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这书稿有一定特点，但他们难于采用。这对萨特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他得到这个消息时非常伤心，甚至掉了眼泪。这在萨特是很少有的现象。这部小说倾注了他五年的心血，三易其稿。他自己认为是写得很成功的，应该是一本好书。它不像以前写的《失败》、《真理传奇》之类；那些书，本来他自己就认为不怎么好，出版社拒绝了也就算了。问题不在于这书本身；一旦失败，他就会失去自信心，就会垮了下来。而吉尔和莫雷尔夫人也隐约暗示，或许是书稿本身有问题。
在这个紧要关头，波伏瓦给了萨特很大的鼓励和坚定的支持。她的态度十分明确：这是一本好书，只是没有得到别人承认而已。萨特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想，这个拒绝就像文学史上别的好书被拒绝一样。他对自己说，这次失败了，没什么，从头再来。他重新振作起来，打算把稿子再投别的出版社。
这部小说的确很容易被扼杀掉，因为它的形式看来很松散，是日记体，没有紧凑的情节，也没有特别的人物形象描写，有的只是怪诞而深刻的思想以及同样怪异而有特色的语言，既有形而上的狂想沉思，又有对物体细致入微的感受。不是独具慧眼者很难认识它的真实价值，只能看到它的荒诞外表。直到这书出版后，还有不少人说，这是一个关于疯子的故事或者是一个疯子写的故事。
正当萨特感到这书的出版完全无望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萨特的朋友迪兰得知萨特这书的命运后，给伽利玛出版社的头头加斯东写了封信，请他亲自看一下这个退稿。他们之间关系很熟。萨特学生博斯特的哥哥彼埃尔•；博斯特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作家，他得知这个情况后也去见加斯东，向他推荐这部书稿并介绍了萨特的情况。加斯东看了萨特的书稿，觉得不错，只是书名要换一下，他建议改为《恶心》。
伽利玛出版社让萨特来一趟面谈。审稿人波朗向萨特解释了书稿原先被拒绝的原因：出版社准备在《法国新评论》杂志上连载它，但又觉得它篇幅太长。波朗认为这部作品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很不错。接着他问萨特：“你知道卡夫卡吗？尽管你们有不少差别，我读你的小说时，卡夫卡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随后他带萨特去见另一个负责审稿的帕兰先生。帕兰向萨特谈了自己的印象：小说的主人公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他很欣赏关于恶心主题的内容、关于德•；洛勒旁先生的内容、洛根丁看镜子的情景以及人们相互脱帽致敬的情节等。他觉得不足的是，有些地方太枯燥，民众主义色彩也太浓厚，建议对此作些删改。波朗和帕兰都表示，这书的出版是没有问题的。他们还向萨特约了一些短篇小说的稿子。最后，帕兰还邀请萨特去喝一杯。
这时，波伏瓦在经过一场大病──因急性肺炎而发烧、昏迷──之后，在南方休养。萨特在信中告诉了《恶心》已被接受的喜讯，并详细叙述了他与审稿人打交道的经过，波伏瓦的高兴没法形容：萨特终于成功了！1938年4月，《恶心》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在题记中，萨特把这部作品献给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他极大支持和鼓励的海狸（波伏瓦）。
《恶心》出版后虽然不是特别畅销，评论界的反应却很不错，先后有几十篇文章加以评论，一般都给予很高评价。有的称《恶心》为划时代的作品，是探究生活的小说；有的称萨特为法国的卡夫卡，认为他的成就超过了瓦莱里和普鲁斯特。总之，通过《恶心》，萨特作为一个很有前途的作家的形象，已经树立起来了。
对萨特来说，《恶心》的完成标志着他在文学创作上实习期的结束，他已经完全成熟了。以前那种文学、哲学不分的毛病得到克服。小说中再没有大段冗长抽象的议论。他懂得了怎样在叙述中赋予思想以血肉；怎样既用词语构造了一件艺术品又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真理的感受。
《恶心》的大致内容可以从下面一段文字得到表述，这是萨特自己为出版社撰写的对于该书内容的介绍：
在漫长的旅行之后，安东纳•；洛根丁在布城那些善良的人们中定居下来。他住在一个靠近火车的旅馆里，这旅馆主要接待那些作长途买卖的人。他在这儿写一本关于18世纪冒险家洛勒旁的书。为此他经常去市立图书馆。在那儿他认识了一个自学者，一个人道主义者，此人正按照字母顺序来阅读图书馆的书。
洛根丁晚上常去一个为铁路人员而设的咖啡店，听着唱片——总是那么一张——“在这些日子里”。有时他上楼去同老板娘鬼混一阵。他有一个爱人安妮，但离开他4年了。她总想有一个“完美的时刻”，但老是很快就厌倦了，她一再徒劳地尝试在自己周围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她和洛根丁散了伙。
现在洛根丁正慢慢失去自己的过去；一天一天，他越来越深地陷入一个陌生可疑的现在之中。他的生命再没有任何意义：他认为自己有过很了不起的冒险活动，但现在没有了，现在他只留下“故事”。他只得紧紧纠缠着洛勒旁先生——死为生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后来他有了一个真正是冒险的开端——他整个地感受一种模模糊糊的可怕的变态：这就是恶心。它从后面抓住你，使你漂浮在一个不冷不热的时间的海洋里。这是改变了的洛根丁吗？这就是世界吗？这墙、这花园、这咖啡店都突然被恶心所压倒。另一回他又度过了一个可怕的日子：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散发着腐烂的气息，这光，这人们的姿态。洛勒旁先生又死了——死者不能作为活人存在的理由。洛根丁徘徊在街头，实实在在但又毫无存在的理由。然后，在早春的一天，他领悟了自己冒险的意义：恶心是展现自身的存在——而存在看来不是很舒适的。
洛根丁仍然抱有一个微弱的希望：安妮写信给他了；他打算去看她。但安妮已成了一个不再好动的女人，肥胖而令人绝望。她放弃了她的完美时刻，就像洛根丁放弃了自己的冒险一样。她由自己的路也找到了存在。他们俩彼此再无话可说。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恶心》（2）
