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北大营北侧，受第2大队指挥；（4）要求第2师团以主力支援。”
电文念完，众人一脸惊愕。会场还是一片沉寂，只有南次郎的目光在众人脸上睃来睃去。
南次郎对此时众官佐的惊愕是完全理解的。
6月底，他也曾向前来东京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传达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的精神，并强调再隐忍持重一年，一候日本国民及国际社会接受日本主张之时，即全面解决满洲悬案。
但“中村事件”发生后，满洲和日本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各在野党和帮会对内阁，甚至军部起而攻之，新闻舆论也大肆渲染、鼓噪，主张先内后外的内阁尽管一再发表声明，其威望却在民众的心目中一落千丈。
而鼓吹先外后内的右翼势力、在野党政友会及枢密院、贵族院的强硬派充分利用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介，向民众灌输“满蒙是”10万亡灵、20亿国币’所获得的‘圣地’；维护这一帝国生命线是行使自卫权；作为东洋盟主的日本惩罚中国之不当是为了东洋悠久之和平”等观念，从而煽起了国民的民族情绪，鼓起了日本人对外侵略的狂潮。
特别是满洲青年联盟代表团7月18日到达日本本土后四处游说，一面会见政府、贵族院、政党、财界的要人，劝他们为解决满蒙问题而采取强硬政策，同时在各地大肆演说，向日本国民宣传满蒙日本化的必要，若规首相也感到了这股排山倒海般的狂潮难以遏制。因而不得不在党大会的讲话中也唱了几句硬派的调子。连若规首相都不得不适应眼下的形势，对一向主张早日解决满蒙的南次郎来说，自然也认为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南次郎还颇有些政治头脑，对内对外，他还是不露声色，坚持过去他所提倡的隐忍持重，他知道舆论时常捉弄人，有时跟得越紧，栽的也许越快。任何人都不能不做些表面文章，军人也是如此。
基于此，他对外的调子自然不像内心那样高昂、偏激，这也使得军官的这些将佐们一时摸不清他们的官长究竟对满洲是个什么态度。
见无人开口，南次郎放下撸着长髯的手，说道：“事出突然，所以请各位来商讨一下对策，主要是对时局的判断和下一步的措施问题。”
说着，他提高嗓音，收起了微微的笑意，“上个月我曾说过，满洲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在向事态严重的方向发展。虽然我们强调隐忍持重，可满洲的形势恐怕不许我们再过于持重了。目前，在满洲的关东军只有1万人，将少兵微，装备又差，处在张
学良20万部队的包围中。这必然导致中国方面乘机兴起排斥外国、收回国权的思想。要记住，满洲有我们帝国20亿国币的投资，更有10万帝国精英的亡灵。失去满洲，就等于失去帝国的国防生命线，它必然祸及帝国的千秋大业。帝国不答应，就是弃尸满洲的帝国亡灵也不会答应。所以满洲的严重事态必须加以解决。这次关东军行动有些突然，请诸位就下一步的处置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站起来打破僵局的，是身材高大、威风凛凛的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这时，他一扫以往给人的那种悠然超脱的印象，神情严峻、目光沉稳，颇有些军人气魄，以山形人特有的卷舌音说道：
“我认为关东军此次行动完全合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应给关东军充分的支持，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彻底解决满洲问题。”言辞简洁，态度鲜明。
会前，小矶即与顶头上司金谷总长讨论过电报内容，已完全窥透了军部首脑对这次事件的态度，因而在拿出自己的观点时更显得毫不踌躇、锋芒毕露。
参加会议的这些军部将佐，其实内心早已接受了满洲将以武力解决这一观念。所不同的，只是这一天到来的早晚而已。
须知，直接或间接控制舆论，鼓起日本国民民 族情绪的，正是这些主张铁血政治的军人。
而当时的舆论导向和国民的偏激，也使他们认定眼下是一个彻底解决满州问题的有利时机，所以小矶的话立即引来了一片群起响应之声。
匆忙召开的会议，却很快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最后，确定了“以此冲突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不但要确保日本在满州的权益，而且还要以此对整个东北实行军事占领”的陆军方针。
并考虑派驻朝鲜日军一部应急增援，国内第10师团应急动员、作急派出发准备的腹案。
会后，责令陆军省军事课准备一份向内阁提出增兵满洲的建议。
上午10时，日本内阁紧急会议也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了。
会前，若规总理总觉得这次事变的发生与国内形势的吻合太惊人了，所以他总有种感觉：这次事变也许与关东军，甚至与军部有关。
会议开始前，他反复叮问南次郎：“关东军这次行动，确系是针对中国军队的暴戾而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可以这样相信吗？”
“当然。”南次郎毫不含糊地应道。
但若规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望着台上慷慨陈词的南次郎，他隐隐地觉得内阁对军部的约束力正在逐渐减弱。
若规是在1931年4月犬养毅遇刺退出内阁后，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频繁更迭的日本内阁总理宝座的。
上任伊始，他就确定了先内后外的治国方针，力图首先稳定国内政治局势，树立一位在国内深孚众望、能一呼百应的强硬的政治人物。
