是中国地方，不是你东洋三岛！哼，打靶——又该在东长安街上打靶啦！”
“嚷什么！嚷什么！找死吗？……”
人群中有激愤不平形于颜色的；有对这些现象视若无睹、只忍耐地等着对他们的释放的；更多的人还是发出了愤慨的咒骂声……于是宪兵老爷又走到了窗前——此时日本人在经过，他不敢大声叱骂，却朝候车室里瞪大眼睛压低声音吼道：“不许出声！肃静！”
但是屋里肃静不了。嘁嘁喳喳竟连互不相识的人也低声攀谈起来了。李槐英本来是呆望着窗外络绎不断地走过的日本军队的，但她的肩上忽被什么人拍了一下。一回头，却是江西老乡国文系的同学邓云宣。他满头大汗地挤在她身边，轻轻地摇着头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小李，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李槐英冲着黄梅霜努努嘴：“陪着她来接人。老邓，你怎么也来了？”
“我的表婶婶从东北来，我来接她……”说到这儿，他扶着眼镜伏在李槐英的耳边小声说，“花王，你的消息灵通，这——这些日本军队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李槐英摇摇头，茫然地笑笑：“我怎么清楚！听说华北也快变成东北了。你向来不看报的吗？”
“不看。”邓云宣尴尬地笑笑。看得出他是个专心读书的好好先生，“看它，管啥子用呀，不看还舒服些。”
黄梅霜也是望着那些红肩章、亮钢盔在发呆。不过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她并没有想；而这时占据了她整个心灵的却是刘文蔚没有来。刘文蔚是一个大买办的儿子，他俩在上海复旦大学先后同学，以后恋爱了。后来他到日本去留学，她也转到北平辅仁大学来读书。她等了他三年，整整三年。她多么盼望和这个有钱的资本家的儿子结婚呵。而且他在日本学的是政治，回国后还会在政界大大地活跃一番。他们即将有一个美满而舒适的小家庭。这个家庭的安排不要日本式的而要西洋式的……可是他没有来，可恨的日本兵把这趟火车占据了——他明明说是要坐这趟火车来北平的……黄梅霜正在心思缭乱地呆想着，忽然，她的全身抖动了一下，立刻两只眼睛像要跳出来似的瞪住源源走过的日本人当中的一个人——
“小李子，他——他来了！”她喘吁吁地扭头向李槐英说罢，就跳起来，奋不顾身地、连宪兵拦也没有拦住地奔向日本人当中的那个人去了。
刘文蔚穿着漂亮的笔挺的西装，杂在十几个日本人中间。
这十几个日本人有的穿着高级军官的制服，有的是西装。黄梅霜三步并作两步扑到刘文蔚的身边，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角。
“文蔚！文蔚！你可来啦！”她喘喘地娇媚地一笑，不仅刘文蔚怔住了，连一同走着的日本人也停住了脚步，一齐望着这个拦在面前的漂亮的中国女人。“文蔚！我等了你半天，你，你？……”她望望同刘文蔚走在一起的日本人，不禁微微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刘文蔚有一张白净的长脸。他一见黄梅霜当着许多日本军官拦住他，脸上便露出了惊惶的神色。他向黄梅霍随便点点头’赶快转向一个便服的日本人轻轻地讲了几句日本语。日本人露着几颗金牙笑着，向黄梅霜点了点头，刘文蔚这才放了心。这小群日本人走了过去，剩下刘文蔚落在后面，这时他才靠近黄梅霜，小声地同她谈着什么，一边谈一边跟着日本人走向车站外面去。
李槐英留在候车室里完全被遗忘了。她看见黄梅霜同着一群日本人走出车站去的光景，心里有些不自在。想出去，但是中国的警察还拦在门口，她还必须同一屋子的中国人一起监禁在这儿。在这沉闷、无聊的时刻，邓云宣又同她絮絮地谈起来。
“你最近看见林道静没有？”他认真地问着李槐英，“这些天她找了我好几次，谈哪谈哪，她可会谈哪。李槐英，我觉得她是个很可怜的女人，这冷的天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前几年她叫那个家伙威吓的时候，我就很可怜她，你不是也帮助过她吗？”他在人群中摇摇头，好像不胜感慨地瞅着李槐英。
“你这个书呆子！”李槐英回过头去微微一笑，“她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落魄可怜的女人。她是有目标的，有头脑的。他们正是要反对……”她把嘴努向走在最后面的几个日本兵，“你这个呆子，只知道诗云子曰——比我还糊涂！”
邓云宣好像恍然大悟地连连点头道，“对！对！你一句话把我提醒了。提醒了。晤，”他又把嘴凑向李槐英的耳朵，说，“她是有‘色’的吧？好家伙！”邓云宣连连闭目摇头，接着，又像惊恐又像欢喜地笑了。
李槐英向他使了个眼色，禁止他再说下去。
约莫中午十二点钟，进驻北平的日本军队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一群不幸的中国旅客——南来的，北往的，才被从候车室里、从行李房里以及从什么角落里驱赶出来，或者说释放出来了。
“老夫子，咱们走吧！刑期满了。”李槐英站在拥挤抢路的人堆中，关切地拍拍邓云宣的肩头，拉着他就走，“回头见着小梅子非跟她算账不可！”她一边走一边嘟哝着。
白天李槐英有些恼了黄梅霜，嫌她丢下自己掺到日本人当中去。可是晚上，她又被黄梅霜拉着和她一同来到了一个新奇的、她还从来没有到过的场所。
富丽堂皇的大厅，五颜十色的灯光，贵重的地毯，布满屋中的琳琅满目的罕见的古玩玉器……而其中最最特别的还是人。来到这儿的“人”，渐渐使李槐英惊奇起来——缎子皮袍、团花马褂，和戴着尖顶帽盔的仿佛前清遗老的人物首先进来了十几位；接着，打扮得又妖艳、又阔绰、人还没进来而浓郁的香气已经扑鼻而来的贵妇人也先后进来了一二十位；最后——也是这晚宴主人邀请的“贵宾”进来的时候，大厅里的遗老、贵妇们全恭敬地、鸦雀无声地站了起来……
白天，东车站里耀武扬威的日本军官，仍然佩戴着红肩章和明晃晃的指挥刀，在随身的西装翻译——如刘文蔚之流的陪同下，气宇轩昂、步伐整齐地迈进了灯光辉煌的大厅。
李槐英和黄梅霜坐在一个角落里，当屋里全体人员都肃然起立迎接日本人的时候，她们也不好不站起来。但是一幅紫色的丝织围幔挡住了她们的半身，李槐英悄悄地拉了黄梅霜的丝绒袍子一下，噘着嘴小声咕哝着：“看这个干么？我就不愿来，都是你！”
“我也不知道有他们呀！”黄梅霜瞟了一下陆续进来的日本军官，微微皱着弯曲的眉毛，“小刘也没说清……唉，算啦，”
她也拉了一下李槐英的裙子，“人生——逢场作戏嘛，我们和那些太太们一起玩玩去。”
“我不！”李槐英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她上身穿着一件淡绿色的剔花毛衣，下身穿着墨绿色哔叽料子的裙子，衬着她雪白的俊俏的脸和稍稍卷曲的乌黑的头发，在这一群庸俗的花团锦簇的贵妇人中，反而更加显出她是超群的美丽。
“那个留胡子的老头子，好像屋子的主人，叫什么？”李槐英不耐烦地问。
“王、王揖唐吧。……大概是他。那个胖子是高凌蔚，那个戴黑眼镜的胖子是万福麟，还有我就说不清了。嘿，小刘怎么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