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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的男性，萨特通常是不会这样认真对待的，即使是进行正二八经的理论探讨。他说，他是非常厌烦男性之间所谓的思想交流，而且根本不记得有什么谈论对于他是有用的。所以他对那些不得不进行的讨论只是敷衍了事，而对维克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萨特和维克多的交往是频繁的。大约每个星期维克多来看他一两次，他也去看维克多一两次，而且他们单独在一起。“无产阶级左派”被取缔后，维克多不再是什么头头，而是单独的一个人。这样他俩的交往更多一些个人的因素。
到了1973年底，萨特的眼睛几乎完全失明，不能看书写字，平时由波伏瓦读书给他听，但这样一来她自己就几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为了让她解脱出来，也为了让维克多有一份工作，萨特决定让维克多当他的秘书。原先的秘书还是他的日常事务秘书，维克多只是给他读书和协助他工作。这样一来，维克多同萨特相处的时间就更多了。
1974年9月，萨特给法国总统德斯坦写信，要求给予贝利•；列维（也就是皮埃尔•；维克多）法国国籍。德斯坦一向对萨特十分尊重，这次也亲自于9月30日回信，答应很快解决。不久维克多的国籍问题解决了，萨特给德斯坦写了一封短信表示感谢。有关材料虽然没有说这件事的起因是怎样的，据我的推测，恐怕应该是维克多提出这一要求或至少是向萨特暗示这一问题。就萨特的本性来说，不愿意同官方打任何交道，更不用说去求对方什么了，但为自己喜爱的人，他却愿意做任何事，包括自己平素不喜欢做的事。
维克多现在已经成了萨特的亲密朋友。可以说，自尼赞以来，还没有哪个男性能像维克多这样获得萨特如此的喜爱、信任和推重。一般地说，萨特对于成年男性是厌恶的，包括对于成年的自己──由此曾引发他在1935年开始的那场精神危机。他在与几乎所有的男性同事和朋友交往时，都保持着相当的心理距离，现在对维克多可以说是一个例外。萨特接触他时不但没有这种厌恶感，反而在他身上看到自己所喜欢的女性特征，这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缘分吧！
从1975年夏天开始，萨特同维克多合写一本书，书名为《权力与自由》。萨特说：“这是我生命将要终结之时想要完成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这是我搞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书是在萨特和维克多讨论的基础上，通过录音和整理，最后成书。在萨特看来，采用这种新的形式，不仅是要适应他的眼睛失明、不能动笔写作的新情况，更含有一种意义：产生出一种复数思想来，即不是他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人的，而是两人共同创造、同时形成的思想。这种思想上的合作进一步密切了两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时精神上的联系。
波伏瓦对于萨特和维克多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她对萨特同女性的关系都不在意，当然更不会在意他同一个年轻的男性的亲密友谊了。对于萨特要对方当秘书一事也是支持的，因为这可以减轻她的一些工作负担。后来维克多参加《现代》编辑部的工作，他跟萨特的其他同事和朋友也有了较多接触。
维克多原先是一个小组织的头头，喜欢揽事，有较强烈的领袖欲。具有这种性格和气质的人，时间长了，即使不与萨特发生冲突，也会同其他人产生矛盾。而第一次严重冲突发生在1978年。这一年2月，萨特在维克多的陪同下访问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回来后维克多就此写了一篇文章，他读给萨特听后，征得萨特同意，署上两个人的名，送给《新观察家》杂志发表。 文章发表前，博斯特读到它，觉得写得差极了，立即打电话给波伏瓦。他十分激动地说：“这篇东西写得太糟了，大家都为它感到吃惊，得说服萨特把它收回来！”波伏瓦将这篇文章找来看，发现确实写得很差劲，一点也不像萨特平时写的东西。于是她向萨特转达了博斯特的建议。
萨特同意将文章撤回，他对这种事情一向是不很在乎的，发表不发表都无所谓，因此也没有对维克多讲。过了几天，波伏瓦向维克多谈到这事。维克多的反应是勃然大怒，指责她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他认为自己受到极大的冒犯。波伏瓦没有再说什么。
不久《现代》编辑部在波伏瓦房间开会，萨特没有参加。维克多就这篇文章的事情又同编辑部的人大吵了一通。编辑部的几个同事都认为它糟透了，本来就不应该拿去发表。而维克多则怒不可遏，对他们出言不逊，最后达到谩骂的地步，甚至连波伏瓦一起骂上了，说他们都是死尸，并宣称他从此再也不参加编辑部的会议了。
在这以后，维克多不再跟波伏瓦说话，而波伏瓦也避免在萨特的寓所里见到他。萨特后来也知道维克多同波伏瓦以及《现代》同事的矛盾，但他无力改变这种局面。虽然对于出现这种情况十分惋惜，但他不可能为了一方而牺牲同另一方的关系。
以波伏瓦为代表的长期亲密关系是萨特不可能放弃或疏远的，他们是他生命的见证。而维克多同他的密切关系也是他必不可少的，特别在他失去阅读和写作能力之后。在萨特看来，维克多甚至可以说是他生命的延续。他在《70岁自画像》中说：“我希望的一切就是我的工作有人接着搞。例如，我愿意皮埃尔•；维克多去完成这项作为知识分子和战士的工作，他也想完成它。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所有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使我完全满意的人。”
