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四二九大‘扫荡’”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都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冀南区党员数量从四万人锐减为两万人，大批区、乡、村机构变质成为资敌政权。除极少数地段外，根据地大部分沦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抗日救国活动陷入停顿，《冀南日报》、《救国》、《群众》等抗日宣传物全部停刊。
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确实有点发虚，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因此离开了抗日队伍。
骑兵团的伤员被安排在枣南县，这一带也不安全。四周围，碉堡据点星罗棋布，封锁沟墙纵横交错，用“出门过道沟，抬头见炮楼；夜夜听枪声，天天跑敌情”来形容，真是一点也不夸张。白天，日伪侦缉队、便衣队来来去去，见人就查“良民证”；晚上，公路边的电线杆上都挂着马灯，鬼子发现人影就开枪。从5月份到10月份，敌人连续发动多次“清剿”，挨家挨户地搜捕八路军战士和共产党干部，田野上和道沟里经常可以看到遇难烈士的遗体。
第十二章敌后养伤（2）
刘春雷养伤的地方在小于庄①，这里属于游击区，除了保（乡）甲（村）长，还有伪维持会。保长、甲长是由当地“推举”产生的，伪维持会的人是日伪政权委派的。他们在表面上替鬼子办事，暗地里也时常帮八路军做工作，所以被称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过，既然是两面派，就难免有摇摆性，形势好一些，他们就靠拢八路军一些；而如果斗争形势过于严峻，他们就倒向了日伪一边。所以，八路军对待他们，要既利用又提防。
伤员是由“基本户”负责照顾的。这些人家并不一定是党员军属，大多是忠厚老实的普通百姓。那时候，真正的党员干部家属有的被抓，有的被杀，家门口被伪维持会挂上了红灯笼，鬼子、汉奸一天来八趟，根本就没办法收留八路军伤员。
刘春雷住在一户姓舒的人家，这家老小都是善良本分、胆小怕事的人，自从八路军伤员进了门，舒家的老人就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觉，成天担惊受怕、疑神疑鬼，稍微遇到一点动静就诚惶诚恐、心神不宁。大刘原本住在舒家的厢房，后来看见他们难受的样子，实在过意不去，就搬到村口的破庙里去了。
大刘很理解舒家老小的心情。在当时，鬼子对待收留八路军的人家，不仅要打要杀，还要烧房子。房子是老百姓的祖业，也是生活的基础，对农村人而言，一是怕没有土地，二是怕没了房子。刘春雷实在不愿意因为自己养伤而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
在村子里养伤，实际上是瞒不过村民的，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大刘住在破庙里，时常会有不知名的群众带着鸡蛋、馍馍到庙门口“烧香”，随便作两个揖，留下供品就走。有不懂事的小孩想拿鸡蛋吃，被大人打得哇哇哭。“那是给菩萨留着的，菩萨吃好了以后保佑我们。”大刘知道，人民群众是把八路军伤员当菩萨一样看待的。半夜里，伪保长也到庙里来，放一袋粮食在窗台上，悄悄说一句“招待不周，请多恕罪”，人就不见了。
养伤期间，军区的卫生员隔三差五地来换药。在当时，一个卫生员要负责十多个村子的好几十个伤病员，需要穿越封锁化装“巡诊”，风险很大，可医疗用品却很简单。清洗伤口用食盐水，治疗用碳酸，每次换药都把刘春雷疼出一身汗来。大刘说：“干脆你把药留下，我自己慢慢弄，这样你安全，我也少受罪。”可卫生员却说，“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任务。”真是没办法。
6月份，新上任的政治处主任赖达元（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也来探望伤员，他要求养伤的同志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并且宣布刘春雷为“政治战士”。
“政治战士”？这可是个新鲜职务。
“四二九”以后，由于环境严酷，条件恶化，有些人对前途失去信心，意志动摇了。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基层组织涣散解体、干部战士逃跑的现象，有些休养康复的伤员不肯归队，甚至有人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针对这种情况，八路军加强了政治建设，把连指导员改称为连政委，充实了党支部的力量。这个“政治战士”的岗位是新设的，大致相当于排指导员，任务是鼓励大家“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赖主任发给“政治战士”一把盒子枪，可刘春雷却不愿意要。因为，他在养伤期间发现，村里的群众虽然诚心诚意地照顾负伤的战士，但却很怕八路军在自己家门口打仗。如果发现伤员的手里有武器，恐怕只会增加老百姓的紧张情绪，对维护军民关系没什么好处。大刘说：“现在这种环境，手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要不然就给我一颗手榴弹吧，我肯定不当俘虏就是。”
赖主任接受了大刘的建议。临走的时候，他表示要加强对这一带的监护，保证伤员们的安全。赖达元以前是四分区的组织科长，和地下交通站的同志很熟。
第二天，交通员魏二民来了。这是个三十多岁的黑瘦汉子，黑礼帽、黑衣裳，全身的绫罗绸缎。可是，他裤子长了一截，褂子也大了一号，裤腰里掖得鼓鼓囊囊，好好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就像是偷来的一样，让人见了忍不住笑。刘春雷心说：“八路军里怎么会有这么一路货！”
第十二章敌后养伤（3）
正捉摸着如何打招呼呢，魏二民先开口了：“兄弟，你以前是当小伙计的吧？”
“是呀，你怎么知道？”
“饭馆的伙计见了我，都和你一个表情。”
这下子，大刘不但说不出话来，还不知道该怎么笑了。
