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战术部署有莫大的关系。当时各地烽烟四起，六国民众纷纷举起反秦复国的大旗，锋芒锐利，势不可挡。而秦军的主要将领章邯等人还将秦军分散并派出涵谷关四面主动出击，迎击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各路叛军。殊不知叛军复国之心强烈，士气高涨，锋芒毕露，正面交锋必然会吃大亏。但章邯等人似乎不知道这些，遣军正面和叛军碰撞，结果丧师失地，大败而归。与秦军主动出击的惨败相比，秦军的防御战可谓是游刃有余，当时陈胜派大将周文常率三十万大军进攻一座区区数万秦军把守的小城，结果却在城下尸横遍野，大败而逃，而周文常也战败身死。这是因为叛军只是靠一鼓作气打仗，对于攻城战，士气早在一两场战斗后就再衰三竭了。由此我们不难想到，要是秦军没有主动出关四散迎击叛军锋芒，而是选择避其锋芒退守涵谷关，那么以秦军当时的实力就算关东六国之地丢了，也还可以保全关西的秦国故土不致于沦陷。况且就算一时丢了关东六国之地，并不代表就不能再夺回来。
在各路反秦势力中，夹杂着六国新旧势力。当他们要共同反秦时，也许还能够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但如果秦军撤出关东六国，那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对于各路反秦势力的最终目标，我想这是人人皆知的，“反抗暴秦，恢复故国”（居然不是灭亡秦国），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秦亡之后，各路诸侯只顾抢占故国之地，而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最可笑的是那个傻乎乎的西楚霸王阁下，居然把秦国故土分封给了章邯等三个秦朝降将，而自己却以拥有区区楚国故土而洋洋得意。这样如果秦军退回涵谷关，那么六国反秦势力见秦军败走，必然就会忙于抢占故土而无暇西顾，而且六国新旧势力为了领导权也会兵戎相间，到时候当他们打得如火如荼，六败俱伤的时候，我大秦将士已经准备就绪，此时再挥师出关，重占六国就手到擒来。
所以，秦朝灭亡并不是因为什么暴政，而是因为秦军的军事部署不当才导致了大秦王朝的崩溃。如果秦军能退守涵谷关，那么历史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当然秦亡还有更深层的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我也仅仅是从纯军事角度分析秦亡的原因，难免会有不恰当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其他相关》
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年），嬴政生于赵国。从秦国国君的世系看，他的父亲是当时为质于赵国的秦公子子楚（即异人，后立为庄襄王）。《史记…秦本纪》说；“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可是，《史记…吕不韦列传》却记载了一个嬴政实为吕不韦之子的传奇式故事，说吕不韦先与一个能歌善舞的赵姬同居，知赵姬有身孕后，让赵姬去勾引子楚。不
久子楚爱上赵姬，吕不韦便把赵姬献给子楚。赵姬足月后生下嬴政，子楚遂立赵姬为夫人。子楚回国继承了王位，死后把王位传给子政。此说为班固所接受，于是《汉书》径称嬴政为吕政。
明代王世贞《读书后记》怀疑《吕不韦列传》这段记载的真实性，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吕不韦为使自己长保富贵，故意编造自己是秦始皇的父亲的故事；二是吕不韦的门客骂秦始皇是私生子以泄愤，而编造此说。郭沫若《十批判书》也怀疑吕不韦为秦王政生父之事，指出三个疑点：第一，仅见《史记》而为《国策》所不载，没有其他的旁证；第二，和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如同一个刻板印出的文章，情节大类小说；第三，《吕不韦列传》又有“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之说，显然与上述故事自相矛盾。
郭志坤《秦始皇大传》对郭沫若的三点质疑，作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他以为，第一，《史记》的记载有不少为《战国策》所不载，没有旁证，照样保持《史记》的真实性；第二，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出于《战国策&；#8226；楚策》。《史记》所载的故事与此相类似，并不能否定《史记》记载的真实性，只能说明这种斗争手段，在当时是被不少政治上的风云人物所运用的；第三，并没有自相矛盾。司马迁说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献于子楚，此“姬”即为“赵豪家女”，完全说得通。
郭志坤进一步引证班固称秦始皇为“吕政”之说。裴驷《史记集解》：“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出襄而生始皇，故云吕政。”郭志坤还指出：“说秦始皇是私生子，并不影响他统一中国的伟大形象。”并举例说孔子、耶稣都是私生子，但并不因此损害他们的形象。
即便如此，秦始皇的生父问题，恐怕还会争论下去。
“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镌。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嗣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由此便促使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致使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辗转于神州赤县凡二千余年。然终于销声匿迹，至今杳无踪影，辄令人扼腕叹息。
“传国玉玺”就材于“和氏之璧”。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献与厉王。王使玉工辨识，云为石也。王怒，以欺君罪刖卞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复献玉，仍以欺君罪再刖右足。及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坐哭于荆山之下。文王遣人问询，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使良工剖璞，果得宝玉，因称和氏璧。威王时，相国昭阳灭越有功，王以此和氏璧赐之。旋昭阳在水渊畔大宴宾客赏璧，是时有人大呼：“渊中有大鱼！”众人乃离室临渊观之，回席后和氏璧竟不翼而飞。当时疑为门人张仪所窃，于是拘仪而严加拷问无果。张仪受此凌辱，怀恨在心，便一气之下，离楚入魏，再入秦，秦惠文王后元十年（前315），拜为秦相，乃游说诸国联秦背齐，复以使节身份入楚，瓦解齐楚联盟。后拘怀王，克郢都，尽取楚汉中之地，终于得报此仇。