萨特想做的只是，让这两股矛盾冲突的力量相安无事。然而结果却是，他不仅自己也卷了进去，最后竟因此而加速自己的死亡。这恐怕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也不愿意出现的情况。
萨特仍在同维克多进行他们的合作写书的工作。由于同维克多的关系已经破裂，波伏瓦无法具体了解这一工作进展情况和双方谈话的内容。直到1980年3月，波伏瓦发现萨特情绪有些反常，常常饮酒过量，醉得一塌糊涂。她猜测他在同维克多的工作中碰到麻烦了，因此借酒浇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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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最后的日子（2）
不久发现的情况使波伏瓦觉得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萨特同维克多最近的一次谈话即将发表在《新观察家》上，而其内容波伏瓦是在它发表前一个多星期才读到。这个谈话署名为萨特和贝利•；列维。波伏瓦读后震惊异常：她觉得这跟萨特以前说的“复数思想”完全不相干；它根本不是两个人平等交流合作的产物，而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逼供”。在这个对话中，维克多居高临下，口气傲慢不逊。他不直接表达自己的见解，而是一连许多天不停地同萨特争辩；到最后，萨特对争论厌倦了，终于放弃自己的思想，作出让步；这样，他是借萨特之口来说出自己的思想。
《现代》编辑部所有读到这个谈话的同事和朋友都跟波伏瓦一样感到震惊和厌恶。于是波伏瓦向萨特表达了自己看法，并转达了《现代》全体成员的意见，不同意他发表这篇谈话。这个情况几乎是1978年投稿事件的重演，但萨特的态度却完全不一样。他不但没有听取波伏瓦和大家的意见，反而更加坚持要发表这个谈话，而且要尽快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萨特一向是不受任何人影响的，特别是不受任何男性的影响。为什么这次出现了例外？波伏瓦后来对此作了分析。
首先，萨特在生活中是着眼于未来，要不然他就活不下去。现在因自己的身体状况受限于目前，他认为自己实际上已经死了。他的老衰、疾病、近乎失明使他无法看到未来。于是，他就求助于一个替身──维克多，一个左派战士和哲学家，一个萨特梦想实现的和竭力去帮助其存在的新知识分子。对他来说，怀疑维克多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生命的延续，而这种延续比相信未来一代人对他的赞扬更为重要。这样，尽管有种种保留，他还是让自己相信维克多，他不得不相信维克多。
实际上萨特在内心深处对维克多到底有多大程度的保留看法，我们不得而知。据萨冈回忆，萨特曾在她面前表达了对于男性的厌恶，而且是一些比他年轻的男性。他们曾经年轻，曾是一些男孩，而他们称他为父亲。但萨特不愿意同他们多接触。萨特抱怨说：“唉，他们真让人感到厌倦！广岛是我的错……斯大林是我的错，他们的野心是我的错，他们干的蠢事也是我的错……”那么在他所说的年轻男性中，是否也包括维克多呢？
其次，萨特现在已经不能进行十分健全的思想。他还在思想，但不再具有什么创造性，而且思考得很慢。而维克多口舌如簧，他让萨特不知所对。当萨特需要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时，他并不给萨特这样的机会。最关键的是萨特再不能阅读了。由于不能静下心来独自阅读，就无法深入思考问题。仅仅凭借浮光掠影地听人朗读，是无法对听到的东西作出中肯评价的。这一点其实萨特自己在70岁时的谈话中已经讲到了；他还说，只有在一边听朗读一边同波伏瓦商榷的情况下才能对所读的东西提出批判性的意见。而现在他只能通过耳朵来判断作品，能够让他仍然具有批判能力的波伏瓦又不在现场，这就使他的思考能力大打折扣，而维克多可以乘虚而入了。
波伏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她将这一现象称为“对一个老人的拐骗”。在我看来，她所分析的情况得以发生，还应建立在一个更为基本的情况上：萨特对维克多的特殊喜爱。维克多作为唯一的例外，作为女性化的男性，一旦获得萨特的喜爱和信任，他在萨特心目中的地位不会低于波伏瓦。波伏瓦可以说是唯一男性化的女性。这里所谓男性化，是指她在智力和思想上具有堪与萨特匹敌的水平，这在女性中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与维克多相比，波伏瓦有一个劣势：年龄。所以萨特说，从能够继续他的思想和事业的角度看，维克多是唯一让他满意的人。波伏瓦曾经说，多洛丽丝是唯一让她害怕的女人。她没有想到，这里还藏着一个唯一让她害怕的男人。
萨特决定尽快发表这个谈话后，心情十分不好。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违背波伏瓦的意见而发表自己的东西。自两人结识以来，萨特和波伏瓦总是“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没有对方的同意，不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次却破了例，在她反对的情况下发表了自己的东西；这对波伏瓦可能没什么，她能够原谅他，而萨特自己恐怕是耿耿于怀，作出这个决定后又有些后悔。
3月10日和17日，《新观察家》先后发表了这个谈话的前两部分。19日晚，临睡前萨特问波伏瓦：“今天上午《现代》的会上，有谁提到这个谈话吗？”波伏瓦说没有。这是实际情况。萨特露出一丝失望的表情：他本来希望有人会表态支持他的做法，这样他心里会舒服一些。
第二天早晨5点，萨特的病开始大发作，喘不过气来，他连摸到隔壁敲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