这小城令人气闷的氛围和他对即将来临的巨大灾变的感受使他重又回到与世隔绝的状态。怎么办？喊别人来帮一把？但“别人”都是些绅士：他们彼此点头致意却丝毫意识不到自身的存在。洛根丁准备离开布城；他到铁路咖啡店去最后听一次“在这些日子里”，这歌正放着。洛根丁找到了一个机会，一个肯定自身的微小机会。
在《恶心》中，萨特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他关于世界的最根本的看法，这就是偶然性的思想：
最主要的就是偶然性。我的意思是说，从定义上说来，存在不是必然。存在，只不过是在这里；存在物出现了，让人遇见了，可是我们永远不能把它们推论出来。我相信有人懂得了这一点。只不过他们尝试创造一个必然的自在之物来克服这种偶然性。而任何必然的东西都不能解释存在；因为偶然性不是一种假象，不是一种可以被人消除的外表；它就是绝对，因而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一切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所公园，这座城市和我自己，都是。等到我们发现这一点以后，它就使你感到恶心。
小说是第一人称，日记体。通过“我”，洛根丁，小说的主人公的种种感受，揭示了我们周围这个世界的本质。肥白如虫的手，脱帽致意的人们，仿佛有生命张力的树根，人变为蟹的狂想，镜中呈现地貌状的脸，不脱袜子的Zuo爱，突然老了几十年的女人，同性恋者的悲剧，……一切都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东西，而经过萨特的笔，它们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似乎全新的世界。实际上，世界还是这个样，只是看它的角度变了。
《恶心》整本书看起来好象写得十分散漫，其实这是有意的散漫，是造成一种松散结构风格的散漫，不是真正的随手而写。萨特在文字上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在《恶心》的许多地方都可以体味到作者在运用比喻等各种修辞手法和遣词造句时的苦心孤诣、不同凡响。《恶心》确实有一种风格，萨特本人特有的风格。一部《恶心》就可以把萨特同其他作家区别开来，哪怕对方的手法和风格同他十分相似。
与以前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的，是关于孤独者的形象。在《恶心》中，这个孤独的思想者的形象，已不是像《真理传奇》中那样抽象和干巴，而是形象丰满、有血有肉，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人，他不仅仅是萨特偶然性思想的载体，他首先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活生生的人。萨特试图通过写作《恶心》，通过创造一个能够超越时代而不朽的东西，使自己必死的生命获得永恒的价值；试图通过揭示人生存的偶然性，摆脱自己生存的偶然性而获得自由；试图通过为孤独者确立一个不受蒙蔽的生存条件，来表明他自己的存在。他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70岁时，萨特自我评价说：“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恶心》是我写得最好的书。” 《恶心》可以说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单是这一部作品就足以确立他在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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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孤独者也是萨特对自己的写照；他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的任何情，而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值得注意的是，萨特以一种孤独者的态度为人处世，但他并没有与世隔绝，他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在《恶心》中，萨特表达了对那些意得志满而实际上毫无生存理由的资产者的厌恶，攻击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认为这是虚假和骗人的。
但这时萨特在思想上与现实社会的对抗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他还没有阶级的概念。他反对的只是作为个体的资产者，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者，他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他对社会不满，认为它充满了恶，但没有任何推翻这个社会的思想和意图。萨特对社会主义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好感，他认为社会主义至少同资本主义一样，是妨碍他这个有着独立思想的人的自由的。
“二战”以后，萨特的思想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不再认为文学有绝对价值或可以拯救一个人，不再认为社会是一个与己无关的世界。60岁时，他向采访者回顾了自己创作《恶心》的情况：当时他还缺乏对现实的感受；他通过塑造一个对于存在有着近乎生理病态性反应的人物，通过创造一种形而上的恶，使自己外化于写作神经官能症，外化于现实的恶，摆脱精神危机而获得拯救。以后他看到许多现实的恶如饥饿和剥削。与之相比，那种形而上学的恶就成了一件奢侈品。他说：“我看到许多儿童因饥饿而死去。面对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恶心》实在是无足轻重了。”
有不少人因此非难萨特，说他不应该把《恶心》这样一部想象的作品与一个因饥饿而垂死的儿童放在同一个水平相比。萨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