他为自己能成为这一人物而不懈地努力着，并艰难地协调着同军人、财阀、政客等各方的关系：同时他也倾尽全力谋求迅速消除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阴影，指望首先把经济颓势扭转过来，再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帝国国防，最终彻底解决满蒙悬案，实现帝国霸业。
为此，他继续留用前外相币原喜重郎，艰难地继续着“协调外交”。
最初的一个多月，各方局面尚好，这给了他以极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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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进入夏季后，中国满洲和日本国内的形势却发生了对他越来越不利的变化。
先是中国的“革命外交”，要求收回国权，冲击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引发了日本人对内阁协调外交的不满。
“万宝山”事件更使主张先外后内的军人、强硬派政客和右翼势力联起手来，在满洲和日本本土公开与若规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中主张强硬的人数日渐增多，民众舆论也变得对他日益不利。
“中村事件”曝光后，随着日本人在谈判上的日渐被动，国内强硬派反对内阁的浪潮达到顶峰，民众也被政友会、内阁中强硬派、军方，甚至右翼势力煽动起狂热的民族情绪，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若规内阁。
这时，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协调外交就此算是破产了，而他先内后外的一整套大政方针和规划也像一艘即将远航的船，刚出港湾被水下的暗流推上礁石，触礁搁浅了。
面对突然发生的这一切，他不得不静心反思。
这才发现，自己所以这么快就失去民心的根本原因：国民之所以被军国主义鼓噪得有些歇斯底里，根本在干他们希望的帝国的军靴能随意踏向东亚的各个角落，帝国能成为东亚及至世界的主人。
他们更希望人人手中都能马上有笔丰厚的财富，而不是他的长远计划、蓝图，他们只需要眼前的利益。
若规无力地注视看形势的发展，心中充满遭受挫折的凄凉。这使他不由得怀念起过去的美好瞬间。
1930年4月，作为日本首席全权代表，若规在征得内阁伺意后，在伦敦条约上签了字。回国时，他像一位凯旋而归的英雄一般，受到了狂热的日本国民的欢迎。那时的日本国民，主张和平论的人占据着统治地位。
他怎么也想不通，仅仅一年时间，日本的政治气候就完全调了个儿。还是那些曾衷心希望和平的国民，现在却开始狂热地鼓噪起战争来。
这时他内心里不由地发出一阵感慨：日本国民多么易受煽动啊！
尽管若规也有着解决满蒙问题的宿愿，但他毕竟是日本内阁的首相，他必须考虑一旦采取强硬措施，日本可能对各方造成的影响和面临的局面。
反复权衡，他觉得眼下还不是采取强硬手段的时候，所以对武力解决满洲问题更应该慎重。
但舆论的冲击他也不能不考虑，因此他决定策略一些，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
此时南次郎的发言已近尾声，台下的阁员已被南次郎的话引得颇为激愤。
这时，南次郎抓住时机、不慌不忙地抛出了早已在军部定下的“关东军行动适时，应予支援”议案。他认为此时头脑发热的内阁成员们无疑会投上令他满意的一票。
谁知节外生枝，外相币原接下来的发言不但把南次郎的美梦打个粉碎，还使他万般尴尬，下不了台。
关东军不把日外务官员放眼里
外相币原是带着一腔怒气来参加内阁紧急会议的。
一清早，币原与往常一样做完户外活动后，开始了早餐。边吃饭，他边毫不例外地翻开了今天的早报。但今天的报纸却令他早饭也没吃成。报上的号外以特大号字写道：暴戾的华军炸坏了满铁路线，袭击我方铁路守备队。我关东军全面还击，日中两国开战！币原既感到震惊，又感到气愤。惊的是满洲怎么一夜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而他作为日本外相，此前竟毫无所知。怒的是他再受到的冷落。作为外相对这么大的事竟然需要靠报纸来了解，那他与普通国民还有什么差别。盛怒之下，饭也顾不上吃，他起身便直奔外务省。
这时，外务省已忙做一团。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电报正陆续发至东京外务省。
第一电曰：“因中国方面迭次要求和平议决，职即以电话告知板垣，谓中日两国并未开战，中国又采取不抵抗，宜即停止，避免不必要之伤害。板垣答称：此事涉及皇军权威，军方决定彻底解决。职之提议，为军方所拒绝。……”
第二电：“从满铁全线军队同时出动这一点综合观察，此事系军方积极策划。职已托满欣总裁向本庄司令官要求制止，望政府设法制止军队行动……”。
第三电：“军方独断与不法行动，已使职失去抗阻之力。”
第三电所说“不法行动”，是指奉天林岛总领事劝阻军方不成反受威胁一事。
9月18日夜10时半左右，奉天北面枪声四起，立刻惊动了领事馆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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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形势的不断恶化，早使这些外交人员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他们毕竟不同于关东军，作为外务省的官员，他们必须执行外务省的协调外交，艰难地协调四处寻衅、执意挑起战端的关东军与捍卫主权、保持尊严的中国东北军之间的关系。
此前，森岛领事已从东北军方面了解到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的态度。
所以事变一起，他马上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关东军所为。遂于10时45分紧急求见板垣，试图说服他息兵停火，以和平手段解决此事。
但图谋已久的板垣岂肯就此罢手？！所以傲慢地拒绝道：此事军方自有主张，你们最好不要干涉军队的指挥权。根本没把眼前这个小小的领事放在眼里