破庙的屋檐下窜出一条野狗，魏二民冲着它喊：“二哥，二哥！”逗得那癞皮狗直摇尾巴。
大刘乐了：“你怎么叫它二哥？”
“嘿！炮楼里的家伙是大哥，这些狗儿当然就是二哥了，”魏二民指着日伪据点的方向说，“干我这一行的，白天听炮楼里的狗叫，晚上听野地里的狗叫。不喊几声大哥、二哥不行呀，哈哈……”
大刘觉得这魏二民真有意思。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古怪打扮其实是个“障眼法”，别人只以为他有好衣服不会穿，却不知他那鼓鼓囊囊的裤腰里时常掩藏着文件、药品之类的“违禁物”。
一天下午，刘春雷正在破庙里睡觉，魏二民跑进来背着他就走，说是日伪军要来抓他了。原来，有个外号叫“文明先生”的家伙，本来长期在青岛做事，前几天回村探亲，不知怎的就知道了八路军伤员的消息。这位“文明先生”是被日本人洗过脑袋的，立刻就去报告了伪维持会。魏二民消息灵通，听说情况后立马就赶过来把大刘转移走。
出村不到两里地，迎面来了一队伪军，老魏赶紧背着大刘躲到道沟里。奇怪的是，那些伪军距离他们只有五十多米，大白天的却像什么也没看见，大摇大摆地就过去了。大刘白紧张了一回，心里直纳闷。魏二民说：“没关系，那些人是自治军一旅的。”
所谓自治军，是一支由土匪、兵痞以及“会道门”武装组成的伪军队伍，总共有四个旅九个团一万多人，全称为“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是王天祥。这路人马成员混杂、心思各异、战斗力有强有弱，军服也是这个旅的和那个旅的不一样。“自治军”里既有铁杆汉奸，也有良心未泯的人，八路军区分对象，开展统战工作，效果还不错。据说，刘志坚主任腿部受伤、宋任穷政委的爱人坐月子，都住在自治军长官的家里（1945年，“自治军”的军长王天祥带着一个团起义投奔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河北省体委副主任）。
刘春雷和魏二民遇到的这个“自治军第一旅”就是统战工作比较成功的部队。旅长名叫李成华，曾经是冀南二分区的支队长，1939年整风时从太行山跑回家，脱离了革命队伍。他现在虽然当了伪军，却对鬼子阳奉阴违，私底下帮助八路军，应该算是个“白脸红心”的人物（1943年，李成华在安阳被日军杀害，“文革”后被追认为烈士）。
自治军一旅的人睁只眼闭只眼，到小于庄转了一圈就走了。
魏二民把大刘背到乱坟堆，找了个假坟让他钻进去。
这假坟是给未亡人预先准备的空坟，墓口用土块和砖头堵着，里面其实是空着的，大致上和金庸小说里小龙女的“活死人墓”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没那么高档也没那么干净罢了。
空坟里面确实脏，蚂蚁、蝼蛄到处乱爬，稍微一动弹，顶上就掉土。不过，大刘觉得躲在这里还真是挺安全。过了几天，魏二民打算背他回村里去，还告诉他，手枪队头天晚上到了村里，用柴草把那个“文明先生”从地窖里熏出来，拉到村口处决了。刘春雷得知这消息很高兴，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继续住在空坟里——不管怎么说，藏在这里心里踏实点。
7月份，鬼子又要来枣南县搞“大清乡”了，交通站着手安排伤员转移。大刘觉得自己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归队。老是躲来躲去的，实在不如回部队打仗痛快。
七个伤愈归队的战士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踏上了归途。一路上，炮楼林立，公路和封锁沟交织如网，大家只好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彻夜赶路。
大“扫荡”之后的冀南平原，鬼子炮楼随处可见。这些炮楼小的两三层，大的有四五层高，不用钢筋也不用砖头，全用夯土垒筑，三五天就能建成一座。这样的土楼子当然不结实，一颗炮弹就能够轰垮，可咱们八路军偏偏没有重武器，硬是拿这简易炮楼没办法。
第十二章敌后养伤（4）
公路也是新修的，比周围的地面高出许多，路旁的电杆上挂着马灯，天一黑就全点亮了，行人一踏上路面就很容易被炮楼发现。公路两侧是路沟，深一丈，宽一丈，人马过不去，把乡村划成了相互不能联系的小块，逼得人们非走公路不可。而公路又在炮楼的视野之内，鬼子再在路口设上关卡，就把交通全部封锁了。
提倡这种歹毒办法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铁壁合围”和“蚕食战术”也都是这家伙的发明。
说起冈村宁次，华北军民个个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把冈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可蒋介石不但判他无罪，还聘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的顾问。国共两党为了冈村该不该杀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原因其实很简单——冈村宁次对付八路军有一套办法。在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期间，华北抗日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最大。所以共产党恨他，国民党喜欢他。
攻打回隆镇的时候，刘春雷在汉奸程希孟的家里看见过冈村宁次写的一幅中堂——四存。当时在场的八路军谁也弄不明白这两个字是啥意思，只觉得岗村老鬼子还真是挺有学问的①。
冈村这宁次是个“中国通”。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除去在欧洲考察的短暂时间，冈村宁次的军事生涯一直和中国有关。他熟悉中国的文化，也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军队。
比方说，冈村宁次知道，国共两军相互很少交流军事情报，在战场上的合作也不积极，而八路军只能进行一般性侦察，只知道附近的情况，不清楚远方的动态。于是，他发动“铁壁合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