后此璧为赵国太监缨贤所得，旋被赵惠文王据为己有。秦昭王闻之，“遗书赵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当时秦强赵弱，赵王恐献璧而不得其城，左右为难。蔺相如自请奉璧至秦，献璧后，见秦王无意偿城，乃当廷力争，宁死而不辱使命，并以掷璧相要挟，终致秦王妥协，得以“完璧归赵”。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秦破赵，得和氏璧。旋天下一统，嬴政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王孙寿将和氏之璧精研细磨，雕琢为玺。传国玉玺乃成。据传，秦王政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乘龙舟过洞庭湖，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慌忙将传国玉玺抛人湖中，祈求神灵镇浪。玉玺由此失落。而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自是，其随江山易主凡不下十数次，尽尝坎坷流离之痛楚。
秦子婴元年（前207）冬，沛公刘邦军灞上，秦王子婴跪捧玉玺献于咸阳道左，秦亡。传国玺得归刘汉。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时孺子婴年幼，玺藏于长乐宫太后处。王莽遣其弟王舜来索，太后怒而詈之，并掷玺于地，破其一角。王莽令工匠以黄金补之。及莽兵败被杀，禁卫军校尉公宾得传国玺，趋至宛，献于更始帝刘玄。更始帝刘玄三年（公元25），赤眉军杀刘玄，立刘盆子。后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汉光武帝刘秀。至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灵帝熹平六年，袁绍入宫诛杀宦官，段珪携帝出逃，玉玺失踪。
至献帝时，董卓作乱。孙坚率军攻入洛阳。某日辰时，兵士见城南甄宫中一井中有五彩云气，遂使人入井，见投井自尽之宫女颈上系一小匣，匣内所藏正是传国玉玺。孙坚如获至宝，将其秘藏于妻吴氏处。后袁术拘吴氏，夺玺。袁术死，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时曹操挟献帝而令诸侯，至此，传国玺得重归汉室。
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献帝被迫“禅让”，曹丕建魏，改元黄初。乃使人于传国玺肩部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以证其非“篡汉”也，实乃欲盖弥彰。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公元265），司马炎依样而行，称晋武帝，改元泰始，传国玺归晋。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前赵刘聪俘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十九年后，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更别出心裁，于右侧加刻“天命石氏”。又二十年，再传冉魏，后冉魏求乞东晋军救援，传国玺为晋将领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今南京），由此，传国玺乃重归晋朝司马氏囊中。
南朝时，传国玺历经宋、齐、梁、陈四代更迭。隋一统华夏，将传国玺收入隋宫。大业十四年（公元618）3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今扬州），隋亡。萧后携太子元德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
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乃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
贞观四年（公元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李唐，太宗龙颜大悦。
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唐天祐四年（公元907），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十六年后，李存勗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又十三年后，石敬塘引契丹军至洛阳，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
后周太祖郭威时，遍索传国玺不得，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农夫名段义者于耕田时发现传国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乃始皇帝所制传国玺。而朝野有识之士多疑其伪。至北宋末年，徽宗好风雅，增刻印玺十方，时人有画蛇添足之讥，其实徽宗似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
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传国玺”被大金国掠走，其后便销声匿迹。
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世祖忽必烈崩。“传国玉玺”忽现于大都，叫卖于市，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伯颜曾将元朝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
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号大明，改元洪武。继而北伐，蒙元朝廷弃中原而走漠北，继续驰骋于万里北疆。明初，太祖遣徐达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之残元势力，其主要目的便是索取传国玉玺，然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明清两代，时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然皆附会、仿造之赝品。如明孝宗时，曾有人进献所谓“传国玉玺”，孝宗认定其为赝品而未采用。至清初时，紫禁城藏御玺三十有九，其中一方即被称作“传国玉玺”。而乾隆时，高宗皇帝颇好考据，钦定其为赝品。但权且以假当真，聊以充数，亦无深究者。
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但依优待条件，仍盘踞紫禁城而称孤道寡。直至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